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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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我们先复习一下中学语文课本，背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名句：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首诗的背景不用多加解释了。安史之乱后，杜甫流落到巴蜀，在成都郊区好不容易盖了一栋茅屋，可一场大风雨把屋顶的茅草吹走，“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当时的成都类似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成都和昆明等都市，关中避乱的人涌进来很多，房价飙升，拥有几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殊为不易。老杜一生流离颠沛，他在成都的这个草堂，算是他很好的栖息地了，所以为此他写过：
舍南舍北皆春水， 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
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安史之乱前，杜甫在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生活了十年，生活比在成都还艰难。
在长安的前几年，杜甫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草药，拿到市场出售以生活。有时去买政府为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杜甫患了疟疾，九死一生，多日没能吃上一段饭。病愈后他去一位叫王倚的青年的家门口，王倚看到杜甫的样子，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自己家境也不富裕，但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为此写下了《病后遇王倚饮赠歌》，酬谢其一饭之恩：
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
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静如练。
兼求富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
故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脚轻欲漩。
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况深眷。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说白点就是武器库管理员。仍然俸禄低微，当年十一月，他从长安回奉先的家，眼睁睁看到小儿子饿死。
吃饭都成问题，要在长安居住就更难了，杜甫曾一度把家眷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因生计问题而迁移到长安东北两百多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这相当于在保定买房居住，在北京上班呀。比住燕郊的人还惨呀。
唐代大诗人中，除了王维这样的官二代，能在长安轻松置产，其他诗人居京多不容易。比杜甫晚生许多年的白居易，河南新郑人，史载：
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投顾况，况戏之曰：“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原上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这是顾况对后辈的鼓励，其实白居易的“京漂”生活也是很艰难的。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
白居易这一年32岁，虽然先后通过了礼部的科举考试和吏部的选拔考试，在秘书省做校书郎，成了有编制的公务员。但他的薪水无法在长安买房，只能在城东的常乐坊租了已故宰相关播家的一个亭子住了下来。
34岁那年，白居易把母亲和弟弟接到长安来一起住，但是一个亭子怎么能住得下呢？于是，他只得在长安周边的渭南义津乡津贤里金氏村买地建了处宅子，一家人总算住下来。旬休时，白居易骑着马赶到渭南与家人团聚，第二天回长安上班。他曾写了一首《新构亭台示诸弟侄》记述乡居的环境：
平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
东西疏二牖，南北开两扉。
东窗对华山，三峰碧参差。
南檐当渭水，卧见云帆飞。
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
足以充饥渴，何必慕甘肥。
风景虽美，可上班的成本太高了。
说完了唐朝，咱们再说说宋朝，以唐宋八大家占三席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为例。
嘉佑元年（1056）五月，三苏从四川眉山抵达京城汴梁。在汴梁，父子三人只能寄宿在寺庙，然后参加礼部的初试和第二年春天的省试，两兄弟同登进士第，父亲苏洵落榜。不久苏轼的母亲程氏去世后，父子三人回四川料理丧事，嘉佑四年再回到东京。
清明上河图【局部】
汴梁当时是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繁华程度天下第一，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了。精英们挤破头来汴梁，自然抬高了房价。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中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连贵为宰相的寇准也感叹：“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谨则住僧舍或僦居。”
赏识苏东坡的恩师欧阳修曾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的诗中说：
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
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
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
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只能租住在污水横流、鱼龙混杂的街区。苏氏父子要在汴梁拥有一套宅子自然比登天还难。当时宋王朝推崇孝道，作为大儿子的苏轼被外放做官，从陕西凤翔担任判官开始，辗转各地，官场蹉跎。他的弟弟苏辙很长一段时间在首都为官，以方便照顾住在汴梁的父亲。这样一个大宋第一文化家族，在汴梁也只能租房子住。苏洵故去后，苏轼、苏辙两兄弟仍然没能在首都买上房子。
苏轼每次进京，都借住朋友家的房子。他跟驸马王诜交好，驸马当然不一样，有的是房子，他经常去王诜家借宿。——《水浒传》中的高俅，先在苏学士即苏轼家当跟随，后苏学士外出做官，高俅便跟了王驸马，因缘际会入了后来当皇帝的宋徽宗的眼，这个故事是有所本的。
后来苏东坡的儿子在汴梁结婚，老父亲没法给他们买婚房，只好让夫妻俩借住同乡兼好友范镇的房子里。——可见苏辙当时在汴梁也没房子，否则侄子首先想到是借住叔父家。
苏辙曾在《闻诸子欲再质卞氏宅》感叹：“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对儿子们他满是愧意，到了人生的暮年，他写下了《闭居五咏其四买宅》：
再不买房，儿子们都有怨言了。苏辙终于决定拿出一生的积蓄买房子，可是首都汴梁的房子他仍然买不起，只能在距离汴梁两百来里路的许昌买房。在许昌他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一生的积蓄为之耗尽，“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而他尊重的长兄苏轼已故去多年，再也看不到苏家在首都周边总算有大宅子了。
接下来，咱们穿越到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看看后来名满天下、封侯拜相的曾国藩的租房生涯。
道光十八年，27岁的曾国藩进士及第，并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开始从小京官做起，也开始了他长达十四个年头的租房生涯。
据历史学者张宏杰考证：
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赴官者一样，最初几天他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长郡会馆），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银33.47两。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
后来由于曾国藩的父亲护送曾国藩的妻子儿女来京，几位弟弟也住在哥哥的家中读书，人口剧增，必须找一处更宽敞的宅子，才能安顿全家老小。他四处看房，终于租住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一处住宅，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占他一年的俸禄一半。看那时候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经常叫穷，真的是很拮据。
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很长一段时间住在绳匠胡同
随着职位的升迁和家庭人口的增多，棉花六条胡同的宅子又不敷居住了，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搬到了绳匠胡同，仍然是租住别人的宅子，他在家信中如此对父母禀告：
男于八月初六移寓绳匠胡同北头路东，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
房租已经是此前租住棉花六条胡同的2.5倍了。后来曾国藩又先后搬到碾儿胡同、南横街胡同。他在三十七岁时升到了侍郎级（副部级），咸丰二年，他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兼署兵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兼任中组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去江西做乡试主考官，在途中接到母亲病逝的家书，立刻回家奔丧，从此开始了他操练湘军与太平军鏖战的戎马岁月。至此，一个二品大官，曾国藩仍然在北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直到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868年1月26日)，已立下挽清室于即倒之大功的曾国藩，阔别京城十七年之后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在北京他只能住在金鱼胡同的贤良寺，七天后搬到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居住。身为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可谓位极人臣，他在北京竟然还没有私宅。
我们吃火锅常点的这道菜，却是美国大兵最痛恨的军用伙食
对于吃货们来讲，涮火锅时多少要来一点的午餐肉，曾经也是不折不扣的军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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