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张正田老师赐稿
原文载《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22辑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北宋河北草市镇地理分布分析
——以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为中心
作者简介：张正田，男，台湾苗栗人，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暨闽台客家研究院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史与两岸客家历史文化。
摘要：
学界目前对宋代草市镇研究成果甚丰，但对区域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南方，对华北则较少。若以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所搜宋代草市镇资料，对北宋河北的草市镇地理分布情形作初探，可知北宋河北草市镇不仅如傅宗文所言分布于御河沿线附近，且在河北东方的沧州、与大名府两个府州以及附近州军最佔优势，暂称之为“大沧州区”与“大大名府区”。“大沧州区”社会经济基础应是延续唐代横海节度使辖区经济背景而来，也跟唐宋之际当地海盐生产有一定程度关系；“大大名府区”则延续唐代魏博节度使辖区经济背景而来。至于河北与辽边境的莫州附近十一个州军的草市镇则数偏少。
关键词：
海盐、北宋河北、草市镇、历史地理。
唐宋之际的都市从原先政治型功能转换至商业市镇的过程，在于汉唐帝国的经济活动原本是规范在城郭内“市”中，但约当唐宋之际，传统城郭中由国家规范的市已不能容纳正蓬勃兴起的经济，所以在州县城外也发生放任自由的交易行为与集市
[1]
。此外杨宽也认为：
唐以前的都城，由一道道、一重重墙垣组成骨架，不仅四周有“城”和“郭”的建设，具有封闭整个城郭和加强防卫警戒的作用……连作为居民聚居点的“里”或“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也建有防卫警戒用的围墙……早晚要按一定的时间开闭，夜间实行戒严……一般贸易的商店也只能造在市以内……但是到唐、宋之际，这种都城的封闭结构发生了大变化。到北宋末年，都城东京(按：今河南开封)就大量出现沿大街的各种商店，包括酒楼、茶肆和饮食店等等……这是都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2]
。
杨宽此文指出的是唐宋之际的都城结构变化，其实也适用于此际的其他城市。其实这种都市结构的历史演变概源自南北朝，入唐后逐渐增加，安史乱后至宋已成规模
[3]
。宋代商业市镇规模有大有小，部分仍兼备行政中心的功能，如地方的路、府州军监、县之治等，但部分并非具备如此，在非政治都市外的新兴城镇，称为“草市”与“市镇”，前者概指较小规模之集市，后者指不具政治功能的新兴都市。
草市，或言本为草料、草场之地，以后发展而成市；或言“草”本草率、粗略之意，城郊临时贸易之处，不像城内正规的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故谓草市
[4]
。
日本学者加藤繁描述草市是：
古时的草料市都开设在城外附近地方，大约也就叫做草市吧。以后这种草市为中心，发展为市井(也就是商业地区)，终于变成不问草料市的有无，把城外的市井都叫做草市……就解释为粗俗的市的意思，于是凡在城外的商业地区，不论离城的远近，都一律叫做草市了
[5]
。
又日本学者周藤吉之认为：“草市是相对于州县城内的‘市’，在州县城的郊外或远离州县城之处自然发生的，本来只是卖草秣或简陋的市
[6]
。”斯波义信则认为：原本秦汉至唐初的“市”是官府对经济行为加以管理保护之历史产物，但唐中期以后，随着远程商业贸易兴起，发生一定程度的商品流通与经济更加勃兴，这便是草市兴起的历史背景，也是从宋代以后形成了与过去不同的“社会分工关系”
[7]
。
唐宋之际因商业日渐繁荣，也会使部分草市因人口增加而改设为县；部分则规模扩大为新兴商业市镇。此外，部分唐五代的军镇也市镇化，称为“镇市”
[8]
所以草市、镇市皆是当时新兴商业区可统称为“草市镇”。故宋人高承曾说：
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以县兼军使；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
[9]
。
上引文即谓此。此外，有些草市镇因交易繁盛，其商业规模与城郭内原有的市并无太大区别，故唐代杜牧曾说：“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
