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语言的历史及其演化，可以发现：语音愈来愈单调，辅音愈来愈多，重音在消失，音量在趋于平缓，它们会被日益复杂的语法组合及新的音节所取代，不过，变化是极其缓慢的。随着需要的增加、人事的复杂、知识的传播，语言的特性亦在变化：它更精确，更少激情；更观念化，而不是情感化；它诉诸人的理智，而不再诉诸人心。于是，重音逐渐消失，音节愈来愈多；语言愈加精确清晰，但也更迟滞、更低沉、更冷漠。这一发展在我看来是极其自然的。
对语言加以比较并探明其古老程度的另种方式，就是考察它的文字。语言的年龄与其文字的完善程度成反比。文字愈简陋，语言愈古老。文字的最初形式并不描绘语音，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绘对象自身，要么像古埃及人那样以象形的方法来描绘对象。这种状况与激情式的语言相符，并以基于激情的社会生活及其需要为前提。
文字的第二种形式是用约定俗成的字来表示词语及命题；只有在语言有了完善的发展，整个民族为共享之法律所凝聚，这种文字形式才有可能；因为这种形式包含了双重约定。汉字就是这种类型，这一[书写形式]既真实地描绘了语音，又诉诸人的眼睛。
第三种形式是将语音切分成一些元素，如元音、辅音之类，由此，一切可以想到的词与音节均能组合。这种为我们所采纳的书写形式必定是商业民族创造的，因为他们的商人在众多国家游历，不得不讲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为此，他们被迫发明能够为这些语言所共用的字母。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分析而非描绘语音的方式。
这三种文字形式恰好对应于三种社会状态，对应于使人群聚合为民族的三种可能的方式。描绘对象的方式适合于原始的民族( savage peoples) ;用符号来表示词语及命题的方式适合于野蛮民族(barbarian peoples);字母的方式，适合于文明民族( civilized peoples)。
因此，上面所述的最后的那种发明，不应被看作为它的创造者的伟大古代遗物的证物；相反，字母文字倒很可能是由这样的一类人发明的：他们想要与说另一种语言的人打交道，想要与同时代的或许更早一些的人交往。另两种形式的文字则不是这样。尽管倘若我们坚持仅仅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及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可以承认字母文字的历史与另两种文字的历史同样悠久，但这并不奇怪，我们不可能有前文字时代的历史记载。
最初将言语分解为基本符号的那些人，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做得非常精确。后来当他们发现这一分解工作的局限时，便像希腊人那样，把更多的字母加入了字母表。另一些人则满足于通过变换字母顺序或者变换组合方式而使文字具有更丰富的意义或读音。夏尔丹(Chardin)释读柴尔米纳(Tchelminar)遗址的碑文，向我们显示了这种文字的构造。这种文字只有两种笔画或符号,它们在大小和方向上有所不同。鉴于这此美妙所体现的构字技艺的完美无缺,鉴于被发现刻有铭文的遗物的绝妙无比，这一令人敬畏的无名的古代语言在当时必定已有了相当完善的发展。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对这些令人惊叹的遗迹进行研究。读着夏尔丹关于这些遗迹的描述，我不禁心荡神迷，恍惚到了另一世界。其书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文字艺术完全不依赖于言说艺术。文字艺术依赖于一种有差异的自然(different nature)的需要，这种需要或迟或早的发展，有赖于境遇。境遇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在一些异常古老的民族中，这种需要或许还从未出现过。我们不知道象形艺术作为埃及的惟一的文字形式经历了多少世纪，一个文明人可以从墨西哥人的事例中看到，这种文字尽管在使用中略有不便，却也足以胜任各种需要。
