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M·埃贝林（Richard M. Ebeling，1950年－）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倡导自由市场、私有财产权和有限政府的经济哲学闻名，长期致力于推广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并在学术、公共政策领域积极发声。
生平与学术背景
- 教育背景：埃贝林本科就读于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后于英国米德尔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Middlesex）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 学术职位：曾任教于多所大学，包括北密歇根大学（Northern Michigan University）、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等。他还曾担任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的主席（2003-2008）和米塞斯研究院（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的学术事务副主席。
- 公共角色：埃贝林不仅是学者，也是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常在媒体、专栏和演讲中阐述自由市场理念。
主要思想与贡献
奥地利经济学的传播者
埃贝林是奥地利学派第三代学者（继米塞斯、哈耶克之后）的核心人物之一，致力于普及该学派的核心思想，包括：
- 市场过程的动态性：反对静态均衡模型，主张市场是企业家发现与协调的动态过程。
- 反对凯恩斯主义干预：批判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做法。
自由意志主义哲学
埃贝林将经济学与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哲学结合，主张：
- 最小政府：政府职能应限于保护个人权利和财产，反对福利国家与过度监管。
- 个人自由至上：强调自由选择、自愿交易和契约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基础。
经济史研究
埃贝林对20世纪经济史有深入研究，尤其关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的失败。他通过历史案例（如纳粹德国、苏联）揭示政府控制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并以此论证自由市场的优越性。
货币与通货膨胀
他继承米塞斯的货币理论，批判中央银行体系（如美联储）人为制造通胀的货币政策，主张回归金本位或自由银行制度以约束货币滥发。
代表著作
- 《奥地利经济学与政治经济》（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reedom）：系统阐述奥地利学派的核心原理及其对自由社会的意义。
- 《货币、通货膨胀与政府》（Monetary Central Planning and the State）：分析中央银行干预如何扭曲经济并导致危机。
-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 in the Globalized World）：探讨全球化背景下自由市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编注作品：编辑整理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先驱的著作，如《米塞斯精选集》（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
公共影响与争议
- 政策倡导：埃贝林长期呼吁减税、放松管制和废除贸易壁垒，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如NAFTA）和去中心化的经济治理。
- 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认为其必然导致经济低效与个人自由的丧失。
- 争议立场：他对政府干预的彻底否定（如反对最低工资法、公共卫生管制）常引发左翼学者的反驳，被视为“极端自由市场主义者”。
荣誉与奖项
- 2016年获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机构“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颁发的加里·G·施拉鲍姆奖（Gary G. Schlarbaum Prize），以表彰其对自由理念的终身贡献。
思想遗产
埃贝林通过学术研究、公共写作和演讲，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带入主流政策讨论，影响了新一代自由意志主义者和自由市场倡导者。他坚信，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结合是人类繁荣的唯一可持续路径，其思想在全球化与政府扩张的背景下仍具现实意义。
奥地利经济学家对货币起源和购买力的看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多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就对欧文·费雪提出的通过政府对货币的操纵来稳定价格水平的观点多有批评。哈佛大学的弗兰克·陶西格（FrankTaussig）、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劳克林（LaurenceLaughlin）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大卫·金利（DavidKinley）就有强有力地提出，执行费雪的方案将会加剧（而非减轻）经济趋向的不稳定性。但是，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最雄辩的论证反驳了20世纪20年代的价格水平稳定政策。要理解他们对价格水平稳定的批评，我们有必要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说起。
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1871）和《货币》（Money，1892）中，门格尔解释了交换媒介的起源。人们通常在交换商品的时候，会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潜在交易的一方可能并不想要另一方所拥有的商品。如果交易中的商品不能很方便地分割成份来反映可能的交易条件，那么交易便无法完成。
结果是，人们会想找到实现他们目的的间接方法。一个人可能先把手头的商品换成其他暂时用不到的东西，但他可能认为，这个东西对另一个拥有他所想要的东西的人而言，是更容易接受的，于是他会用自己这个没有直接用处的商品作为媒介，他会用商品A来交换商品B，然后转过头来用商品B去交换商品C。在这个交易的序列中，商品B就成了媒介。
门格尔继续解释说，随着时间的发展，交易者发现，某些商品具有的一定的质量和市场特征使它们适合成为交换媒介。有些商品在大的潜在交易者圈子中有更大的一般性需求，有些商品更便于运输且容易方便地分割成不同的数量以反映人们达成协议的交易条件，有些商品则相对更持久和稀缺，而且难以复制。在贸易和商业的扩展中，那些拥有这些合适特点的商品，更容易在漫长的时间里变成人们广泛使用和接受的交换媒介。
因此，那些商品在历史上变成了市场中的货币商品（moneygoods），因为货币的定义正是市场中得到最广泛使用且一般能作为交换媒介被大众接受的商品。
