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鲍尔吉·原野
詹姆斯·拉斯特
这几年，我的心境与詹姆斯·拉斯特乐队的曲子很贴切，成为生活中可以称为幸福的事情之一。我听了他的几十盘带子，聆听时怀着憧憬与犹疑，听过已在心里装下了充实，像从森林里归来的孩子兜里揣满松果一样。
人与音乐的契合，委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难事。作曲家与演奏家从来都是独裁者，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生活与哲理。听者只能用声音——唯一的传导符号来体味它背后的无限丰富。当然，伟大的音乐家也由此产生，即让自己作品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音乐家的诞生。希特勒酷爱瓦格纳，无数善良的人同样喜欢瓦格纳。因为瓦氏伟大。风烛残年的贝多芬，耳朵全聋了，仍执意指挥《第九交响曲》。这是令乐人为难的事，又得配合。贝多芬眼盯着乐谱，手臂僵舞，他的耳朵里静悄悄的。乐人小心瞟他的手势，他们明知贝氏听不见，但生怕拉错一个音符。乐曲结束了，全场掌声潮起。 穿着燕尾服的维也纳人起立鼓掌， 眼里漾着热泪。他们尤为结尾“欢乐颂”这一为人类祈祷的乐思感染。贝多芬依旧木然，女高音卡洛琳•婉格只好以不礼貌的方式，抓住他的衣袖，指一指观众席。风湿蹒跚的老贝慢慢转过来，认真地瞪视着观众少顷，尔后鞠躬致谢。
还是回到詹·拉上面。说到贝多芬，我总有一种冲动的心清，像说到苏格拉底这样的圣者一样。我只是说，他们作品的伟大，是像辘辘把的绳子一圈挨一圈致密绕在人格的圆木上。詹·拉没有贝多芬那么伟大，至少现在还没有人这样说。他只是一个乐队的组织者和指挥家。他所做的是把所有好的音乐作品加以改编，从古典乐曲片断到流行电影插曲。在配器与风格上，使之具有独一无二的詹姆斯·拉斯特的风格。
他是通俗乐人，但典雅悠然富于沉思性。他本质上是古典的，但还不至于像曼托瓦尼那样远离电声乐器。对弦乐的迷恋，则是这两位大师共同的特征。在詹·拉那里，无论是对往昔的回顾，对世事的前瞻，都与我的心性契合。一种漫不经心的中庸之美，这里没有令人眼湿的激情。譬如说描写爱情，其感人处如脚下激起的细碎浪花，瞬间变幻而消隐，更多强调潮音与涛声，没有兜头的狂澜。
在照片上，詹姆斯·拉斯特，这位德国不来梅的老头，唇髭整齐，灰白的金发很长，背梳亦整齐，下颏的胡须剪得很好看。他表情带着宁静明朗的笑，脸膛是古铜色的。
最初听到詹·拉是由朋友王家俊的介绍。王从骨子里是个鉴赏家，每日听音乐与读书，尤钟《读书》杂志。他推荐的第一盘带子是詹•拉的《火鸟》。从那之后，我陆续收集。
詹·拉是我心中默默信赖的人，就像信赖华尔腾湖边的梭伦一样。他使我这个没受过很好的音乐教育的人，渐渐理解了许多西方古典乐曲，得以同大师进行儿童与巨人式的沟通。我感谢他。
听老詹。在他的曲子里，我悟出典雅、开阔与不避俗亦为文章之道。在这些纷纷如落叶的乐声里，我寂寞地写着自己的文章。许多时候，环顾左右，只有老詹乐声相伴。
还说什么呢？南非诗人乔科写道：“我只能说我等过你。”
向米尔斯坦致敬
我家对面是一处荒芜的酒店，当年的声势极为嚣张，后来沉寂了。沉寂之后，房顶长出青草，甚至有食指粗的榆树。酒店高大的山墙装饰着古罗马风格的人体浮雕：健壮无衣的男女戴着桂冠，喝酒庆功，气质高尚肃穆。山墙下边成为小儿涂鸦的场所，也有大人的商业信号。如：
我爱泻停封
刘军是一个没良心的负心人
126传喜临门搬家
天下粮仓
山山山水水水
爱是饮鸩止渴，缘木求鱼
治疗口吃前行20米右拐
那天，墙边还有一截粉笔，我看左右无人，拣起，却不知写什么。坐那儿想，写什么呢？我的朋友胡适之——没什么意思。要庄重且发自心声。对，我用肥硕的颜体写道：
向米尔斯坦致敬！
这一段，我听米尔斯坦的无伴奏巴赫小提琴协奏曲。没有钢琴与乐队，只一把小提琴，全曲峰回路转，云水逢迎，让吾等傻眉瞪眼有如愚人。
巴赫是何等高明，在这样的音乐面前无法用任何形容风格的词汇加以界定，朴素、华丽、深邃，都不是。巴赫超越了风格，就像上帝没有风格一样。在巴赫那里，你甚至找不到通常所说的旋律或主导动机。他是音乐的伟大的造物主，旋律与风格都成了小儿科。巴赫在言说什么？如同你不能问数学在言说什么。和谐、对称以及对它们的解构，也许可以把巴赫形容为节律，像人体血流和腺体的分泌节律，它是一组神秘的语言。