[10]
。”可见部分草市之富。
五代到宋之际，国家渐将草市镇视为城市领域的一部分加以管理
[11]
。《旧五代史．食货志》载：“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场粜盐，今后除城郭、草市内，仍旧禁法，其乡村并许盐货通商
[12]
。”此引文可见五代后周时已将漳河以北地区的草市视同城郭般“仍旧禁法”，只允许乡村地区贩卖盐货。此外《宋史．食货志》亦载：
定州安抚司又言：“转运司配紬、绢、绵、布，于州、镇、军、砦等坊郭户，易钱数多，乞悯其灾伤，又居极边，特蠲损之
[13]
。”
上引文可见宋代将镇民视作坊郭户之一部分之例。故宋代城郭与草市镇间的贸易网络，不但打破了唐代的市坊制度，且也打破以往城郭的空间限制
[14]
，而部分草市镇规模甚至发展到不输县城而一度设县，如唐代郑权《请置归化县奏》载：
当道管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邻接，自灌家□(按：《太平寰宇记》作“灌家口”
[15]
)草市一所。顷者成德军于市北十里筑城名福城……臣今请于此置前件城……伏请于此置县为上县，请以归化为名
[16]
。
上引文即唐代将河北境内草市改制为县且还设为上县之例，可见该草市之冲繁。
(二) 研究成果与动机
关于宋代草市镇研究成果丰硕，如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以下简称《傅书》)，然本书除谈全中国草市镇发展情形外，区域研究上却多偏重于南方的草市或南方草市与政治经济相关问题。此外相关研究成果概有全汉昇
[17]
、梁庚尧
[18]
、雍际春、吴宏歧
[19]
、周宝珠
[20]
、王涯军
[21]
、陈国灿
[22]
、张学军、张莉红
[23]
、陆敏珍
[24]
…等研究成果，日本方面概有日野开三郎
[25]
、周藤吉之
[26]
、加藤繁
[27]
、曾我部静雄
[28]
、斯波义信
[29]
、梅原郁
[30]
、高村雅彦
[31]
…等丰硕成果。
相关研究成果现除综论性研究外，多数的“区域性草市镇研究”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乃至南方其他地区，这概是受以往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论”影响。中国经济重心虽至南宋之明代已南移长江流域，然而是否早在唐宋之际就已如此？传统旧说大多倾向认为安史乱后华北经历藩镇战乱，中国经济重心渐南移，所以曾有学者称中晚唐后为“黑暗时代”进而使北宋初期积弱不振
[32]
。然也有学者认为唐宋之际北方的经济实力仍强，以往对唐宋时期北方的经济实力误解，在于此时北方上供朝廷赋税不比南方，然这是因为唐宋时北方养兵甚剧所致。虽然北方经济剩余多耗于养大兵――无论是唐代藩镇兵或北宋与辽夏对峙之禁军，却不能倒果为因仅以上供量颇少，认为此际北方经济已逐渐衰微
[33]
。此外因明清长江流域经济的发达，学者在研究该区域史时，不免对唐宋时长江流域作历史溯源研究；与客观上现存南方史料比北方多，皆是学界对唐宋之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对南方多于北方之因。
若北宋北方经济并不一定如传统所说般之衰落，观察北宋北方草市镇的地理分布，或可对当时北方经济实力作一探究。所以借北宋河北(东、西二路)为观察焦点，探究当地草市镇的地理分布，或可藉此一探河北的历史经济地理的分布情况。加之选河北做研究原因在于此区自中唐以来即为“河朔跋扈型”藩镇
[34]
盘据之地，养重兵与唐中央抗衡，历五代入宋，河北复为宋辽对峙前线，驻防大量禁军，若此区无富饶经济力似难以养重兵。且有学者认为河北“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宋代北方经济市场是“偏重于国家军事消费”，多数的经济物资流动是政治性与军事性主导
[35]
，宋代河北的经济生产充裕，当地军需由自己负担居多，少部分才来自中央调拨
[36]
。所以若以近来前人研究成果视角下观察宋代河北草市镇地理分布情形，或可一探北宋河北内部的区域经济分布概况。
在北宋河北草市镇研究方面，目前似仅见近年由年轻学者殷荣辉的《北宋河北路建制镇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
[37]
一篇学术成果，该文是对北宋河北的镇的问题做一探讨，是颇优秀的一篇初探文，其中又有〈北宋河北路镇的分布特征及空间变动因素〉一节，恰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核心之一，可惜殷文篇幅过短，令人意犹未尽，故本文尚有一定程度的学术深究空间。本文暂依据《傅书》目前研究成果为讨论中心对河北草市镇地理分布作一初探，当然《傅书》资料可能难免有误，但已是目前对宋代草市镇做全面考论最详尽者，兹先引以为讨论中心，或其有不足处，日后可进一步爬梳原始史料做更详尽细析。
