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本文主要关注2018年刊载于两岸三地中文学术期刊中的传播学研究，由六位研究者共同参与收集与筛选，筛选标准主要是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方法、研究结论与创新性，兼顾主题聚类，挂一漏万，最终将遴选出的文章分类整合成十个板块进行简要论述。

长期以来，对于身体的观念遵循着古希腊、基督教传统和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即身体是物理的、世俗的、机械的，心灵则是神秘的、至要的(Synnott,2002)。受益于消费文化的勃兴、女性主义对身体建构的批判，以及福柯作品中对身体规训技艺的深刻反思，身体终于在1980年代的社会学中“闪亮登场”，顽固的二元对立观念也逐渐被打破(希林,1993/2010)。身体视角所照亮的近代中国的剪辫、放足、新生活运动等身体改造不再是细枝末节的或琐碎的，而直接关切文明教化与政治认同(黄金麟,2006;深町英夫,2017)。不过，这些社会学研究注重的仍然是人和制度、社会之间的关系,而非人本身以及人和物的关系(於兴中,2018)。

在传播学中，关于身体的讨论才刚刚开始。促成这一转向的契机，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人工智能等技术热潮，它们让以往未被纳入传播研究视野的身体成为问题。面对面交流的时代一直将身体视为有待克服的障碍——理想的交流需要超越身体达至灵魂的相互触摸；媒介化时代的交流本已是纯粹的灵魂交流，但是人们又常常渴望身体在场加以确认，所以交流变成了跨越中介性的灵魂去触摸另一个人的身体(彼得斯,1999/2017:326)。而当下虚拟技术对身体的 复制则使得“在场”和“缺席”彻底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赛博人(cyborg)(无机物机器和生物体的结合体)的出现作为终极媒介重新组装起了被大众媒介分隔的器官，创造出了三种在场的基本状态：携带自己的肉身、离开自己的肉身、进入其他的身体，从而“将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实体空间与虚拟世界的双重行动交织互嵌在一起。”(孙玮,2018a;孙玮,2018b)

上述反思的理论资源之一，来自于麦克卢汉。其“媒介即延伸”的著名论断，再次激发了学者们的另类想象。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发展都意味着对人体感官的延伸和肢解，“以记录数据，以加快行动和交往的过程。”(麦克卢汉,2003/2006:34)通过“环境”“身体”“媒介”“感知”等几个关键概念，麦克卢汉勾勒了身体之于媒介的重要性：身体是媒介/技术的源泉，也是其定位场所，镌刻了技术的独特结构与逻辑。对麦克卢汉的再发现确证了身体与媒介、人与技术论题在当下的迫切与必要(刘婷,张卓,2018)。引入身体之维的传播研究也可能因此而格局大开，将肉身视为传播的条件，打破束缚观念的种种桎梏，重新定义身体与传播的关系(刘海龙,2018)。

经验层面上，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s)早已被认知科学证明是深化记忆的关键要素。格斗游戏文本中角色的丰富姿态(通常是非西方、前现代的武术动作)和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呈现出的身体姿态通过游戏界面相接合(articulation)，机具(apparatus)中被编程的技术图像得以实现，从而让玩家成为机具的功能(function)(章戈浩,2018)。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则邀请用户进入界面，虚拟实体与现实身份合二为一(dual unity)，身体成为互动和意义建构的核心媒介(Google News Lab，2017)。对于90后的年轻玩家而言，VR游戏的“沉浸感”体验已然成为其最大的可玩性(playfulness)所在。它让玩家得以身临其境，以“第一人称”视角在虚拟空间中自由活动，收获“刺激”“兴奋”“恐惧”等浓烈的情感体验，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制造虚假记忆(周逵,2018)。不过，当VR带来全息沉浸体验的同时，也给予观众无限自由的视角。相比于语言，图片的意义往往是浮动的(刘涛,2018)；而相比于图片和普通视频，VR意义的不确定性更强，其全方位的信息涌现很可能会湮没叙事主线。因此，VR传播效果的提升将有赖于沉浸与叙事的平衡(周敏,侯颗,王荟萃,兰美娜,2018)。

