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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全文摘自《幸福了吗？
》白岩松/著 长江新世纪出版社
转自：
播音中国（ID：
boyin-China）
近日来，“新型肺炎”成为全国人民密切关注的焦点。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正以武汉为中心，向全国蔓延开来。一时间，人们纷纷抢购口罩，关心着媒体实时发布的全国各地增长病例，分享着防疫这种“新型肺炎”的卫生信息。人们虽然紧张，但并未发生混乱。老百姓的心被这一事件牵动着，迅速联结在一起。
显然，媒体报道透明，放开公共议题讨论，并未对当前的疾控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反而提高了公众的警觉性，让更多公众更加自觉地配合防疫工作。
同样是传染性肺炎，同样发源于大城市，同样正值春运，也同样在这样一个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冬天，人们很难不将这次“新型肺炎”和17年前的SARS进行比较。17年了，当前的“新型肺炎”触到了我们的痛处，一些熟悉的画面唤起我们或是痛苦、或是深刻、或是痛并快乐着的记忆。
今天，回顾过往，我们依旧能从往昔中收获珍贵的经验。回看2003年的SARS，我们能明确今天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央视新闻人白岩松在《幸福了吗？》一书中详细回顾2003年一线媒体人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的所历所获，以下为全文——
17年前的SARS让中国媒体学到了什么？
2003年5月2日，傍晚的北京，与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堵车高峰相比较，这时的北京街道上畅通无比，甚至顺畅得让人恐惧。我开车去办事，车行至西直门处，在立交桥上看见的一个画面，终生难忘。
由于我车行在高处，向下看，一个居民的院里，一根绳子上正晾晒着两件物品，一件是内裤，一件是口罩。很奇妙的是，除此之外，绳上再无其他。我当时就开始后悔，如果不是在立交桥上，如果我们带了摄像机或照相机，实在该把这一个画面拍下来。因为再没有哪个画面能更好地记录当时的现实，内裤与口罩，一个守护着尊严，一个保护着生命。这可能是危急时刻，人们最后的底线。
当时，正是SARS肆无忌惮的时分，整个中国病了。
初起：
广州的怪病
事情从同学聚会的那一刻起，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2003年2月，春节刚过的一天，当晚我们要开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达》，去关注远方硝烟渐起的战争。
之前，有同学从厦门远道而来，于是，小范围同学聚会，没想到，饭桌上，她开始向我们“求援”，恳求帮忙找一箱“板蓝根”，说刚从广州来，那儿的醋都快卖光了，正流行一种怪病，怕厦门也买不到板蓝根，所以提前防范。
我们不算闭塞人士，身在媒体，按理应当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许是中国人十分强调春节期间的安乐祥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都自觉地“人间蒸发”。
再加上当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舆论环境仍采取宁紧毋松的管理模式，于是，这SARS已在广东“发展壮大”了两个多月，但硬是做到了“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
因此，当时的我们也并不知晓。
同学的“求援”让我有些警觉，估计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当时的头脑中，是绝对没有“SARS”或“非典”这个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广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传真过来的，说：“广州爆发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来报道？”
当时我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这是一档《东方时空》中十来分钟的日播新闻专题节目，追新闻是我们的目标，加上有过前一天同学要板蓝根的不同寻常，于是当机立断，当天派记者隋笑梅和摄像赶往广州，没想到，这一个决定，让我们拥有了众多SARS报道的“第一”。
记者到达广州后发现，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么简单，情形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2月11日，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地方政府面对SARS举行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的记者在场。
之后是前方记者紧张的采访，而后方，我们调整了节目方案，因为已经很容易判断出事态的严重，于是，原定的一期节目，被我们改为三天三期。也就是说，《时空连线》用持续报道，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始掀开盖头的怪病。
头两期节目，我们关注病情、事态的发展、相关的恐慌与防范，以及相关人员的采访与提醒，我们的记者成为第一个走进患者病房的央视记者，第一个采访到钟南山并在之后使之成为众多媒体焦点人物的起点。这两期节目也成为在京主流媒体最详细最快速关注SARS的报道，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央媒体中的“唯一”。
但是，仅有这两期节目是不够的，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
这个传染病的威胁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紧跟着，第三期节目，我们制作了“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这期节目，请到广东省副省长与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跨地连线，在SARS的背景下，探讨“政府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那一夜，我们屡屡经受波折，但在争取、说服和适当地妥协之后，这期节目还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被我们在节目中大力呼吁。
这三期节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几乎绝大多数的媒体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对SARS无法言说的状态中，这三期节目则给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并没有打算结束，虽然这三期节目播出完毕，暂时已经无法再继续跟进，但我觉得，眼下没有机会，自己却不能放弃，我们的记者应当在前方留守，继续采访和记录，一旦开闸，我们有第一手的东西。不难想象，这个时候，记录的重要性和价值有多大！