宋代河北草市分布概况，依据傅宗文《傅书》为主与其他相关资料作如下表：
资料来源：《傅书．宋代草市镇名录编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42]，“甲表38．北宋各路府州军监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表”(以下简称“梁表”)，第153页。
说明：1.县数依“梁表”采北宋崇宁元年(1102)之数。
2. “草市镇数(a)”：用以下不同字体表示以便阅读，字型说明：
(1)10以下用正常楷书字；(2)10-19之间用粗斜体字；(3) @20-@30之间用加@号字等表之。
3.“县均草市镇数(c)”：用以下不同字体表示以便阅读，字型说明：
(1)2.50以下用正常楷书字；(2)2.50-5.00之间用粗斜体字；(3) @[email protected]之间用加@号字等表之。
4.“商业市镇数(d)”：用以下不同字体表示以便阅读，字型说明：
(1)0-14之间用正常楷书字；(2)15-29之间用粗斜体字；(3) @30以上用加@号字等表之。
此表中将《傅书》所考证河北东西两路各州级单位草市镇数目分载为(a)栏；“梁表”所记1102年各州级单位所辖县数为(b)栏。然因各州级单位面积大小与辖县数多寡皆不一，单看(a)栏的草市镇数，难以完全反应一州级单位的经济力强弱，故将(a)除以(b)求得“县均草市镇数(c)”，(c)数为实际上一个州级单位内草市镇数除以县数后的商数，也是观察草市镇分布情形的参考指标，概可藉(c)数观察出一个州级单位内草市镇分布的平均密度。“商业市镇数(d)”则是因宋代州县城与草市镇同样具有商业市镇机能，故一个州级单位内商业市镇总数，该是（一）、兼备行政与商业机能的州县城数(a)，与（二）、只具商业机能的草市镇数(b)等的两者总和；(d)数则概可反映出一州级单位经济实力大小。又若同时观察(a)与(c)以及(d)等三栏数字，可初步探析河北草市镇乃至商业市镇的地理分布所显示的经济力。
因河北草市镇超过十个以上之州军，几乎都位于河北地区偏东南部且连成一片的块状分布，其中河北东路有十个州军，即沧、滨、棣、德、博、澶、恩、冀等八州与大名府以及永静军；西路有一州，即洺州。显示北宋河北拥有草市镇数(以下简称(a)数)超过十个的，皆分布于宋代河北重要水运通道御河两岸，与沿中古黄河道北岸区，且在河北东边的沧州与南边的大名府最占优势，分别拥有25与26个草市镇。
又由上表可知(c)数最高得为滨州达7.00，其次为沧、德、恩等州，都是5.00；再其次是介于2.50-5.00的博、棣二州、永静军，与河北西路的洺、磁二州。大抵而言，这些较为富饶的州军在地域上呈现连成一大片长条块状情形，可知北宋河北东南部经经实力不容小觑，这除了符合前人研究成果论述外，可推论北宋本区经济实力，有部分原因是延续中唐以来河朔强藩魏博镇与永济渠的经济实力而来
[43]
。
此外可略析如下：（一）、沿御河沿线州军商业市镇分布大致仍平均偏高，并呈东北至西南向长条块状分布。御河是宋代河北的主要交通要道，宋晞曾谓“御河是北宋特地为对付辽国战事而开的”、是商人入中边粮买卖的运输要道
[44]
，这是御河沿线经济发达的要件之一。这长条块状分布带是宋代河北最繁荣之区，其中以大名府和沧州二府州居翘楚地位。但(二)、细究大名府与沧州，两府州意涵仍略有不同：大名府之(a)、(b)、(d)数皆高，显示本府除了唐宋之际的州县城数本就偏高，所以显示其唐代原有经济实力外，其持续成长的经济力也使新兴(b)数增加；沧州则是州县城数少，纯粹因(b)数高而使(d)数拉高，显示沧州是约自中唐以后新兴的河北东部一都会。（三）、此外，河北西路北部的真定、定两府州，貌似商业实力在当地颇为不错，但这两府州都是(d)数高而(b)数却低，都是因州县城数高而拉高(d)数，显示两府州这一带的“草市镇经济”仍不如河北东南部。
关于宋代河北草市镇地理分布，可先观察大名府与附近州的草市镇分布情形如下：
(一) 大名府与附近州的草市镇分布情形
宋代大名府为北宋五京之一的北京，唐代时称为魏州，唐人曾称当时以魏州为治所的魏博节度使之政治实力为“长安天子、魏府牙军”
[45]
、魏博镇兵“其众十万”
[46]
。拥有十万牙兵的魏博镇，政军实力往往可和长安的唐中央相抗衡，是河朔跋扈型三大藩镇之一。唐代魏博镇能蓄养十万重兵，与当地繁富的经济实力有关，首府魏州更为其中大州
[47]
。五代时因魏州政军地位重要，后唐庄宗将之升格为东京兴唐府、复为邺都，后汉高祖刘知远改为大名府，入宋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更列为北京
[48]
