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拙”式领导力

做企业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能冲动。 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东西在发展，该进入时进入，不要失去机会。 但我们也不能在成功遥遥无期时过早进入，把大量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里面。 这就是经营之道。

作者 | 宫玉振

来源 | 俞朝翎

ID | yuzhaoling_yutou

左宗棠评价曾国藩“才略太欠”，是个“书憨（书呆子）”。 梁启超则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

然而，曾国藩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践行自己理念的“拙诚”功夫。

“拙”强调的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地去做； “诚”是实心实意地去做。 “拙诚”二字，帮助我们揭示曾国藩身上所具有的领导特质与事业成功要素的关键。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

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

按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曾国藩看来，大清王朝要想度过这场空前的危机，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军事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

对于投身干这场大博斗中的社会精英们来说，也就不应当仅仅具备军事素质，更需要具备卫道的精神。只有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

而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

当务之急，则是 用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 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 以“志之所向，金石头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曾国藩所说的“舍身卫道”“忠义血性”，显然是有其鲜明的内涵的。

但是，它也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 对于领导者而言，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湘军之所以能够成头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方震语)，能够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正根源于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可以说，曾国藩的信念和抱负，他强烈的救世意识，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的感召力，以及由此所激励起的一大批有着同样理念的“抱道君子”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正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关键因素。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是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的。

如果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杀身成仁”，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为此，曾国藩自编练湘军始，就非常重视避免使绿营养成虚浮的习气，而是使其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

湘军对军官的选拔，以“朴实廉介”为原则。

曾国藩说，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

图 | 湘军

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

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这里“纯朴之人”“朴拙之人”，就是指具有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负责实干、吃苦耐劳的作风的人才。

他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把任务布置给他，他就会往死里打。

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他说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对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

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他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

如果前来应募的人皮肤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恨不得还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来的乡野农夫，他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

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形成什么样的作风。

湘军选的都是朴实、拙诚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湘军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

“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曾国藩的用人，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在具体的管理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功夫。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

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厌恶听到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

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的。

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勒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实”的核心，则是 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

曾国藩说，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 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陆象山只是说“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我治军，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

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而被曾国藩一再提拔。

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功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您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

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

其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

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笨拙的感觉，但却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并不是有用兵天赋的人。

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行军本非余所长”，他还很清醒地把这一弱点归因于自己的性格：“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确实，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然而他却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能力的局限，不敢骄，不敢怠，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功夫， 稳慎徐图，稳扎稳打， 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图 | 曾国荃，湘军首领之一，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四弟

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这副对联，充分反映出曾国藩作战指挥的基本风格，就是 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宁拙勿巧，宁慎勿疏，宁慢勿速，宁稳勿奇。

在行军过程中，湘军最重视的则是扎营。

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要求一个时辰完成。完成之前，绝对不许休息，也不许向太平军挑战。

首先是挖沟，沟深一丈五尺，越深越好，上宽下窄。挖完沟后开始垒墙，墙高八尺、厚一丈。

然后再在最外面的一道壕沟之外，树上五尺的花篱木，埋在土中二尺，作为障碍。墙一道即可，沟需要两道或三道，而花篱则要五层六层。

为什么要下如此的笨功夫来修工事?用曾国藩的话说，“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这就是湘军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

湘军这种扎营的笨功夫，实际上最早是跟对手太平军学的。

但是后来太平军筑垒掘濠，一天比一天潦草，而湘军修垒浚濠，则一天比一天扎实。曾国藩发现这一现象以后非常高兴，认为从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力量消长：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湘军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

身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却是以坦诚为本，从而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

李鸿章曾经对曾国藩有这样一句评价： “推 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乐为之用。”曾国藩也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他认为，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

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

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也是无法长久的。

图 | 李鸿章，中国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

领导者玩弄权术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就不敢跟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就会开始猜忌。而一个组织一旦陷入猜忌之中，这个组织也就要出问题了。

曾国藩说:“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

在曾国藩看来，既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与下属坦诚相待，一片真心。 至诚以待，本身也是领导者修养的需要。

曾国藩说:“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胡林翼对曾国藩的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说：

我对于当世的人才，也可以说是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来给人看，唯恐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但是人家最终还是乐于追随曾公。这是因为他的至诚出于天性，所以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曾国藩的领导力，那就是他所说的“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打造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

如果说“至伪”“至巧”是一种小聪明，那么“至诚”“至拙”就是一种大智慧。

从“至伪”“至巧”到“至诚”“至拙”，需要组织文化的极大突破，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许多组织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步的，这就是组织无法卓越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突破，一定是从领导者放下心机、放下面具、推心置腹地待人开始的。

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和激励之下，湘军确实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文化。

这就是所谓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做过多次名为“受人尊敬的领导者的品质”的调查，每次都有80%以上的人选择了“真诚”，在所有的调查中“真诚”也都占据第一名的位置。

在管理中，坦诚是一种大德，权谋则只能是小技， 曾国落能够最终成就“中兴名臣之首”的地位，他打造出的坦诚和信任的湘军文化，是关键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