正当人工智能、后人类、大数据等概念冲击人本主义观念之时，学术研究的 方法论层面却在呼唤“人”的本质回归。这体现在对实证主义背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当我们急于拥抱大数据的时候，是否遗忘了鲜活的个体生命？是否只看到了冰冷的数字和面目模糊的群体(吴世文,2018)？对于李金铨教授、叶启政教授等经历过从实证转向人文的学者而言，人类社会除了因果关系，还涉及丰富而复杂的意义，人文科学要做的是阐释因果之外的意义，赋予其层次井然的秩序(李金铨,於渊渊,2018)。社会学家当然必须具备科学态度，但更需要的，是像传统工匠一般展现出具有艺术气质的艺匠格局。具体说来，社会学家应当是编织“理念类型”故事的艺匠人，其诠释“不是使隐者显或浊者清，而是创造更丰富的谜语(或寓言)，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感到惊艳不已。”(叶启政,2018:263)

同样与实证研究渐行渐远的臧国仁教授及蔡琰教授长期耕植于人文取向的大众传播研究，以叙事范式为基础，关注难以测量的生命故事、人性、价值、伦理等话题，强调传播是以“人”为本的故事交换行为，人们通过不同媒介讲述与聆听彼此的生命内涵，促进了解、互通有无(蔡琰,臧国仁,2018)。在内地求学14年的藏族学生扎西便完整记录了不同类型的媒介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对其人生观、价值观、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郑欣,次仁群宗,2018)。这样的研究虽然引起了较大争议，但却大大丰富了传播研究的版图。跳出个体从中观层面来看，早期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无数网民的生命史，其中遍布着精彩的网络故事和鲜活生动的个体。除了网络政策、公司运作、新闻业前景等议题之外，这些无名之辈的小故事及其背后的大社会的变迁值得深入地挖掘和探索(吴世文,2018)。

人文视角下的世界常常是互为主观的，不同的主体带着不同的眼光去观察，可以形成“和而不同”的对话和理解(李金铨,於渊渊,2018)。作为描写和呈现文化的必要方式，媒介人类学的田野笔记就是研究者创造意义的一种过程。在媒介人类学的实验性文本中，民族志不再像传统操作一般、由学者“单枪匹马”地完成，而是让多个研究者同时“进场”，他们带有不同的“文化框架”，在田野观察的过程中不断“互看”与“比较”，完成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研究对象的多重意义阐释和建构(孙信茹,王东林,赵洁,2018)。

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同样见诸对CiteSpace应用的讨论。其功能本着眼于描述结构变迁，却被赋予探查学科演化的潜在动力机制和预测学科发展前沿的使命。本应起辅助作用的CiteSpace在传播学中常常被当成研究的终点和目的，超历史地学术地图描绘迎合了科学精致化的潮流，背离了否思的内在精神(廖金英,2018)。

不过，对于舒德森(2018)而言，传播史研究的困境并不在于缺少或滥用研究方法，而是大多数学者都不清楚如何将对传播媒介的理解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核心议题相融合。传播技术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复杂理念让研究要么宏大抽象，要么琐碎狭隘，而少有一般理论与具体经验相融合的中层理论。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大众传播知识社会学曾经产生过两个流派：追求“团结”的芝加哥学派与追求“客观性”的哥伦比亚学派。前者致力于再造共享生活的民主“共同体”，以实现社会最大程度的“团结”，后者则尽可能采用定量实证主义方法，以获取客观实在的知识(王颖吉,2018)。早在迪凯特研究中，米尔斯便发现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受制于抽象的经验主义，是在严格的谜题设定及理论、方法论目标下开展的范式“解谜活动”，不可能完成生产理论知识的目标。分道扬镳后的米尔斯转向了对“文化机器”的批判与民主社会的维系问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传播想象(秦艺丹,2018)；而选择了《人际影响》的主流传播学则在此后经年备受“合法性赤字”与“知识贫困”的质疑。

