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业群体而言,过分介意雾霾和过分不介意它的程度,似乎都超出了想象。
文:乔芊 苑伶 郝浩 苏一 肖芸芸 刘燕秋
接到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第二天,白日梦旅行CEO孙博就宣布员工可以在家办公。三天过去了,情势仍不见一丝好转,她决定推动一个更大的改变。
“是否愿意排除万难携全家(单身的更好说)在未来半年内陆续搬迁至杭州或其他城市?我想挽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她在公司群里认真发问。这不是一个全新的议题,但结果出乎孙博的意料。
在这家北京本地人占比超过6成的创业公司,有76%的员工同意搬家,10%左右还没想好,明确反对的不到15%。
员工中愿意搬迁的人数比例,多得有点超出预期。
作为一个关注创业和商业的媒体,我们原本猜测创业公司很难离开一座北京这样的城市。经纬中国的张颖刚刚在36氪的WISE大会上说过,即使“雾霾有可能让我们减寿”,他也更享受在这里把控一个公司、跟一帮志同道合者厮杀,跟最优秀的创始人一起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换一定的生命长度是非常值得的。”他说。
而在36氪针对创业者做的是否会因为雾霾想要搬家的调查中,回收的百余份问卷里,
也的确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不会搬离,当前城市资源和市场优势不可替代”。
在我们的采访中,还有一些表态相对婉转——“这个问题脑洞真大”,或者十分尖锐——“这种事并非正常人所为”。
但是,还有摇摆中的的另一半50%。他们或者把搬迁列入了长期计划,或者会部分搬迁。这都意味着,
雾霾,确实可以损害一个城市的竞争力
。
孙博是主张搬离的坚定派。她单身、没有小孩,在160多个国家旅行的途中,曾经掉下过帆船,摔断过肋骨,还有一次,飞机的起落架坏了,他们不得不返航迫降。“如果你面对过生死,发现无能为力,无法选择以后,但凡可以选择的,你都会选择更对的。”孙博说。
孙博感到庆幸——她的员工大都受教育程度高,对雾霾危害有比上一辈人更深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初出校园的年轻人,在经济条件和职业资源上,有能力对选择负责。就像孙博的高端旅游定制客户那样,他们中超过3成的人已经离开了国内,而
雾霾无疑是决策天平上越来越重的一块砝码
。
尽管如此,最终做出搬迁决定,她依然要说服两位合伙人——其中一位女性合伙人刚生完小孩,一家老小搬迁成本太大;另一位男性合伙人则担心搬迁会流失一部分机构客户,损伤公司业务。“如果他们中有一个实在不同意,我也不会搬。但我会尽力说服他们,他们也已经在动摇。”
事实上,无论从个人情感和经历出发,搬离北京是多么迫切的愿望,创业者的核心考量依然是公司利益。那么从“利益”的角度考量,
北京这样的城市,是否有合适的代替品?
杭州是孙博最心仪的下一站。作为湖畔大学第一届学员,她希望离学校近一点。对她的旅行公司来说,风景优美的西湖区也是理想的选择——即便在杭州的黄金地带,租金也只有望京的一半。但
代价也存在
,比如互联网公司核心的技术人员,在杭州会比在北京难找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