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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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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翻墙远征自由人,然后兴高采烈回到监狱

平说  · 公众号  · 社会  · 2016-09-07 21:23

正文



罗昌平|文


听说美剧《越狱》进入回归季,那个不知死因的米帅,带着他略显臃肿的身板和水涨船高的身价,即将复活。


这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弟弟为了救哥哥,通过不断与魔鬼结盟多次越狱,并收集证据以求脱罪。其实,无论身处牢房,还是成功逃脱,他们始终笼罩在一个巨大的监狱中。


以二十年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为拐点,监狱题材成了一种独特的影像题材,并创下两座山峰。因为有那些经典桥段的记忆植入,近来网络远征军大热之时,翻墙与越狱以某种时间错位,拼凑出诸多黑色幽默——


场景之一:有人越狱来自首,有人翻墙去爱国;


场景之二:翻墙远征自由人,然后兴高采烈返回监狱;


场景之三:我们今天誓死捍卫的,是日后你们享有翻墙的权利。


果然,“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古典诗意中的画面,在今天看来有着另一番政治喻意。这场网络运动无疑是一种集体狂欢,通过情绪的暗示和传染,使得追随者沉浸于一种宗教般的胜利气氛中而难以自拔。


有些旁观者由此看到了绝望,有些旁观者则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同样是宣扬爱国主义,梦工厂电影《最后的城堡》有着另一种诠释。


这座由城堡改建而来的军事监狱,迎来了重量级犯人——参加过海湾战争并有显赫战功的三星将领欧文。典狱长温特上校素以严酷的铁腕政策而著称,起初,他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囚犯将军颇为崇敬,可是随着欧文不断对监管方法表达对抗,尊敬变成了不满,直至升级为公开的敌意。


上校开始使用一切方式打击将军,成功将欧文塑造成囚犯中的领袖,并引导众人跟随他完成一个新的使命:控制这个监狱,解除温特的指挥权。这些昔日的军人、如今的犯人,抱着重新回到战场的觉悟,在精密组织和绝密行动中完成作战准备。


这部电影的主题不是越狱,仅仅只是争夺控制权,起事者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维护军人的尊严。影片无处不见寓意,将军搬运石头的情节让人想起《老人与海》——


囚犯们一直在修一堵石墙,他们谓之“城堡”。这帮业余工人的消极怠工,始终让工程拖拉而劣质,是自暴自弃的心理投影。将军却使这一切发生逆转,犯人们垒墙竟然垒出了感情,就像垒纪念碑似的把自己名字刻在上面,并把它当作心中的城堡。


同样是主旋律,题材关乎征途,只是表达各异,这或许跟导演有很大关系。


我特想知道,网络远征的原始动力来自何方,纯粹是自发?还是意识形态?甚或商业力量?在社交媒体时代,所有的演技需要经得更广泛的目光检阅。



“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身为画家,高尔泰寥寥数笔,即以画作般的场景令孤寂刻透纸背,脑中烙印,过目难忘。


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改农场,他度过了青春年岁中最黄金的一段。散文《沙枣》这样回忆,有次出工,他发现远处的沙丘上有颗沙枣树,熬到收工,独自掉队,偷偷溜去采摘。他没有逃走的念头,后来拼死追回农场。


这篇回忆录中,他说自己像一头孤狼,在集体中听人摆布,早已没有了自我,而此刻忽然孤身一人,竟然觉得有自由之感。可是,他毕竟要回到那列长长的饥饿队伍中去。文尾十字收笔,令人拍案。


无巧不成书,高尔泰的这句话激活了作家胡洪侠的一段特殊记忆——


1983年,胡洪侠与大他20岁的李晓岚,主动投向监狱。那是一个文学年代,身边熙来攘往的人,有的在写诗,有的在写报告文学,有的在学西方意识流,他们俩喊着叫着要写长篇小说。于是找到一个好地方——监狱,“见不着认识的人,没什么干扰,自由得很。”


数十年后,读到高尔泰的文章,胡洪侠“弃书长叹,想狂歌,想醉酒”。他撰文回忆,“狱中的日子,安静,寂寞。有时候实在难耐,悄悄回城看一场各路走穴明星拼凑而成的文艺晚会,然后连夜再赶回去,仿佛越狱的人无处可逃,只好又回狱中自首。”


这种在监狱采风的经历,仅是作协会员的特权,并非人人都有,也仅是一种场域的模拟,难以形成刻骨心迹。至于瓦尔登湖之外的梭罗,则开创了另类突破


梭罗视个人独立自由如生命,却以六年不交投票税而主动“追求”监狱。他不仅公开宣称自己不愿意纳税,而且认为“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是监狱”。他被传唤,很欢乐地入监服刑。“当我站在牢房里,打量着牢固的石壁,那石壁足有二、三尺厚,铁木结构的门有一尺厚,还有那滤光的铁栅欗。我不由地对当局的愚昧颇有感悟。”


这种“追赶监狱”,显然跟网络远征军截然相反,也区别于墙里人的反向操作。梭罗提出的公民不服从,本人从未致力于完成统一而完整的理论架构,但经甘地等人获得光大


一般来说,公民不服从是指:个人或群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非暴力、故意、公开违反与自己的政治、道德或宗教信念不符的恶法,并自愿接受因此导致的制裁。这有别于革命。


上述方式,并非一致,程度有别,但都在尝试体验那堵有形或无形的墙。



墙的存在,总能提供诸多超越想象的现实存在。


《打铁记》做过这样的类比——“为什么香港人可以在大陆随便呆,大陆人只能在香港呆七天?”“监狱里的犯人想要出去肯定有限制,外面的人想进监狱体验就随便了。”


回溯所有关于监狱的影像,《肖申克的救赎》以其独特地位至今难以超越。全片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场域,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时间流逝、环境改造”的恐惧。


囚居半个世纪的老布获得假释,他选择自杀身亡,因为他习惯了监狱的一切,而假释却是面对一个更大的牢笼,一个他完全适应不了、手足无措的现实社会。换言之,监狱更像是一种被形象化的“体制”。


正如瑞德在其中的经典台词:“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警备森严的肖申克是一个具有寓意的象征,如同我们在现实中经常遭遇的一种冷酷的权威的代表。当我们懵懂无知的时候,开始不断地接受各种各样的的训练、效仿和暗示,向着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一点点进发。渐渐地,我们拥有了统一的节奏和频率,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


什么是体制化?很明显,它包括某种规制、习惯、意识和氛围,是一种人的心理依赖,或者说,是人在特定体制下形成的心理依赖。


“人总是社会动物。从客观上讲,一个人强大,不是因为他本人强大,而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强大。拆散他的社会纽带,他自然就弱了。”刘仲敬说。


村上春树有着相近的翻译——每个人或多或少必须面对一堵高墙,这高墙名叫体制。“体制本该庇护我们,但有时候体制不再受制于人,然后它开始残杀我们,甚至让我们冷血地、有效地、系统地残杀别人。”


其实,那些习惯于静默的旁观者,与那些热钟于翻墙的狂欢者,并无根据区别,他们与导演共同构成了这个强大的体制,是高墙的搬运工与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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