2018年，中外传播学界相继发表了“反思传播学”和《领域的躁动》(Ferments of the Field)的专题专刊，立足当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很长时间内，传播学界都面临着以“传”为中心还是以“媒”为中心的道路选择问题，前者关心人的传播行为结构、社会互动关系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社会主体的交往实践决定了媒介的使用和改造；而后者则聚焦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演进及其建立起来的组织和制度、社会权力与象征体系，媒介成为了人们交往实践的工具环境和先决条件(吴予敏,2018)。近些年来，诸多援引海德格尔、德布雷(RégisDebray)、麦克卢汉的研究则突出了媒介的重要性。比如，德布雷的“媒介域”概念把媒介技术的符号形式和关系结构作为整体来看，涵盖了媒介的内容生成、表现形态、传递方式，它将历史主义价值和技术主义价值相结合，促进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生态与社会秩序的理解(陈卫星,2018)。以“媒介”为进路，还可以消解“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传统划分，获取一种新思路。在这种思路之下，媒介不再是一个物品、一个机构、一种技术，而是一个事件、一种发生、一种展开，“好比石头扔进水里，激起涟漪引发回声改变形态。”(黄旦,2018;胡翼青,2018)

超越性的媒介想象致力于打破以往媒介研究中重内容轻形式的偏执，关注“性质和形式的激增”及其所设定的具有边界与等级的秩序(孙藜,2018)。不过，“媒介”观念转变的挑战在于，基因复制和人工智能让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媒介 (陈卫星,2018)，并反过来延伸了我们对于媒介的理解。在“秦晋之好”这种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模式中，女性也可以被视为其中的关系媒介。与女性远离政治的常规预设不同，她们常常以柔性的和亲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通过融合基因、缔结亲属、消弭冲突、传播文化等方式,实现政治沟通与政治结盟(潘祥辉,2018)。

以往对于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正向信息会形成第一人效应，负向信息则会产生第三人效应。但现实中很多议题的性质并不是“非正即负”，而可能涵盖多种元素和多个面向。在全球变暖这一复杂议题中，研究发现，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自他影响上更可能产生第一人效应(认为自己比社会上多数人更关心)，而在以国家/地区为中心的自他影响上，认知却较为多元，比如负向影响中也存在第一人效应(认为全球暖化对台湾的影响更为严重)，正向影响中也存在第三人效应(认为其他国家/地区更可能采取应对全球暖化的策略，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民也更愿意采取行动缓解暖化)。这一研究结果也为政府后续的政策制定、执行和宣传提供了指引(黄惠萍,2018)。

沉默的螺旋是被卡茨和菲阿尔科夫(Yonatan Fialkoff)判定为应当“退休”的传播学概念之一，原因在于它无法解释阿拉伯之春和同性恋群体中少数派的奋起反抗，且互联网对个体发声的鼓励降低了公众的被孤立感(Katz & Fialkoff,2017)。尽管理论上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的互联网表达因此变得轻松，尤其在互联网日益结构化的形势之下。研究发现，意见气候感知的一致性是激发青年群体由线下政治讨论转化为线上政治表达的关键因素，正向影响网络空间的意见表达，可见沉默的螺旋在网络空间中仍然适用。同时，如果网络效能感高，线上政治表达的意愿会更强烈。因此，社会治理层面应该营造良好的言论氛围和开放的心态，促进良性的政治协商(闵晨,陈强,王国华,2018)。

