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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丈夫申请工伤死亡认定的583天

极昼工作室  · 公众号  · 职场 社会  · 2024-11-26 09:50

正文

文 | 李晓芳

编辑 王一然


死亡通知

接到丈夫死亡通知电话时,冯婉婉以为是个可笑的恶作剧,直接挂了电话。前一天凌晨1点,丈夫还在和她发消息,抱怨自己在加班开会。会议大概持续到凌晨3点多,冯媛媛起床给孩子喂奶,看到丈夫发来两个流泪的表情,她当时还回复丈夫:不干了,不让人睡觉。
“好好的人,怎么会突然没了?”冯婉婉说,她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但丈夫公司的电话在那个早晨一个接一个打来,那是2023年1月1日,早上9点,丈夫蒋邓帅的同事要开车外出拜访客户,找他拿车钥匙时发现,人躺在宿舍床上,怎么呼喊都没有反应。同事当即拨打了120。
医院的病历记载,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观察胸廓无起伏,身体僵硬,可见尸斑,心电监护显示平直线,宣布死亡。”后来据法医鉴定,蒋邓帅的死亡时间,大约在1月1日凌晨3到4点间。
如今看来,事故早有预兆。2022年年底,蒋邓帅和同事们陆续感染了新冠。12月29日,蒋邓帅和同学发信息说自己阳了,感觉不对劲。30日上午,他外出拜访客户,在下午5点多抽出时间去了趟医院,病历上写道,“患者3小时前突发胸痛,呈持续性隐痛,伴头晕”。后来做了CT检查,他被诊断为肺部感染,开了几盒药离开。
蒋邓帅生前病历。讲述者供图
30日晚上8点45分,蒋邓帅所在的工作群要求15分钟后开会,全员着正装、打领带、开摄像头,会议结束已经是31日零点。但紧接着,第二场会议开启,蒋邓帅向妻子冯媛媛抱怨,“这么晚了走流水账,真没一点意义啊”。31日凌晨3点多,他给妻子发了两个流泪表情,还跟朋友吐槽了两句,“搞到4点整得踏马贼难受。”朋友回复,“你们这也太猛了吧,白天还能起来干活吗?
2022年12月31日,元旦假期的第一天,聊天记录显示,他一直在处理各种工作事项,31日早上8点56分,蒋邓帅和公司的物流司机通了3分多钟的电话。上午10点,他开始回复同事发来的工作信息,下午协调物流货运等等。
当天中午,同事还发信息给他,说他下午得去超市买菜,晚上负责做饭,“2荤菜,几个蔬菜,站长说的。”蒋邓帅下午5点多才回复道,“我做不了,心口痛,快死掉了。”十个小时后,他在公司宿舍内去世。
此时离蒋邓帅入职公司还不满一年。2022年1月初,33岁的蒋邓帅进入总部位于河南南阳的牧原集团,被派到杭州服务站做销售。牧原称得上当地最大的企业之一,业务囊括生猪养殖、育种、饲料加工等,其创始人曾写过一篇《拜猪文》,被奉为牧原文化结晶,其中提到,“像猪一样,少算计,多奉献”,“让我们和猪一起,傻乎乎,乐呵呵,奉献自己”。
冯婉婉说,蒋邓帅入职后,他们一星期也很难视频通话一次,常听丈夫提起,深夜乃至凌晨一两点还在回复工作信息。儿子百天时,她想让蒋邓帅一块挑选拍好的纪念照片,蒋邓帅说自己正在拜访客户,实在没空。去世前半个月,蒋邓帅和同事们陆续阳了,站长几次在工作群强调:“发烧居家休息,并不是躺平什么都不干了!”“低烧也可以拜访客户。”
冯婉婉和公公急匆匆赶到杭州,她记得,当时牧原的一位法务和他们协商,表示公司会全力配合家属申请工伤死亡赔偿金,条件之一是,家属不能以任何方式,包括媒体、网络等发表该事件言论。
处理完丧事,冯婉婉将丈夫手机里的工作证据、聊天记录打包发给公司,牧原在2023年1月向南阳市内乡县人社局提交了工伤死亡认定申请。然而因为材料不齐全,申请被退回,经过补充后,内乡县人社局在2023年6月受理申请。当时的冯婉婉还不知道,更糟的情况还等在后头。

