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文所讨论的“江汉平原”,包含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州)、当阳、钟祥、京山、安陆、孝感、云梦、黄陂、黄冈、浠水(蕲水)、大冶、鄂城、汉阳、武昌、咸宁、蒲圻、嘉鱼、沔阳(州)、汉川、天门、应城、潜江诸县。
[2] 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常庆欣、刘明松:《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陈风波、丁士军:《农户行为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对民国以来江汉平原的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97—98页。
[3] 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徐凯希:《近代上海与长江贸易研究——以汉口、沙市棉花市为例》,赵国华、刘固盛主编:《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7—596页;[日]濑户林政孝:《20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棉花市場の変動と沙市産棉地帯の対応》,《社会システム研究》2009年第19号。
[4] Decennial Reports,1912-21 for Hankow,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6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5] 鲍殿臣:《略述解放前湖北棉花的产销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发行,第65页。
[6]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第472页;谢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业化与农业经济变迁》,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7] 谢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业化与农业经济变迁》,第43页。
[8] [日]山本进:《清代湖広の水稲作と棉業》,《史林》1987年第70卷第6号。
[9]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10] 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十二年》,华商纱厂联合会1924年发行,第10、65页。
[11] 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12] 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1921、1926、1931、1936、1947年湖北棉花面积数据统计。
[13] 需要说明的是沙市与汉口两港棉花出口数据采取的“直接出口”,即从本口岸向国外和其他通商口岸出口的数据,并不包含“进口复出口”数据。
[14] 按:1931、1932、1935年棉花出口量出现波动,是受到洪涝灾害影响。
[15]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沙市棉花事业调查记》,金陵大学农业系1934年发行,第586页。
[16] 数据来源参见张心一:《湖北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统计月报》1931年第3卷第2期,第67—81页;洪其琛:《湖北之农产概况》,《中国统计学社湖北分社社刊》1937年第1期,第122—134页;李刚等主编:《湖北农村经济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91、197页。1930年的资料来自张心一的统计,张为当时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关于生产统计方面的负责人,学界认为其数据较有影响力;1936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学社湖北分社的数据,该社运用现代统计学知识,社员入社要求严格,其数据可信度较高;1949年的数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统计局所编制。粮食作物包括水稻、大麦、小麦、玉蜀黍、甘薯、荞麦、马铃薯、杂粮作物等。
[17] 《湖北棉产调查概述(1949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008-001-0013-0001。
[18] 按:14县市包括武昌市、汉口市、宜昌、沙市、武穴镇、咸宁县(城内)、随县县城、襄阳县城、蒲圻县城、黄陂县城、老河口、樊城市、孝感花园、应山广水。
[19] 佚名:《湖北省之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7册,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30—24333页。
[20] 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21] 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第29页。
[22] 光绪《荆州府志》卷六《地理志》,光绪六年刻本。
[23] 白眉初:《鄂湘赣三省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1927年发行,第312页。
[24]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6年发行,第425页。
[25]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2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发行,第66—67页。
[26] [日]森时彦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27] 根据1912—1939年沙市与汉口海关报告中的价格计算。
[28]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51页。
[29] 《民国四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5)》,《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68册,第570页。
[30] 《沙市关民国十四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1925)》,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第187册,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版,第499页。
[31] 该文中的棉花种植面积数据采用了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所编《中国棉产统计》,该书收集了1923年至1946年历年的相关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了平均值。棉花等级的分类标准是基于1937年湖北省对掺水掺杂棉花进行取缔所调查的资料。该分类方法根据棉花的品种(中棉、美棉)和级别,分为上级、次上级、中级、次中级和下级。其中,按照美棉的上级定为10分,中棉的下级定为1分,进行排序。详见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汉口调查分部编:《湖北之棉花》,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汉口调查分部1938年本,第12—25页。
[32] 《中华民国十三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4)》,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第185册,第8页。
[33] 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3页。
[34]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41页。
[35] 《湖北棉产调查概述(1949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008-001-0013-0001。
[36] 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十八年》,第54页。
[37] 《沔阳县粮食调查(1935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024-001-0732(1)。
[38] ⑥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63页。
[39]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 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
[40] 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3页。
[41] Pablo D. Fajgelbaum, S. J. Redding,“External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rgentina 1870-1914”,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Vol.40, pp.1966-1986.
[42] 《最近长江流域之经济状况》,《经济评论》1934年第1卷第5号。
[43] 刘礼堂、宋时磊:《信息不对称与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的衰落——基于汉口港的个案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44] [日]濑户林政孝:《清末民初揚子江中上流域における棉花流通》,《社會經濟史學》2006年第71卷第6号。
[45] 梁之军:《湖北之棉业》,《中国经济评论》1935年第2卷第8期。
[46] 李辉:《棉花之流动:近代荆沙地区的市场与社会(1896—193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9页。
[47] 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第29—45页。
[48] Shasi Trade Report for 1929,《沙市海关档案》,荆州市档案馆藏,档号:15-1-117-001。
[49] 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50] 李红涛、付少平:《“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述与新的解释》,《社科纵横》2008年第5期。
[51] 方书生:《经济区的形成与绩效: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1842—1937)》,齐鲁书社2020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