记者想回北京，我开始做她的工作，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选题：广东春节后个别单位出现的民工荒，让她原地制作这个选题并同时采访记录SARS的发展。
最后记者还是放弃，回到北京，这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有一丝遗憾。这就是一种当时凭直觉的判断，今天回头去想，记者如果能够留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或许，这也是我提倡组内民主的“恶果”。可在当时，离开也不太坏。隋笑梅们已用创造了好几个第一的方式初步揭开了盖子，劳苦功高。同时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早回来的好处是记者们没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则无法向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们播出之后，《焦点访谈》也制作了一期节目，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接受采访，谈SARS的事态，播出的节目中，强调的是有挑战但要乐观，能控制不必惊慌。但听说，他在录制时也说了一些“严峻”的话，只不过，不符合当时的大氛围，那些强调形势很危险的“警世恒言”被消解掉了，当然，做主的可不是电视台。
两个月之后，张文康因对SARS防范不力被解职，有他的同事开玩笑说：或许，他用自己的离职，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
随着《时空连线》与《焦点访谈》的播出完毕，关于SARS的报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SARS仿佛只是停留在广东的一个固定区域内的传染病，不会远行，全社会在一些乐观的安慰中没有警觉，并且注意力都开始转移。
对外，是那战争味道越发浓厚的伊拉克；对内，是3月初马上召开的两会。这可是一次换届的两会，万众瞩目，举世关注，祥和的气氛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田。而这时，SARS这个拥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却开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长驱直入，它的目标是北京，即将召开两会的中国首都。
爆发：
北京的SARS
时间进入到3月份，全国政协会3月3日开幕，人大会3月5日开幕。
其实，SARS已经在之前到了北京，仅比两会开幕早了一两天，假如当时有一些两会代表或委员到医院看其他的病而不幸感染上SARS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发生，然而，这仅仅是幸运而已。
两会如期开幕，重大的议题加上换届的内容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当中国的两会刚刚闭幕，美国就像商量好一样，3月20日引爆伊拉克战火，央视等多家媒体开始直播，日夜无休，事无巨细，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来关注展开的战争，中国人自然不例外，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千里之外，哪里想到的是：身边，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事已经迫在眉睫。更加可怕的是，在伊拉克的战争中，有固定的敌人，肉眼可见，而在中国，正在悄悄滋长和蔓延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人无法看到又好像无处不在，可能让每一个人在不知情中被“卷入”战争，甚至牺牲生命。
SARS攻占了北京之后，并没有打算收住脚步，它以北京为新的根据地，向其他的方向蔓延；
后来证明，宁夏、内蒙、山西等地的SARS病人，大多与北京有关。
其实这个时候，媒体内部已经有所查觉，我们已经感知到了事态的严峻性，我在做伊拉克战争直播的后期，已经向相关负责人提出要求：
咱们直播SARS吧，伊拉克战争大局已定，美国人都进了巴格达，没什么大变化的可能，而SARS就在咱身边啊。
被请求者恐怕也想如此但又为难：一来当时的央视还没有新闻频道，严重缺乏资源；二来，或许有的人也希望继续转播伊拉克战争来转移人们对SARS的注意力，但哪知道，敌人终将逼得你无法转移；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没有接到发起总攻的号声，没有号声，寸步难行。
然而号声已经不远了。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正紧锣密鼓地筹办新闻频道，试播的日子定在2003年5月1日，为了这个日子，我一边在直播伊拉克战争，另一边以制片人的身份在管着《时空连线》的播出。更重要的是，为新闻频道开播，我们栏目又研发了两个新栏目，《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大家紧锣密鼓地制作样片，为的是尽早通过立项审查，让栏目开始运行。
4月中旬，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那一天，巧了，我带着《新闻会客厅》的样片来让领导审，审片的领导级别高，包括广电总局局长以及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等人，审到一半的时候，中央台跑卫生口的记者急匆匆地跑进审看间，向领导汇报：
上面定了，4月19日或20日，全面公布疫情，还可能要直播每天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
这是爆炸性消息，大家都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我的直觉是：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但也说明，SARS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也许，更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不过，无论如何，媒体人该立刻行动了。
当天的《新闻会客厅》样片顺利通过，有趣的是，十几天后开播的《新闻会客厅》最初二三十天的节目，全都是与“SARS”之战有关的内容。
4月20日，总攻号吹响，先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范SARS不力被免职，这等于“杀一儆百”，让全国的官员警觉起来，行动起来。这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冲锋号。接下来，每天公布SARS病例人数和疑似病例人数，SARS防控，全面走向透明。这属于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作为媒体人，来不及鼓掌，总攻号吹响，意味着，我们要冲出憋闷很久的战壕。
开弓没有回头箭，4月20日这一天，开始彻底改变媒体与突发事件之间的关系，瞒而不报，将慢慢成为历史。
僵持：
全国的非典
最初一两天，人们陷入恐慌。
毕竟一夜之间，SARS病例增加了这么多，而且死了那么多人，这病毒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就已来势汹汹，自己躲得过去吗？这个国家躲得过去吗？