法规的延伸

一个月后,冯婉婉领到一纸《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冯婉婉不能理解,从工作记录来看,丈夫经常加班,出事前两天刚去完医院,“他身体已经非常难受了,回来当天晚上立马叫他通宵开会加班,按理说公司肯定要占大部分责任的。”
她找到丈夫公司,希望由公司出面提起行政复议,“我什么也不懂,就感觉在认定上,公司肯定要比个人更有影响力。”她记得当时公司一位代表直接问道,“你想要多少钱?”冯婉婉一下懵了,“你说一条人命值多少钱?我说不出口。”
在谈话录音里,公司代表提出新的方案,表示家属来往杭州的食宿交通费用和丧葬费用共6万元,公司可以再额外提供5万元抚恤金。“我当时直接就站起来说,你随便在街上拉一个人,你问5万块可不可以?”
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冯婉婉决定自己申请行政复议,她找律师同学帮忙,重新写了一篇复议稿。四个月后,2023年12月,冯婉婉收到的还是《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人社局在决定书里提到,蒋邓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
这一条例包括两种具体情形:一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第二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院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
内乡县人社局认为,蒋邓帅是在休息的宿舍床上死亡,且当天没有工作的任何痕迹,“可见蒋邓帅发病时并不是处于工作状态,不属于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

图源东方IC

《工伤保险条例》于2004年施行,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被认定为工伤。但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职工在工作时间、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呢?从医学层面,很难判断死亡是否与工作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针对这类情况做了补充规定,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欧运祥曾经提到,“这是倾向于劳动者的保护性政策。”但实际执行中,这一条款引发过不少争议,比如离开工作岗位后因加班过劳猝死的职工被排除在外,48小时限制更会让家属陷入道德困境。
在个别案例里,有司法机关尝试对“病亡视同工伤”情形作延伸适用。2017年的傅高木案和蒋邓帅案就颇有相似之处,职工傅高木在工地感觉身体不适,返回附近的宿舍休息,直到同事下班才发现他已经昏迷,事后经医院诊断为心脏性猝死。
因为人社局认定傅高木不符合工伤规定,他的妻子一路上诉至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年迎来判决,撤销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重庆高院的判决书里提到:普通劳动者因为缺乏医学专业知识,苛求职工一旦突发疾病就径直送往医院救治,不符合客观实际状况。“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处于重症状态导致无法坚持工作,之后离开工作岗位就近休息缓解症状,该就近缓解病情符合生活情理,具有合理性”。高院最终支持傅高木的死亡应该纳入“视同工伤”范围。
冯婉婉提到,牧原杭州站的办公室位于一处居民楼,客厅是办公场所,卧室是宿舍;而蒋邓帅的销售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从工作群信息来看,他常常深夜、乃至凌晨还在协调工作、开会加班。在冯婉婉看来,丈夫的工作场所和住宿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已经混为一体。
今年1月,冯婉婉第二次申请行政复议,4月,依旧是“不予认定工伤”。在这期间,她将丈夫的遭遇发到网上,公司再度和她协商,表示可以拿出40到45万的抚恤金。
冯婉婉一度想接受条件放弃了——申请工伤认定已经一年,婆婆当时受了刺激,身边离不开人,她在离家100多里地的乡镇学校上班,有时得抱着哭闹的孩子开车,还需要兼顾复议、搜集提交证据材料。“有一点精疲力尽了,然后我公公说感觉算了,我们还得过以后的生活是不是?”
然而进一步协商时,冯婉婉说,公司又将金额降到30万,“他们出尔反尔,而且当时我们刚拿到第二次行政复议结果,他们觉得我现在无路可走。”冯婉婉被激怒了,这一年来,她自己学着写复议申请稿,查阅《工伤保险条例》,“我已经学了一些法律知识,跟刚开始不一样,我也不怕打官司。”
4月,她将内乡县人社局、县政府诉至内乡县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县政府的复议维持决定,重新进行工伤认定。

“争取我的权利”