框架理论算得上是传播学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理论之一，其概念和方法广泛运用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并成为新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解释框架(郭小安,滕金达,2018)。在心理学领域，框架效应常常关注信息的陈述框架在行为层面产生的效果。研究发现，在公益众筹项目的文本叙事中，当项目信息与捐赠者自身关系不太紧密且比较安全时，采用获益型信息框架的效果显著优于损失型信息框架，且提供进展信息能够提升捐赠者的信任和捐赠意愿。这也提醒众筹项目的求助者，应避免过度悲情表述，可适当强调受助者获得捐赠之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李武,毛远逸,黄扬,2018)。

2018年，一本研究中国打字机历史的书籍获得了费正清奖，再次将学术视野拉回到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如果说今日传播学者不断援引尼采关于打字机的名言“我们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的思想”(Our writing tools are also working onour thoughts)并努力将其提升到哲学高度，很大程度上为了佐证媒介学的主张(Kittler,1986/1999:200)，那么马拉尼(Thomas S. Mullaney)回溯打字机的历史，则是要审视“东方主义的思维和技术的偶然性如何塑造‘现代’的语言系统”。它是中国文字与全球现代性的紧张关系的历史，是中国信息技术与媒介化的历史，更是一段物的历史：“如果郁金香，鳕鱼，糖和咖啡都改变了世界，那么或许中国打字机也是如此。”(Mullaney,2017:23)

当然，此种思路和视野不独马拉尼所有，留声机(韩晗,2017)、收音机(王雨,2018)、幻灯(孙青,2018)等“西器”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均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以幻灯为例，作为一种强光透镜投影装置，它最早是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献给皇帝以作娱乐之用。而后幻灯逐渐成为讲座培训时的辅助演示工具，常常达到较好的教化效果，其引发的关注甚至超越了讲座内容本身。此种知识的剧场化展示，使得基于直觉经验的具体认知逐渐取代了抽象的逻辑推断。经过本土化改造的魔灯脱离了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幻术”“魔法”等超自然意义，而成功建立起对理性结论的经验主义论证途径，并延伸至政治实践领域，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见证了中国特殊现代性的兴起(孙青,2018)。

传播学中对此研究最为透彻的当属报纸。作为一种与书籍不同的媒介，报纸是作为“新媒体”引入中国的，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类型，虽不见得有书籍深刻，且内容常常简单零散，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鲜活且动态的时事资讯。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便是通过组织阅读、翻译《澳门新闻纸》，获得了一个从外部看待中国和重新审视自我的难得视角，它仿佛是一幅哈哈镜，从中窥见了羸弱的、傲慢的、落后的东方帝国(卞冬磊,2018)。

不过，在范发迪(Fa-ti Fan)(2004/2018)看来，上述对于知识的解释方式依然逃脱不了“冲击-回应”的西方中心模式和文化冲突论的掣肘，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知识系统与西方科学相对立。而事实上，很多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是在文化“接触区”(contact zone)通过历史行动者的互动形成的，它凸显了文化的多元活力与 弹性。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在华从事研究考察时，常常需要和官员、商人、草药师傅、买办、画师、猎户等各式各样的中国人打交道，在不同文化、区域和历史背景的混合、互动、调试和杂化之中，知识及其他文化产物得到转译、传播和繁衍。但这并不是一场自由的交流，权力的差别显而易见，透过博物学的窗口，科学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携手并进。

家庭一向是华人社会“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常常形成独特的互动现象。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使得小家庭盛行，家庭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纵向的父子关系，成为大多数家庭关系的主轴(闫云翔,2009/2012)。此外，社会的老龄化、媒介技术的“区隔”等因素都让代际沟通备受关注，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数字代沟(digital generation gap)。这一概念源于经典效果研究传统“知识沟”的延伸“数字鸿沟”，指的是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ICT接入、采纳和使用等方面的影响，如今，代际也逐渐被纳入这一社会结构性维度之中。它既表现在中观的社会层面(老中青三代)，也表现在微观的家庭层面(祖亲子三代)。以微信为例，不管在社会层面还是家庭层面，不同世代在接入、使用和素养方面都呈现出了清晰的数字鸿沟。但是，家庭关系和家庭身份却作为中介变量干预着代际的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所以，如果我们将数字代沟放入具体情境，代沟并非不可逾越，而是可以通过家庭中的代际互动(哺育与反哺)来填补(周裕琼,林枫,2018)。