，可见宋代大名府在唐宋之际的政军经济实力。故大名府拥有河北最多(a)数，达26个；(d)数则高达37个，皆位宋代河北第一。但为何大名府拥有草市镇数目最多，但(c)数却只有2.17？这与其辖县数亦是本区最多(12个縣)有关。草市镇是在州县之外衍生的新兴商业市镇，而州县城是除了具有行政功能的城市外，亦兼具有一定的商业功能，若光考虑草市镇数而不考虑该州属县不能完全反映出当地商业情况。大名府便因部分经济交易需求由各州县城所负担，其余才由其他26个草市镇所承受，故大名府之(c)数反而不高，原因在此。但不能因其(c)数不高就说大名府经济实力不强，相反地大名府拥有包含府城在内总共约37个商业市镇(州县城+草市镇)，可谓是宋代河北最大的经济实体。故史载唐宋之际的大名府繁盛情形是“河朔之州，魏为大”
[49]
、“邺都繁富为天下之冠”
[50]
皆可证。
博州有草市镇数16，有县数4，(c)数亦高达4，故博州总共约至少有20个商业市镇，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济雄盛之州。恩、澶两州皆拥有11个草市镇，其中恩州的(c)数高达5.00，亦可谓是大名府周围的一繁盛地。
澶州方面，虽其(c)数不高只有1.57，但因其下辖县数达7个，有一定程度的市场交易功能蕴含在这些县城中，其余11个草市镇再分摊剩余的经济功能，故澶州的(d)数为18，亦是经济颇繁盛之州，再加上政治交通形势位为冲要等因素，使澶州在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时升格为开德府
[51]
。澶州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时，是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表奏朝廷后割魏州所析置的新州
[52]
，当时田承嗣为何要析置澶州？或许他有某些政治上的考虑，但同样可能是当时魏州经济实力已相当繁盛，使田承嗣考虑奏析澶州以便治理。且再加上到了五代于北宋，若要由大名府南往政治中心的开封府，澶州是必经之路，故北宋时的澶州位于大名府与开封府这两大都会间的交通冲要位置，也是使北宋澶州能愈加繁盛之因。
(二) 沧州与附近州军草市镇分布
沧、恩、滨、德是北宋河北地区中(c)数达5以上的四州，都位于河北东部与御河下游地区，这四个州的(a)数则分别是25、15、14、10，可见这四州经济实力颇丰，是唐宋之际河北的新兴草市镇集中处之一。欧阳修称此附近区域相当富饶为：
滨、棣、德、博与(京东路之)齐州之界咸披其害。此五州者，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今引(六塔)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坏田产，河北一路坐见贫虚
[53]
。
由上引文可知当时河北滨、棣、德、博等四州与邻近的京东路之齐州，经济实力之盛，“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欧阳修认为若将六塔水改道到这五州，势必破坏当地人民的经济生产，亦会造成“河北一路坐见贫虚”。滨、棣、德三州正是沧州附近的州，但是北宋对这一带较不倾向采用设新县分，而是以草市镇管理单位譬如监镇官、商税务等来进行管理，所以虽此区的新兴草市镇多了，却少有新设县。此外永静军(唐代称为景州)亦有12个草市镇、(c)数则为4.00，经济实力亦可观。
沧州(a)数高达25，(d)数亦高达30，皆仅次于大名府，位居河北第二，可谓是唐宋之际河北的新兴大都会。唐代沧州与南邻的景州，是横海节度使辖区所在，概相当宋代的沧州与永静军一带。唐代安史乱后的横海一镇仅以沧、景二州，能养重兵立足于河朔三强藩之间百余年，若无一定经济实力不太可能如此。横海节度使建立于唐德宗时，首任军帅为程日华(又称程华)。《旧唐书．程日华传》载：
未几，(幽州镇帅)朱滔合(成德镇帅王)武俊谋叛，沧、定(按：即易定节度使，时镇帅为张孝忠)往来艰阻，二盗遂欲取沧州，多遣人游说，又加兵攻围，华俱不听从，乘城自固。久之，录事参军李宇为华谋曰：“使君受围累年，张尚书不能致援，论功献捷，须至中山(按：亦指易定节度使)，所谓劳而无功者也。请为足下至京师，自以一州为使。”华即遣之。宇入阙，倍陈华当二盗之间，疲于矢石。德宗深嘉之
[54]
。
由上引文知当时沧州程日华与原来的上级易定节度使张孝忠之间往来艰难，因为敌对阵营的“河北跋扈藩镇”幽州节度使朱滔、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等“二盗”常谋略攻打沧州，使当时河北局势紧急，程日华不能事事请示易定张孝忠。故李宇为程日华献计，向朝廷报告沧州处境之艰难“疲于矢石”。上引史料可见安史乱后长期效忠唐中央的横海节度使，以沧、景二州之地，抗衡成德、幽州两河朔强藩之艰难
[55]
。至唐文宗时(826-840)，横海节度使李同捷叛乱发生战事(827年时)，中央号令天下出兵征伐两年才收复
[56]