而米尔斯坦是表达这种语言的大师，他的倾诉对象是星空和海洋。执琴在手，百转千回，清澈而又平静，从不炫技。无伴奏的小提琴协奏曲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大秀场，像帕格尼尼、李斯特甚至帕尔曼那样作小提琴之秀，还有等而下之的陈美的动作时装秀。米尔斯坦不秀，像数学家不能作秀一样，只有诚实和质朴才能阐示巴赫。米尔斯坦让我们了解到这一点。
这是我向他致敬的理由，然而说不出此中的高明，聊复尔尔吧。过几日，在酒店山墙“向米尔斯坦致敬”的边上多了一行字：“向塔吉克斯坦致敬！”塔吉克斯坦？当然，我又添几句：向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诸斯坦以及球迷们致敬！
听一听马勒
直到去年，我才听到音乐家马勒（ Gustav Mahler）的名字。在资讯汹涌如八面来风的今天，人们已不算孤陋，仍避免不了寡闻。社会认识层面，仿佛案上肉馅，被切割得极其细碎。
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一家传媒机构充音乐编辑。去他家做客，见书橱里满满的读物竟无书籍， 细看， 全是激光唱盘，上面摆着交响乐总谱。我指着总谱问：“读吗？”他点点头。我想像他于深夜，在书房认真读乐谱的神态，好玩。
作为礼物，我请他自选两张唱片。他在音像书店将选到的一张唱片拿给我看，说：“马勒。”那会儿，他眼里的满足感，如同赌徒高喊“满贯”。他扭头时，敝着领口的大红羽绒服里面，亮光倏尔一闪，一根极细的项链，很精致。
回到沈阳，朋友寄来一篇音乐论文，我交由友人主持的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的题目是：《迷惘浮生的慨叹一一谈马勒的交响乐》。
又是马勒。
还有一回，漫然翻阅一本西方现代艺术哲学的书，一行字跳入眼中，我一连读了几遍：“二十世纪是死亡的年代，马勒是我们的精神先知。”（莱纳特·伯恩斯坦）
马勒作为一位奥地利的音乐家和指挥家，在西方精神领域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找来一些书读，才知在西方知识阶层，马勒是继贝多芬、瓦格纳、德彪西和勋伯格之后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了“马勒音乐的复兴时代”这一文化现象。马勒作品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内涵。马勒终生真诚又终生痛苦。他站在衰草丛生的传统价值的废墟上，目睹由科学进步造成的物质繁荣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幸福。他自己说：“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闯入者，从不受欢迎。”一位美国音乐评论家称，大多数人都能在自己与宇宙之间形成某种和谐，马勒则永远做不到。他的追索、妥协、内疚和焦虑，使他成为时代的预言者。
我借来一本由阿尔玛撰写的马勒回忆录，深为这位音乐家精神生活的精纯敏锐所感动。阿尔玛是传主的夫人，小马勒二十岁。此书似乎缺乏从更宽阔的角度理解马勒。公认写得好的《马勒传》是其门生布鲁诺•沃尔特所撰，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汉文译本。
我已经开始了听马勒的准备，虽然还没有听到。同时被一种对马勒作品的诠释所打动：“人生是一场悲剧，但生比死更有意义。”
读《今天》杂志。上有钟阿城回忆诗人叶三午的文章。文中说患有风湿的叶三午躺在沙发上与作者“握了蜻蜓点水手”之后，问对方最近在听什么？阿城回答听小彩舞的“丑末寅初”。三午叹了口气说：“我在听马勒。”
我不能读交响乐总谱，只能由耳朵来听，到各处去找马勒的带子。在一家比较上档次的音乐书店里，我问：“有马勒的带吗？”女售货员回答：“没有。有马玉涛的带。”我被噎个踉跄，接着问：“有马克思的带吗？”女售货员形色不改，回答：“没有。有马长礼的带。”我欣赏这个女人的冷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