抢购，在当天就出现了，但值得记住的是，抢购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退却了。因为总攻号一响，媒体全部行动起来，各种信息透明而迅速，抢购的人们回家一看电视：山东的菜在运往北京，河北的菜在运往北京，各级领导都表态，物质准备充分，绝不涨价，老百姓将信将疑，又去抢，抢回来看，各地物资援助的新闻持续存在，再去一看，物价还没涨，于是，抢购风转眼即逝。
显然，信息透明是有助于恐慌消失的。
不过，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单位陆续放假，中小学停课，平日的北京，拥堵严重，出行效率低下，而这时候，街上见不到几辆车，甚至大白天，在没什么车的街上快速开过，都会有一种恐慌感。以前大片里看到的恐怖场景，成了生活中真实无比的背景，以至于开始怀念北京的堵车时光。
作为媒体，我们不仅无法休息，反而到了最忙的时刻。我和我们栏目组成为央视“SARS直播”的负责团队，伴随着新闻频道在5月1日的开播，SARS直播日日坚持，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二把手，都通过我们的直播表达了“抗非典”的决心和举措。
人们也快速地接受了新闻频道，因为什么样的频道宣传手段，也不如需求来得更直接和更具体，这个时候的公众，在恐慌中更是对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
正是在这种媒体与受众快速而透明的互动中，人们了解了疫情防范的要点，家家户户打响了防SARS的局部战争。
一方面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关节目；另一方面，我是制片人，要保证《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的播出与推出；同时，还要平抚好同事们的心理。
每天下午四点，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确诊病例，大家的内心也恐慌，于是后来，我拿个本，让大家分析，看谁的选择最靠近准确的数字，以这种带游戏色彩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紧张感；同时，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没戴过口罩，我要让身边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种乐观的信心，虽然回到家里，自己也会担心与忧虑。
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刚开播的新闻频道里，《新闻会客厅》第一次播出，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开播仪式。我让同事写了四个大字：
生于忧患。
是的，没有哪一个栏目没有哪一个频道事先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诞生；然而，街上没有几个人几辆车，恰恰说明人们在家中等待着媒体去做媒体该做好的事情。
越是忧患，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自身也是危机四伏，人员流动大，二楼新闻播出区无法停顿哪怕一分钟，再加上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位记者刘洪波已经因感染SARS住院治疗，更加让人担心。如果我们内部疫情发生，如何隔离？播出不许中断，播音区内如何工作？人员尤其播音员们都倒下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我们俩都没笑，其实，谁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不会出现。
连续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恐慌或担心，这时候的媒体，尽管平日里还经常被人骂，现在却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尊重并需要着，而媒体人也真对得起这段日子里难得的环境自由，他们哪儿有需要去哪儿哪儿有新闻去哪儿，虽然危险，却也真正找到了一种作为媒体人的尊严和成就感。
这几乎是SARS时期，我找到的唯一可用的照片，还是因栏目开播而留下的，可见，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拿起相机的心情。在这张照片上，大家故意戴上口罩，是为了记住那个特殊的出生日：2003年5月1日，而背后的墙上，正是我提出的四个字——生于忧患。
最艰难的时刻就那么十几天，这之后，每天下午四点的直播里，每日新增病例人数开始由百位以上退到百位之内，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慢慢地，恐慌与担心进一步减小，社会及生活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SARS时刻，一段突如其来噩梦一般的日子，即将走到尾声。而让人奇怪的是，这SARS病毒，如同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制造了一场大乱，而之后在人们的严格防控中，又悄无声息地走，甚至直到走的时候，人们还没太搞清它的底细。或许，这是一种宿命般地对我们的提醒与警告？
SARS之战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一瞬间改变了。
人与人之间多了关切与温暖，每天手机上，都有很多短信传递问候与鼓励。SARS时期，医患关系没问题了，医生都是白衣天使；媒体负责任地报道，不再“娱乐至死”；网上不吵架了，无处不在互相祝福；甚至低密度的住房和郊区的住房，都迎来了价格的上涨，
因为人们在SARS面前，意识到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重要性。
但是，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珍爱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
没办法，人们都是健忘的，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
尾声：
提醒总理
当年8月份，SARS渐行渐远，温家宝作为总理第一次来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他这次主要是为中央电视台建台四十五周年而来。到台里之后接见大家，一个小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们与相关领导和台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排成几列和总理照相，照相后，他离开凳子要到前方讲几句话，他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下，回身对原来站在第二排的沈力大姐说：“来，您先坐我那儿，别累着，还得讲一会儿。”这一个举动，透露出温总理的心细。
沈力大姐感动地坐下，全场掌声。
在这段讲话中，温家宝总理讲到：做一个领导，要冷静、清醒。
隔了一会儿，在中央台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温总理和电视台的一些员工坦诚互动。聊了没多久，温总理就决定，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不用进行盛大的开工典礼，“我来了，就是为你们庆祝了，别浪费了。”听过这话，现场有掌声。
面对面座谈时，我本没打算发言，因为觉得气氛不一定合适，没想到，临结束时，温总理点了我的名，于是，我也就针对刚结束的SARS之战，没太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