。后中央派殷侑继任横海节度使，《旧唐书．殷侑传》载：
沧景平……时大兵之后，满目荆榛，遗骸蔽野，寂无人烟。(殷)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与士卒同劳苦。周岁之后，流民襁负而归……数年之后，户口滋饶，仓廪盈积，人皆忘亡。初州兵三万，悉取给于度支。侑一岁而赋入自赡其半，二岁而给用悉周，请罢度支给赐
[57]
。
由上引文可见：A、横海节度使以沧、景二州之地，竟能养三万大兵，且还发生过李同捷据镇叛乱事情并持续割据两年，可见此二州在唐文宗时期已有一定经济实力才能如此。B、殷侑到任之后刚逢李同捷战乱使沧景人民流亡几至“空城而已”之境，但殷侑到任数年后励精图治已经“户口滋饶，仓廪盈积”。C、横海三万兵可能是自李同捷以来常备兵力，在遭乱事后暂时不能自给而仰赖中央补给，但殷侑治理下的横海在一年后便可“赋入自赡其半”，两年后便可自给自足养三万兵，可见唐文宗时沧、景二州经济条件该不差，稍以励精图治便可供需所属州兵兵饷军费。由此可见宋代沧州附近数州军之繁盛，该是承续自中晚唐当地经济实力再持续发展而来。故宋代范纯仁曾谓当时许驾部治理当地时：“治(沧州)盐山(县)五年，课増至万万……复盐灶税七百万，民田税二百三十万。
[58]
”可见宋代沧州经济生产之盛。
(三) “大沧州区”与“大大名府区”
前引宋晞研究成果认为御河是北宋商人入中粮食至河北边境买卖的交通要道，可暂称沧州附近较为繁盛的数州军为“大沧州区”；大名府附近的数州军为“大大名府区”
[59]
。宋代河北这两大经济区的经济实力很可能是承续中晚唐而来，“大大名府区”的经济实力应是承续唐代河朔强藩魏博节度的经济实力
[60]
；“大沧州区”则是承续唐代横海节度使的经济实力，此外再加上北宋商人入中边粮须经御河交通，更能刺激附近州军的经济成长。由北宋河北草市镇分布来看，可知草市镇分布概况是以两中心都会沧州与大名府最多，其间有御河为交通连接线，草市镇沿此交通线作长条块状分布。
在冀州方面，新兴草市镇之(a)数达13，不过(c)数尚不超过2.50，推估是因冀州地理位置介于在这两大区间的偏北位置，故贸易地理优势较为失色。但冀州(d)数仍达19，居河北东路第四高，可算是一中型经济区。
(四) 大沧州区草市镇数偏高原因
促成唐宋之际“大沧州区”数州军经济崛起因素为何？若见《旧唐书．食货志下．漕运》记载，早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时：
(唐高宗)永徽元年，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61]
”
由上引文知沧州无棣河曾于隋末填废，到唐高宗时的沧州刺史薛大鼎开凿新河道后，便可“引鱼盐于海”，使沧州更有鱼盐之利，且新河道还可通船航行，当更利于沧州盐产运销各地改善沧州经济。又见《新唐书．程日华传》载：“今(沧)州十县濒海，有鱼盐利自给。
[62]
”显示中唐时沧州海盐生产之利，前已述当时沧州刺史程日华势力被河北诸跋扈藩镇包围，却仍可以鱼盐之利“自给”当时沧州军政之需，且可听朝命供军需给友镇的易定节度使
[63]
，显示唐代沧州乃至日后横海节度使财政丰裕补给，应与当地丰沛的海盐生产有关。
又见《元和郡县图志》载唐代沧州南邻的棣州蒲台县(此县宋代属滨州)盐产情形：
海畔有一沙阜，髙一丈，周回二里，俗人呼为斗口淀，是济水入海之处，海潮与济相触，故名。今淀上有甘井可食，海潮虽大，淀终不没，百姓于其下煮盐
[64]
。
宋代滨州在唐代仍属棣州，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才割棣州东部渤海、蒲台二县置滨州
[65]
，而唐时棣州即富盐利，曾引发当时河北山东各个跋扈藩镇觊觎。见《旧唐书．李师古附传》载：
至五代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段希尧为棣州刺史并兼当地“榷盐矾制置使”
[67]
，可证明至少到此时棣州因盐产之盛而设专使，以专卖海盐、明矾。又《宋史．地理志二》载：“河北路……浮阳际海，多鬻盐之利
[68]
”，或如《宋史．盐志上》所载：
河北(盐场有)曰滨州场，一岁鬻二万一千余石……后滨州分四务，又增沧州三务，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自开宝(968-975)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额为钱十五万缗
[69]
。
或前引北宋范纯仁曾谓当时许驾部治理当地时：“治(沧州)盐山(县)五年，课増至万万……复盐灶税七百万，民田税二百三十万。
[70]
”等上引诸史料，皆可看出唐宋之际河北海盐生产与当地经济发展间关系，尤以《宋史．盐志上》引文说明北宋沧、滨二州盐务之盛，此二州刚好也是北宋河北草市镇集中地之一。沧州之况前已述此不累叙；滨州的(c)数更高达7.00，位居河北第一，且滨州以区区二县“地土咸卤”