事实上，在亲子关系中，孩子的反哺意愿甚至高于家长的被反哺意愿，前者取决于居住地、亲子沟通质量以及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等因素，而后者则与长辈的创新精神、努力期望、绩效期望、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技术反哺”可以有效弥合代际隔阂，促进沟通的同时也缩小了数字代沟(朱秀凌,2018)。在某些特殊情境中——比如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获取，信息焦虑和技术鸿沟常常会触发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回避。但是考虑到老年人的专业知识与媒介素养的有限，子女大多时候想到的并不是弥补数字技术的接入与使用代沟，而是扮演新媒体与老年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亲自对健康信息进行甄别与把关，以补偿老年人的信息回避行为和技术因素所致的信息鸿沟(公文,2018)。

当然，数字媒体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信息获取，还包括社会互动等。虽然老年群体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都渐趋边缘，但社交媒体却为他们重新参与社会提供了 契机。研究发现，相比于大众传播和消费功能，微信中的人际交往功能最受老人青睐，且老年女性的社会交往显著高于男性(周裕琼,2018)。借由社交媒体，退休女性得以找到一个新的倾诉和交往空间，进行自我身份的表达和主体性的建构(孙信茹,赵洁,2018)。但很多时候，由于缺乏新媒体素养与信息的鉴别能力，中老年女性常常扮演着谣言的“搬运工”，成为谣言扩散的重要桥结点(李彪,喻国明,2018)。

2018年，Facebook被爆出“数据门”事件，五千万用户数据被剑桥分析公司所收集，用以投放定向政治广告以影响美国大选结果。与此同时，百度CEO李彦宏表示，中国人在个人隐私方面更加开放，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或效率。这是继2017年末一位女生致信周鸿祎的水滴直播“别再盯着我们看了”之后，数据隐私问题再一次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其核心议题，皆关乎数据巨型机器和人的自由的丧失、平台的权力及其规制，以及隐私权的法律边界和技术治理新政等(吴飞,孔祥雯,2018)。

那么中国人真的如李彦宏所说，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吗？至少在“千禧一代”中，情况并非如此。研究显示，中国大学生对个人隐私的平均敏感度甚至高于美国大学生，具体来说，中国大学生对个人习惯、浏览网站记录、搜索记录、网购喜好等数据的敏感度显著高于美国大学生，而美国大学生对电子邮件、手机内容的敏感度则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王敏,2018)。在家庭层面，成人初显期子女的在线沟通中常常提防的则是父母的“隐私入侵”。在父母介入之前，朋友圈、Facebook主页等数字媒介平台常常被青少年当做自己的隐私领域，可以尽情谈论情感、健康、安全、娱乐等敏感话题。但当父母涉足子女的这一“隐私领域”时，青少年会采用屏蔽、分组、秒删朋友圈等行为策略来调整和管理隐私边界(曾秀芹,吴海谧,蒋莉,2018)。相比老年人在微信中把家人排在第一位、想要通过朋友圈来了解晚辈的生活，青年人则把家人排在最后，通过分组和屏蔽来对抗“窥视”(腾讯研究院S-Tech工作室,2018)。足可见，随着时代的变化，跨文化传播学者以往所认定的中国人隐私观念相对淡薄、重集体隐私、轻个人隐私的论点也面临着挑战。