冯婉婉后来回忆,那时她其实很迷茫,完全没有把握。律师郝正新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冯婉婉时,“她和蒋邓帅的父亲各方面压力都很大,觉得对方是大企业,其他亲属也说还不如协商,个人肯定赢不了之类的。很明显的信心不足。”
郝正新能理解他们的情绪,“工伤认定案子整体来讲非常困难,但在一些个案里又充满了偶然性。”她曾替一些外卖骑手打过工伤赔偿官司,一些第三方配送商没有和骑手签署书面劳动合同,这意味着工伤赔偿流程的第一步——确认劳动关系都无法实现。
偶尔几起成功认定的案例,可能是恰好遇上法律知识同样匮乏的配送商,“他可能也不知道请律师,没人给他支招,在法庭上就如实说了所有情况,最后成功被判定成劳动关系。”
在代理冯婉婉的案子之前,郝正新也关注过不少相似案例,比如2021年拼多多一位23岁的员工,某天加班后,于凌晨一点离开办公室,最终倒在下班路上,“也是没认工伤。”
类似的职工猝死事件更是屡见不鲜。今年4月,某科技公司员工下午6点在公司附近吃饭时突然晕厥,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提交的工伤申请被驳回。6月,科大讯飞一名38岁员工早上7点,在家中突发不适,送医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家属前往公司希望认定工伤。同一天,一家跨境电商企业一研发人员在公司突发不适,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在郝正新看来,蒋邓帅能否被认定为工伤的关键是,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能否作延伸适用,“过去有一些判例就是员工在上班时间突发疾病,回宿舍休息,在休息过程中猝死,只要证明上班期间突发疾病和休息过程中猝死,两者具有紧密的因果联系,这是可以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
她重新整理了蒋邓帅生前的微信工作记录,郝正新提到,冯婉婉整理的资料证据很齐全,“但对于家属来说,她没有法律背景,一些内容会被当成普通信息给忽略掉。”
郝正新发现12月31日当天蒋邓帅开会到凌晨4点,白天与多位客户沟通工作信息,有许多工作痕迹,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天同事催促蒋邓帅为服务站买菜、做晚饭,下午蒋邓帅回复说“我做不了,心口痛,快死掉了”,“这能表明他是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去休息之后第二天猝死了,死亡时间和工作时间是有连续性的。”
今年7月16日,案件正式开庭。7月29日,冯婉婉收到内乡县人社局的《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其中写道:因发现新的证据材料,可能对蒋邓帅工伤认定产生影响……经本局研究,对蒋邓帅工伤认定一案重新认定审核。
冯婉婉在今年8月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讲述者供图

牧原的内部人士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提到,公司就新证据向人社局递交报告,让和蒋邓帅对话的同事做了过程说明,而此前公司在申请工伤中收集证据等方面确有做得不足之处。

冯婉婉有时会想,如果早点劝丈夫离职,悲剧是不是就能避免?出事之前,丈夫和她讨论过,等过完年就不干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在冯婉婉眼里,丈夫一向很能吃苦,当时身边的同事因为工作强度大,离职频繁,但蒋邓帅说,自己也30多了,希望能继续坚持,多挣点钱。几年前,他在郑州买了一套恒大的房子,“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就拿去还房贷。”他想着早日把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接到郑州。然而去年就该交付的房子也出了问题,烂尾了。
困难重叠,唯一幸运的是,8月7日,内乡县人社局重新做出认定:蒋邓帅同志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
冯婉婉有点哽咽,“这个事情完了之后,我才感觉对他还算是有一点交待了,你看我终于给你争取了。”
冯婉婉说自己过去平凡普通得不得了,老老实实读书考大学,毕业后回乡镇当了老师,“圈子很小,之前人生也没有什么大变故,工作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如今她不这样想了,“我通过这件事情了解到,我们是享有权益的,就算最后工伤认定不成功,”她的语气很坚定,“也不妨碍我们站出来。”
前段时间,她质疑自己的社保少交了,她说过去可能会犹豫许久也不敢发问,但这次她直接找学校领导,要求了解实际缴纳金额。她记得一位领导嘲讽,“你是不是告状告上瘾了?”她没有退缩,回复道,“这是我的权利,我现在在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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