货币在一开始是市场中的普通商品，因其特定的大受欢迎的资质，也因其作为媒介的用处而慢慢受到人们的青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的使用可能的确超过了它作为一般商品的其他用途。从历史上来看，金和银成了最广为人们接受的交易媒介——市场中的货币。
对于门格尔和之后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而言，这强烈表明，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货币不是政府的创造物或者产物。就其起源而言，货币自然地从市场过程中出现，随着个人寻找更好的和更简便的方式通过贸易和交易来满足他们的愿望而出现。
奥地利经济学派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人们开始使用一种货币，我们该如何定义其在市场中的购买力或价值呢？先是门格尔，后来是米塞斯在他的著作《货币和信用理论》（TheoryofMoneyandCredit，1912；2nded.，1924）中倾注了很多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易货状态下，当所有商品都直接用于交换其他商品的时候，每种商品在市场中都有与其进行交换的商品作为相对价格的标志；但在使用货币的经济体中，商品不再直接用于交换其他商品。取而代之的是，每种商品首先被卖掉换成钱，然后人们又用卖掉这些商品赚到的钱来购买他们想要的其他东西。每一样商品都只有一种市场价格，即货币价格。
但货币仍然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外。货币是一种继续直接用于交换市场上其他商品的商品，因此货币没有单一的价格；恰恰相反，货币与商品在其交易的市场中一样拥有诸多价格。货币的购买力就是一系列或者一组货币和每种它能够交换的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而任何一个时刻的货币真实价值则是一组特定的交换比率，这一比率在经济中通过货币交换成每种其他商品得以出现。
从定义来看，货币的购买力和价值一直在变化。人们出售商品换取货币或者用货币购买商品的意愿和能力的任何变化，都将改变货币和商品之间的比率。如果人们的偏好发生改变，比如他们现在想多买鸡肉少买汉堡，那么市场中对鸡肉的需求就会增加，而对汉堡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改变鸡肉和汉堡之间的相对价格，鸡肉的价格往往会相对于汉堡的价格上涨；但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还会改变货币的购买力和价值，因为现在鸡肉的货币价格将会增加，而汉堡的货币价格会下降。因而，市场中货币和其他商品之间的这系列或这组交易比率，也与之前不同。
现在，假设人们的偏好改变了，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更少，而想持有更多由出售商品所获得的货币，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可用现金余额，以便在未来进行交易。对商品的需求减少意味着对持有货币作为现金余额的需求增加。此时，商品的货币价格将倾向于下降，而每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或者价格则会上升，原因在于在更低的货币价格上，每单位货币对于市场中的商品而言将会具有更大的购买力。
只有在人们相应地降低对商品需求时，货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么商品的相对价格才会同样改变。为什么？原因在于，举例来说，如果对鸡肉下降的需求超过对汉堡的需求，那么即使在同样更低的货币价格上，鸡肉的货币价格仍比汉堡的货币价格下降得更多。作为这个改变了货币价格水平或范围过程的一部分，相对价格的结构本来也应该发生改变。
因此，欧文·费雪建议的“就像我们已经对码尺、磅重和品脱杯进行了标准化那样，我们应该对美元进行稳定，或者标准化”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类比上。
但货币的购买力或价值并不是度量的固定单元。它是由货币和其他商品的交换比率构成的，它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在期望和需求各种不同的商品，以及花掉货币或者持有货币作为一定数量的现金余额的吸引力之间，相对于当下的变化的估值。
米塞斯在《货币和信用理论》及之后的文章《货币稳定和周期性政策》（MonetaryStabilizationandCyclicalPolicy，1928）中，也挑战了欧文·费雪通过使用指数来度量货币购买力的提议。举例而言，消费者价格指数是通过选择一组商品作为特定群体中的一般家庭经常购买的普通商品的“代表”，在这个代表消费品的篮子里的各个商品继而被“度量”，即通过我们假设的这个代表家庭在任意一段时间里购买的篮子中的每样商品的相对数量来进行度量。我们将这些商品的价格乘以每样商品购买的相对数量，以此作为购买这个代表消费品篮子的成本。
不管一开始购买这个商品篮子时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在随后一段时期能购买更多还是更少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与人们假定购买的固定相对数量相乘所得的结果，在一段时间内都决定了这个消费者家庭的生活成本是上升还是下降。
米塞斯认为，指数的构造实际上是建立在武断假设上的统计虚构，而不是对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进行精确度量的方法。第一个武断假设与对商品篮子中商品的选择和对它们所赋予的权重有关。每个人对商品的偏好十分不同，即使是收入和所属社会群体或者地理位置相同，那些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因此，要把哪些商品放到这个篮子中几乎说不上科学准确性，我们也不能把放入篮子的商品的数量说成“具有代表性”。
第二个武断假设也跟篮子中商品被赋予的权重有关。假设在用于比较的一段时间里，开始购买的数量与未来购买的数量相同，但在实际的市场交易中，购买各类商品的相对数量总是在变化，人们对商品的偏好和期望也一直在变动。即使人们对商品的基本偏好没有变化，在真实世界中，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在变化。人们倾向于在价格上涨时少买，在价格下降时多买，或者多买那些价格上涨幅度小的商品。
第三个武断假设是市场中没有新的商品，且旧的商品也没有从市场中消失。但这两种情况都很普遍，而且都会使消费者篮子中的商品类型和数量改变。
第四个武断假设与市场中销售的商品质量的改变有关。一个质量一直在改善但价格却未曾变化的商品现在成了贱卖的商品，也就是说，消费者用同样的钱买到了更好的东西，但指数却没有记录消费者美元价值的任何增加。一件商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但同时，质量也会有所上涨；但到底上涨的价格有多少是因为商品变得更好了，还是因为商品的供需情况同时发生了变化，这是很难确切知道的。
米塞斯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的方式能够准确地知道，在某段时间里货币的购买力或价值是否发生了变化或发生了多少变化。因而，欧文·费雪所认为的统计方法是指导货币政策的关键，并能稳定价格水平，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救药的错误。
但不管指数的构造和应用是否有缺陷，价格水平的稳定都是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的指导目标。而且，这个政策是造成市场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并最终导致了大萧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