实际上，很多时候，中国人是不得不用隐私换取便利。尽管《网络安全法》明文出台了信息保护条款，但相当一部分网站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并未提供隐私政策的声明，教育类网站收集信息的比例最高，但其在提供隐私声明方面的表现却最差； 大部分网站在用户注册时就默认用户将接受相关推送服务，但是用户的投诉/举报途径、删除权与更正权、选择性加入/退出机制等权利却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几乎所有网站都采用了cookies收集个人信息，但超过75%的网站都不会明示信息收集的方式，且近四分之三的敏感信息类网站都存在中级以上的数据安全漏洞(邵国松,薛凡伟,郑一媛,郑悦,2018)。移动APP客户端也多存在霸王条款现象，强行让用户接受相关隐私政策，且隐私政策水平参差不齐(朱颖,2017)。在公共机构-网络中介-用户的三方博弈机制中，体制内力量对互联网的治理和个体权利的实现都不得不依赖于网络中介，使其得以占据核心有利地位，并往往能从中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如何提高网络中介“私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是国内外传播法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张小强,2018)。

情感作为一种发声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以其丰富的层次塑造着主体的自我身份，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清末革命思潮中，革命报刊的舆论造势直接影响着读者对于时局的情感和态度。此时的报刊不再是消遣娱乐之物，而将他们带入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进步青年激情焕发，斗志昂扬，满清遗臣则惊恐焦虑、悲愤交加(蒋建国,2018)。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政治与社会想象需要同情式的社群，这与现代主体的情感化转向不谋而合，并在文学作品中被反复操演。民族共同体因而一方面在民族内部建构起了强大而持久的同情，同时也勾画出了同情在民族之外的限度(李海燕,2007/2018)。时至今日，在媒介化的他国苦难中， “国家”依然是塑造公众同情、建构“我们”想象与“他者”关系的主要框架。这是一个动态协商的过程，它既可能超越国家，诉诸一种“普遍人类”的同情话语，也可能将苦难政治化、去道德化，筑起“我们-他们”的高墙，从而拒绝同情(袁光锋,2018a)。

长久以来，在理性主义传统中，情感常常被视为影响公共舆论的负面因素。而20世纪后期的“情感转向”却为重新评估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提供了契机。如何审视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有学者提出了四个分析维度：媒介——技术形态、报道框架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认知——既有观念和具体事件中产生的认知；基调情感——信念、情感定向和情感氛围；状态情感——具体事件中被激发的情感。四者在互动中相互激荡，容易形成难以控制的“叠加效应”，作用于公共舆论(袁光锋,2018b)。

怀旧作为一种特殊情绪，最初是被当做一种疾病来对待的。但很快，浪漫主义及诗学将其从医学中解放出来，并视其为对当下的某种回应(Boym,2007)。工业化和现代化激发了人们对于“从前慢”的怀旧，数字时代尤甚。虽然在线社交网络能够缓解现代个体的孤独感，但是其情感支持的效能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逐渐降低，这意味着线上的弱关系越来越难以转化成为线下的强关系(陈福平,李荣誉,陈敏璇,2018)。范迪克(Jose van Dijck,2007)建立了三个维度以考察数字时代复杂的媒介化记忆问题。除了认知科学层面的具身化(embodied)记忆之外，科技和物质常常是使记忆成为可能(enabling)的“肉身”。技术怀旧考察的便是物质与现象的叙事，以及怀旧主体的身份建构。在此，科技物的功能属性退居其次，重建过去的美学体验被突出。新与旧之间，创造出了一种代际间的对话，满载着过去和未来的张力(刘于思,2018)。

第三个维度则与个人嵌入(embedded)其中的文化实践息息相关。媒介的历史也是个人、社会和时代的历史，它勾连起私人体验与公共生活，其意义超越了日常习惯性的使用。数字媒介的发展培养起了新的记忆习惯，从“人本位”向“事本位”的转变成为在线记忆言说重要的逻辑转向(陈旭光,2018)。如今，中国早期的网站渐次凋零，可它们却在网友的哀悼与纪念文章中延续着生命。在个人怀旧层面，消逝的网站成为网友青春的见证；在政治抗争层面，记忆成为批判现实的资源或方法，两者的交织也折射出了中国互联网断裂而缺失的曲折发展过程(吴世文,杨国斌,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