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研究一下梁山好汉的背景，就发现，这些人都不是最底层的民众。
柴进是拿着丹书铁券的前朝皇室，宋江是郓城县公务人员，家里是豪富的大地主，晁盖是村里保正，吴用是乡里的学究，鲁智深是西北军的军官，杨志是杨家将的子弟，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徐宁是随鸾伴驾的御林军都头，李俊是浔阳江的盐枭，张顺是鱼市牙子，武松是清河县的都头，除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石竭村的渔民，石秀疑似流氓无产阶级， 陶宗旺是田户出身的建筑工程师， 你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平民。就算是偶尔几个平民也是平民中的佼佼者。在这个盛世中，他们活的都应该挺滋润，那么怎么就造反了呢？
我们很长时间以为，最先造反的一定是赤贫的无产阶级。其实不是，最先造反的是中产阶级。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他的论文《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其它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此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所有能量都被用来获取食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其它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
他们有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梁山好汉是大宋的中产阶级，衣食无忧之外，他们自然对生活有更高的需求。
柴进的丹书铁券是个虚名，正常的官员不会跟他来往，所以他只能结交江湖豪杰，在他们那里他才是个大人物，他有社交和尊重需求；宋江是个县城小吏，这意味着他一辈子只能屈居人下，可是“他自有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如猛虎落荒丘，他有自我实现需求；杨志家道中落，想的是不辱没祖宗，重新光耀门楣；呼延灼、关胜、鲁智深这些军官想的是上沙场杀个痛快，博他个封妻荫子；阮氏三雄想的是大块吃肉，大块喝酒，大秤分金银，任性赌钱；武松想要的是别人尊重他。
这些需求仔细看看都不是劳动人民的需求，都不是生理需求，他们的需求多处于马斯洛第五层次的需求，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少部分人要求的是第四层次的需求，但多数能满足的只是第三层次甚至只是第二层次的需求。
一贫到底的人民其实要求特别低，他们处于马斯洛需求的第一层面，只要满足生理需求就行了。只要能吃饱，底层百姓不会去造反。但是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有更高的需求。所以很多人看水浒，觉得这帮人杀人放火，不就是一帮坏人吗？不就是一帮人渣吗？其实不是，是这些好汉属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大宋的中产阶级，他们这些人的现实需求得不到满足，欲望又得不到释放。
为什么得不到满足？
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从一开始就分成了官与民，朝与野两种模式。这两个模块几乎是不交流的，前者是统治阶级，后者是被统治阶级。
这些梁山好汉呢，处于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是上层阶级的帮忙和帮闲，属于体制内的边缘人。双枪将董平，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大刀关胜，包括呼延灼、鲁智深这些军官，杨雄，戴宗宋江这些小吏，他们都是给体制帮忙的，体制没有他们不行，但是体制又不给他们出路，有宋一代，重文轻武，武官的出路不好，小吏也没什么前途。
那么离开这个体制行不行，也不行，外面还有很多想挤进去这个体制的，比如卢俊义这些人还会花钱捐个员外郎，弄个给体制帮闲的身份，因为只有披着这么一个体制的身份，你才能获取对其他人的一个伤害权，或者至少，你获得一个免于伤害权，这是集权体制下一个老百姓的悲哀。
古代把地方官叫牧，牧羊的牧，这个词非常形象，老百姓就是羊，官员就是牧羊人，老百姓始终处于一个被剪羊毛的地位，你要想改变这个地位，就只能当牧，当官，当不了官，那么就当牧羊犬，帮着牧人管这些老百姓。这些梁山好汉们大部分也都是这么一个牧羊犬的角色。
对于这个国家的管理体制来说，一方面非常需要这些人，因为官员的数量实际是非常少的，我们知道，官员主要都是靠科举上来的，三年一次，数量非常有限。科举考试，唐代考诗文，宋代考策论，明清考八股，但不管考什么，都与实际的处理事务没有关系，官员都是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学者，但是具体事务需要的是干练的行政人员，所以就非常需要这些人，需要这些下级军官，下级文法小吏。
这些人非常有用，这些人掌握了一点小权力，但这些人没有上升台阶。
体制就是体制，要想当官员，就只有一条路径，参加科举。科举的本意，就是把优秀的人才选出来，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所有的人才都进入体制。
这也是唐太宗的理想，他曾经在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彀是圈套的意思，唐太宗兴奋地搓手，高兴什么呢？天下英雄都到老子的圈套里来了。
南宋奸相秦桧当国，有个骗子用他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拜见扬州太守。谁知被扬州太守识破，连书信带人扣了起来，转交给秦桧处置。谁知秦桧不但不责罚这个骗子，还给了他一个官做。有人问他，秦桧却有他的一番道理：“此人胆敢假冒宰相的书信，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把他困住，他郁郁不得志，必然北走胡、南走越矣！”
唐太宗为什么这么说？秦桧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都很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最先造反的不是老百姓，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很低，不到吃不饱饭不会反抗。他们主要防的是什么呢 ？防止这些有聪明才智，有智商有野心的中产阶级精英，防止他们搞事情，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吸收到体制内来，让他们在体制内慢慢消磨时光。
这是最好的策略。万一吸收不进来怎么办？吸收不进来就杀掉他们。
西周的时候，周朝的两个开国元勋周公和姜太公有个讨论，有个贤人躲入深山不受齐国征召，三次请他出山不出，姜太公就把他杀了。周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姜太公说，愿意为我所用，才叫贤人，三次征召你还不来，你是想与君父为敌。这样的人不杀还留他过年吗？
所以一个集权社会是拒绝任何竞争的，要么为我所用，要么为我所敌。体制内不需要人才，体制内需要的是把人才都笼络起来，纳入这么一个体系，即使不是所有人。
读书人只要愿意“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愿意皓首穷经，钻进纸堆里穷其一生为功名折腰，国家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才是“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英雄白头了，也就造不了反了，英雄浪费青春固然可惜，但也总好过英雄总是思考社会变革。
英雄好汉们都在这个体系里慢慢衰老，慢慢消耗自己的雄心壮志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