比较科普特语( Coptic)与古叙利亚语或腓尼基语的字母表，其间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倘若后起的民族倒是文字的创始者，倘若更晚近的民族成为了更古老民族的老师，这是毫不足怪的。很清楚，希腊字母来自于腓尼基人。事实上，可以证明，希腊字母必定来自于腓尼基(Phoenici-a)。且不论这种从腓尼基来的字母，是否是卡德穆斯(Cadmus)或其他什么人带来的，可以肯定不是希腊人主动去寻找，而是腓尼基人将这种字母带给了希腊人。原因是腓尼基人是亚洲人或非洲人中间最早且几乎也是惟一的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民族,他们很早就拜访了希腊人，这要远远早于希腊人去拜访他们，但是，这一切绝非意味着腓尼基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古老。
希腊人最初采纳了腓尼基字母，也采纳了腓尼基人的自右向左书写的方式。以后，腓尼基人的这种书写方式启发了希腊人的犁行书写:先自左至右，再自右至左，交替往返。最终，他们像我们一样采取了自左至右的书写法。这一进展完全是自然的：犁行书写无疑便于阅读。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一书写方式甚至没有随同印刷术一起被采纳；但是，由于这种方式不便于手写,因此，当有愈来愈多的手写本时，这种方式必定会被废弃。
然而，即便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也绝不能得出希腊语出自腓尼基语的结论。从前命题无法推出后一命题，显然，当文字艺术在希腊民族中刚刚诞生，甚至尚未臻于完善之时，希腊语已相当古老了。至特洛伊战争的时代，希腊字母即便有了一些，也不过是16个。传说帕拉曼德斯(Palamedes)加了4个字母，西蒙尼德斯(Simonides)添入了剩下的4个。这些说法很可能都是牵强附会。在另一方面，拉丁语，一种较为现代的语言，差不多从开始就有了完整的字母表，尽管第一个罗马人不可能使用字母，因为罗马人很晚才开始记载历史，他们的五年一度的人口统计及其宗教仪式(lustra)仅用钉头来标识。
此外，字母或音素(elements of speech)的数目并不是绝对固定的，依据语言的不同以及元音[voix]、辅音的不同排列所导致的语音的变化而或多或少。认为只有5个元音是极其错误的：希腊人有7个书写元音( written vowels),最早的罗马语有6个,罗亚尔港的士绅们认为有10个，而杜克洛先生( M.Duclos)认为有17个。倘若人耳更灵敏，就能分辨出更多的元音变化，倘若人的舌头更灵巧，能产生更复杂丰富的元音，那么，人类无疑还能找到更多的元音。由于人的唇舌与听觉器官的精巧，在尖重音a与钝重音o之间，在开口音i与开口音e之间，等等，多少是可以找到更多的有些变化的不同元音的。从一个元音持续地过渡到邻近的另一个元音时，声音在逐渐变化，此时便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由于习惯会使一个人多多少少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在此限度内，他多少会倾向于这一细微变化中的某一点，从而使他的声音带上与众不同的特征。同时，这种习惯的养成依靠的是在某种语言中的发声方法的共同性，人的言语与听觉器官能够非常灵敏地适应这种语言。在音节或辅音这方面，情况同样如此。把别人的字母表拿来，同样的字母所表示的声音[voix]及其发音方式却截然不同。因此，除非受到良好教育，否则一个人在读外语时总觉得别扭滑稽，即便他能准确地拼写(拼写表示了词的读法)。
人们指望文字使语言固定(具有稳性),但文字恰恰阉割了语言。文字不仅改变了语言的语词，而且改变了语言的灵魂。文字以精确性取代了表现力。言语传达情意，文字传达观念。在文字中，每一个词必须合乎最普通的用法，但是，一个言说者可以通过音质的变化，随心所欲地赋予言辞以丰富的含义。因为受清晰性的限制愈少，表达则愈有说服力；一种书写的语言无法像那种仅仅用来言说的语言那样，始终保持活力。写下来的是语词[voix],不是声音；而在一种抑扬顿挫的语言中，是声音、重音及其丰富的变化，构成了语言之灵气(the vigor of the language)中的核心部分，正是由于这些东西，在别的情形下亦可使用的通行的表述，成为此处惟一恰当的一句。为了对[口语的这种特质]进行补偿，各种方式大大扩充了书面语言，[并]使其泛滥，当它们从书本再度进入口语时，口语则被削弱了。当说就像写一样时，说就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