[71]
之地，竟拥有(a)数达14，说明滨州商业之盛。故《太平广记》载：“定州人以绫骑为宝，沧州人以鱼盐为宝
[72]
。”此处“沧州”可能不仅指沧一州，而是泛指河北盐生产区的沧、滨二州之“以鱼盐为宝”之景，这也说明“大沧州区”数州军草市镇经济之兴，实与当地海盐丰沛之生产有关
[73]
。
由“表1”可发现宋辽边境有一些面积偏小的州军分布，这些“边境小州军”的草市镇数亦偏低。此处“边境小州军”并非泛指沿宋辽边境的所有州军，而是指邻近河北的边界区、并且辖县数小于或等于二之小面积州军。这些彼此相邻连绵成一整片的“边境小州军”概有以下：河北东路有清、雄、霸、莫四州与信安、保安二军；西路则有保州与安肃、广信、顺安、永宁四军，此处暂称以上州军为“莫边区”。
(一) 宋“莫边区”草市镇数普遍偏低
为何暂称这些十一个“边境小州军”为“莫边区”的缘由为：此区概约当唐代莫州一州之辖区，加上约当唐代瀛州的平舒、博野、高阳等三县，与巨马河南岸、沿徐漕河之莫州州界以北间狭长之地(以下暂称“河间狭地”)，以及唐沧州乾宁军地。故宋代“莫边区”所切划十一个州级单位，不过是唐代莫州为主加上邻近地区共一州余之地。更精确地说，若据《旧唐书．地理志二》所载以唐玄宗开元时期为准，瀛州领有6县
[74]
，至宋代“莫边区”除唐代莫州、“河间狭地”、宋代乾宁军外，尚包含唐代瀛州之平舒、博野、高阳三县之旧地
[75]
。若单就县数，宋“莫边区”除唐莫一州外另有唐瀛州之半，另巨马与徐漕两河间“河间狭地”，因无唐县、唐沧州乾宁军也非县级单位，皆难估其县分比例，故宋“莫边区”十一个州军不过约当唐代1.5个(唐莫1州+瀛之半)至2个州左右——这是指再加上“河间狭地”与唐乾宁军，权估为约0.5个州之地而已。至于宋“莫边区”竟然细划成十一个小面积的州级单位，这很可能是宋中央刻意强化边防，将州级政区细切以便政治军事调度指挥的结果。
见“表1”可知莫边区(a)数偏低，这该与宋辽对峙下沿边州军正常民间商业交易不发达，与宋朝为边防考虑，刻意在沿边设很多塘泽阻碍辽军骑兵南下有关。
此区的塘泽是宋太宗时在西起保州东至沧州泥姑海口的边境上，利用原有的塘泊筑起堤埭蓄水所建筑的国防线，这些塘泊面积又相当广大，往往限制当地耕地与市街之发展
[76]
。苏辙有诗形容雄州附近塘泊：“赵北燕南古战场，何年千里作方塘……城里都无一寸闲，城头野水四汗漫
[77]
。”可见沿边诸塘泊面积相当广大，相对也会使当地耕地缩小而农产不盛。《续资治通鉴长编》便载时人认为河北沿边广大塘泊会淹废田地：“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
[78]
。”又《宋史．河渠志》亦载：“塘日益广，至吞没民田，荡溺丘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盗决以免水患者
[79]
”。又《宋史．张田传》亦载：
欧阳修荐(张田)其才，通判广信军。夏竦、杨怀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诏通判集议，田曰：“此非御敌策也，坏良田，浸冢墓，民被其患，不为便。”因奏疏极论，谪监郢州税
[80]
。
又《宋史．五行志》也载：“雄州塘水溢，害民田殆尽
[81]
。”由上引诸史料可知这些前线塘泊有淹没良田与水患之虞，使边地特别是“莫边区”的耕地面积缩小，经济自不易发达。
虽然宋辽两国在边境有专设榷场互市，也同时存在非法的走私贸易
[82]
，但前者为国家所垄断规范，后者是走私贸易行为也不太可能完全使商人集而为市。加上边境常有辽人南下“打草谷”影响宋境农工商之正常作息
[83]
，“莫边区”尤当首冲。故综合前诸因素，“莫边区”商业未如河北东南区般兴盛。有学者认为：“宋代北方经济市场是偏重于国家军事消费，多数的经济物资流动是政治性与军事性主导居多
[84]
”，而“莫边区”又是商人入中边粮的终点之一，此“前线中的前线”
[85]
之“莫边区”似更适用该看法。即“莫边区”经济多因边界大量驻军，驻军生活军需是促使商人进入此区买卖要件之一；另外便是宋辽边界榷场交易跟非法走私贸易也是此区另种主要经济行为。但以上经济行为大多受国家政军管制或私下非法走私，不太可能促使草市镇在此区大量形成。所以见“表1”，“莫边区”各州军大多只有0-1个草市镇，惟莫州略偏高。
(二) 莫州草市镇数(a)数偏高之因
“莫边区”的(a)数偏低，但唯有莫州例外，莫州是“莫边区”中唯一(c)数大于1的州军。若按《傅书》原文所考，莫州草市镇有三个，所以原先(c)数亦是三，皆偏高，似不合前所推论。为何如此？是否傅氏爬梳此莫州草市镇时有误而偏高？或是莫州草市镇并非新兴市镇而是原旧有县分废改置镇？若是前者则会影响莫州(c)数失误偏高；若是后者则代表此区经济实力很可能呈现滑落趋势，才会将原有县废为镇。按前引“宋朝之制，地要……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可说明若一县废为镇往往是民聚已不成县规模但仍有税课者才如此，故由县废为镇表示此邑人口已衰。
按《傅书》所载莫州草市镇原来分别是长丰、清丰、莫三镇，且皆书“熙宁六年(1073)废县置”，应可见此际莫州经济其实也呈现某种衰退状态。不过长丰、清丰两者名称颇相似，又载是同年废县改镇，是否可能是史籍将之搞混亦即将一镇误为二镇，因这会影响对莫州(a)数估计，故以下将考证。
按《傅书》所载清丰镇之出处为《宋会要辑稿》，查《宋会要辑稿》原文应为：
莫州任丘县清丰镇，熙宁六年废县置；长丰镇，熙宁六年废县置；莫镇，六年废县置，隶河间县，元佑二年(1087)复为县，寻复为镇
[86]
。
然此条之清丰镇似为孤证，不见《新唐书》、《旧唐书》、《宋史．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等地理史籍。倒是长丰镇记载颇多，除傅氏所载长丰出处是《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外，《宋会要辑稿》又有另一条长丰的史料：“莫县，熙宁六年废为镇……长丰县，熙宁六年废为镇
[87]
。”此条仅并书莫、长丰二镇而无书清丰镇。
其余有关长丰镇，或长丰、莫并书之记载甚多，如《太平寰宇记》有详载：
莫州，文安郡………唐景云二年(711)分瀛州属邑置鄚州………元领县六，今三：鄚县、任丘、长丰
[88]
。
上引史料载宋太宗年间莫州属县沿革，除任丘县外，莫、长丰亦是二县并书，可证北宋初此二县尚存，仍不见清丰县。再看《元丰九域志》载：“莫州文安郡……县一(任丘)……熙宁六年省长丰县为镇，并省莫县入任丘
[89]
。”记载亦同，亦是长丰与莫并书不见清丰。又《舆地广记》、《宋朝事实》、《记纂渊海》
[90]
亦如是记载。又《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是月……废……莫州长丰县为镇，并废莫县
[91]
。”由上引诸史料可见莫州于熙宁六年废县置镇者唯二：莫、长丰，并无清丰。清丰镇出处《宋会要辑稿．方域．市镇》此条史料，很可能是历代传抄将长丰误书清丰，又再重复错抄为三个镇
[92]
。
前已述宋代河北草市镇分布大多在河北的东南方并成长条块状分布，此长条块状分布的西南角已在河北西路的洺、磁二州，试析河北西路草市镇地理分布情形如下：
(一) 洺、磁二州
河北西路只有洺、磁二州的(c)数超过2.50以上，皆位于河北西路南部近“大大名府区”的西侧，虽其规模略不如河北东路御河沿线诸州军，却是河北西路草市镇中较具规模的二州，两州(a)数分别是洺13、磁9，分居西路第一、二名，显示西路草市镇数增加最多者，且是西路的南部优于北部。这很可能与大名府兴盛有关，尤以洺州(a)数高于磁州这点，虽其数差距不远，却是显示了洺州经济繁盛度略优于磁州。但根据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一书，却曾发现洺州在中晚唐时期的经济力相对于盛唐已呈现大幅衰退，其衰退幅度高于磁州，该书曾推论其衰退原因很可能与当时唐代昭义军节度使辖下的洺州之地理位置，正是位于与昭义军接壤的敌对势力魏博节度使之前线，使洺州常有战事使然
[93]
。
宋代洺州(a)数高于磁州，(d)数也达18，在河北为西路之冠，应是反应出唐宋之际整个河北南部政治局势变化，也就是河北重归北宋一统后，洺州与大名府间贸易网络已无藩镇割据、战乱等政治力负面干涉，其间通商状况相对于中晚唐也更为顺畅，这也使洺州得以纳入“大大名府区”贸易圈范围内，并受大名府经济力辐射影响，使洺州的草市镇数增加。大致而言，洺、磁二州该属“大大名府区”之一部分无误。
然河北西路(d)数最高者却在真定与定两府州，试析如下：
(二) 真定府与定州
虽宋代真定府与定州在河北西路的(c)数皆低于2.50，但(a)数分别都是8，同居河北西路的第三位，仅次于前述的洺、磁二州。且真定府县数有9、定州县数有7，两府州所的属县城应当分别承担部分的市镇贸易机能。此两府州也是河北西路北部(d)数最多的(真定17；定15)。故《宋史》载：“河北路……镇(按：真定府即唐之镇州)、魏、中山(按：定州在政和三年(1113)后升格为中山府)皆为雄镇云
[94]
。”即谓此。其中真定之繁盛，应是延续唐代河北雄藩成德节度使(治所即在镇州)能立镇百余年经济实力背景而来。定州草市颇盛的部分原因，或与当时定州拥有瓷器名产――“定窑”瓷之兴盛有关。定、汝、官、哥、钧为宋代五大名窑，定州拥有此类物产，一定程度上能帮助该州商业兴盛；此外在宋辽对峙下的定州为当时宋境前线，具战略与交通冲要地位
[95]
，故宋人富弼曾形容当时定州军事形势为：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眞定府、高阳关为四路，惟定州最要。定(州)为一路治所，实天下要重之最
[96]
。
上引文是说北宋定州之战略地位重要性，应能使定州在宋辽对峙下，维持一定程度军事性补给需求之转运贸易功能，促使定州的草市镇颇盛之因。
观诸北宋河北草市镇地理分布可得以下几点结论：
1.北宋河北地区经济仍具一定规模，河北草市镇分布符合前人观察多分布于河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新兴草市镇分布较多区域，以分布在御河沿线与中古黄河道北岸一带为主，且河北东方的沧州与南方的大名府最占经济优势。而由北宋河北草市镇地理分布，可知以“大沧州区”与“大大名府区”最盛，两大区域间有御河为交通连接线，草市镇沿此交通线作长条型块状分布。
2.大名府与沧州的经济优势应非始于北宋，而是延续中唐以降之经济基础，宋“大沧州区”诸州军的经济优势应是延续中晚唐横海节度使历史背景而来，而唐横海乃至宋“大沧州区”经济发展重要条件之一与河北海盐生产有相当大的关系。由沧州本身草市镇数(a)数与县均草市镇数(c)数两者皆高来看，可见沧州是属于唐宋之际河北东部的新兴都会。
3.“大大名府区”诸府州则是延续唐代河朔强藩魏博节度使的经济背景而来。此外入宋后商人入中边粮须经御河交通，更能刺激御河沿岸州军的市场，促使当地经济更繁荣。虽大名府(c)数不甚高，但并不代表其经济实力不佳。相反的大名府拥有包含大名府城、县城在内总共约37个商业市镇，可谓是北宋河北最繁盛的经济大府。
4.(c)数偏高区域概多分布在“大沧州区”附近州军，其中滨州更高达7.00，居河北之冠。为何此区(c)数大多偏高？应是北宋较不倾向在这一带析设新县分，而直接以草市镇管理单位进行抽税与管理，故此区虽新兴草市镇多了，却少有新设县分。而此地经济发展原因之一与河北盐产有相当程度之关系。不过盐产恐非促成此地经济唯一原因，在唐宋全国市场兴起之际，河北经济市场性质恐有其特殊的地域性质。即宋代河北经济应该并非完全因物质生产丰富促成当地交易行为兴盛，河北驻扎大量宋禁军应也是刺激当地经济内需的要件，河北草市镇分布在御河沿线而此河又是商人入中边粮要道之一或可见其端倪。
5.“莫边区”十一个面积偏小的州军，与其他沿边府州(沧、定、真定)之北境，是宋廷为防辽而大量设置塘埭的分布区，耕地面积偏少，农业生产剩余自不多，市场交易量相对也少。宋代北方经济多少是偏重于国家军事消费，多数的经济物资流动是政治性与军事性主导居多，而“莫边区”又是北宋商人入中边粮的终点之一。“莫边区”因边界大量驻军，其生活与军需是促使商人入此区买卖要件之一，另外宋辽边界榷场交易跟非法走私贸易也是其中要件，但以上经济行为大多受国家政军管制或私下非法走私，不太可能促使草市镇在“莫边区”大量形成，故莫边区十一州军的草市镇分布很少。
6.《傅书》原载莫州有三个草市镇，查是因《宋会要辑稿．市镇》史料传抄错误使然。本文考证莫州只有长丰与莫二镇，《宋会要辑稿．方域．市镇》载莫州另有清丰镇，是长丰镇之误，故错估莫州有三镇。莫州之长丰、莫二镇是旧县废改而置，显示莫州二镇的人口呈下滑趋势，这符合“莫边区”草市镇分布偏少与市场经济不兴盛的观察结果。
7.河北西路只有南侧的洺、磁二州的(c)数超过2.50以上，虽此二州规模略不如东路御河沿线诸州军，却是西路草市镇中较具规模者。其中洺州草市镇数又高于磁州，可能显示(1)、洺州经济力在入宋后因已经没有以往藩镇割据争战等政治力负面因素，使该州经济逐渐恢复；与(2)、洺、磁二州商业颇盛之因，应是“大大名府区”经济盛况辐射影响，故邻近大名府之洺州草市镇数略高于磁州。
8.虽真定府与定州之(c)数低于2.50，但两府州的(a)数分别都是8个，同居河北西路的第三高，且真定府县数有9，定州县数有7，两州所属县城当分别承担部分都市交易机能，故此二州也是河北西路北侧的大府州。真定府商业市镇数(d)数为17，其经济基础应为延续唐代河北雄藩成德节度使治所镇州的历史结果；定州(d)数有15，其经济基础可能因(1)、当地特产定州窑的生产；与(2)、宋辽对峙背景下的前线军需供给等因素使然。
以上为以《傅书》研究成果为中心对河北草市镇地理分布与唐宋之际河北内部经济状况作一初探。
此外仍有更进一步探究空间，譬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曾以施坚雅(G.W.Skinner)的“中地理论”尝试解释中国宋代城市分工结构与城市间分布体系
[97]
，这对河北商业市镇的分布与分工结构是否也同样适用？尤其河北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地形，施坚雅提出的市场供需之“中地理论”，若引用在河北地区更不太可能受到自然山川地形障碍限制，其理论模式跟河北商业市镇分布状况似很可能媒合？或会因河北经济略边重军事供需性而不能媒合？然限于篇幅，暂不深论。
[1] [日]周藤吉之：《宋代の乡村における店．市．步の发展》，[日]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第783-8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