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一个十分简单而又颇有意思的问题：检察官对一起案件做出判断的基本依据是什么？
答案似乎很简单：在准确认定事实（审查案卷、会见当事人、核实其他证据等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法律条文（《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座谈会纪要、批复、答复等）得出结论，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简言之，依据就是事实+法律。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做法，据此也顺利处理了很多案件，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我总觉得少了什么，而且遗漏了很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在疑难复杂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此，我想讨论三个问题：
一、判断案件靠“事实+法律”就够了吗？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大致案情如下：
犯罪嫌疑人甲男和乙女系情人关系，甲既吸毒又贩毒；乙不吸毒也不参与贩毒，但其见过甲吸毒，所以认识毒品。某日晚，甲从外地购进一塑料袋50克甲基苯丙胺，随手扔在床上即睡觉。乙上完深夜班后回到家中，见甲将毒品放在床上，担心丢失，便捡起放在自己的手提包里，并把手提包放在该房间床头柜上，自己在甲身旁睡下。一个多小时后，警察根据线索到甲和乙的住处搜查，从乙的手提包里查获了该宗毒品。
承办检察官的意见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乙非法持有毒品50克，根据刑法第348条之规定，依法应当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问：你觉得这么处理罪刑相适应吗？合情合理吗？
承办检察官：事实摆在眼前，法律规定很明确。
我问：冷静想一下，我问的是如此处罚是否恰当，是否符合情理？
承办检察官：好像是处罚得太重了，但是毒品数量太大，法律有明确规定，我也没办法。
我非常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检察官用无偏见的眼光审查一个案件，明明觉得处罚不公，却只根据眼前的事实和个别法条来定案，得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可的结论，不去反思自己的论证，却归咎于法律规定的不合理。
那么这个案子怎么看？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根据第一反应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得出不恰当的结论时，要结合法理和情理再次审视事实，重新适用法律。简言之：判断一个案件，除了依据事实和法律，还要考虑法理和情理。
从情理上看，要思考这几个问题：毒品到底是甲所有的还是乙所有的？乙将毒品放在手提包里是否就占有（或持有）了毒品，甲就睡着了就失去占有了？乙将毒品放在手提包里一个多小时社会危害到底有多大？
我想这几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毒品是甲所有的并一直占有；虽然甲睡着了，但并不失去对毒品的占有，小偷若偷去，仍然侵犯的是甲的占有权，乙只是辅助占有，类似家里的保姆收拾主人的物品，并不取代主人占有；乙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小。
除了情理，还要考虑刑法总则所蕴含的法理。重点考虑刑法第5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第13条“但书”等规定，同时，本案并不符合刑法第25条共同犯罪之规定。
那么对于此案，我的意见是：对乙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不起诉。我不敢说我的观点百分之百正确，但起码充分考虑了基本事实、刑法分则、相关法理和基本情理，没有那么武断。
二、“情理”有没有选择标准？
问题又来了：运用法理是有必要的，而且法律人都有一定的法理修养，很多问题能够达成共识。但“情理”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东西，一个案子，不同的法律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情理考量，如何选择，有没有一个标准？
这让我想起南京彭宇案，时隔十年为什么又拿出来说道？根本原因在于一审判决充满负能量，给社会带来了长久的不良影响，民众始终不认可。微信公众号“法律读库”6月16日转载了《人民法院报》所载《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一文，我又再次查阅了当年的一审判决书（社会舆论当时主要关注的正是一审判决）。从判决书上罗列的证据上来看，法官也没有直接得出彭宇撞到了被害人的结论。如果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个人认为凭现有证据，根本无法定案。
判决书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在于争议焦点的第一部分，法官作了这样的分析：“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最后在判决损失分配时，运用了公平原则的法理，判决被告彭宇补偿原告损失的40%。
法官在判断案件时，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之外，还考虑了法理和情理，我认为这一思路是好的。但问题在于，法官这一推理似乎总是从“人性恶”的角度思考问题：你要见义勇为就该去抓撞的那个人，而不是好心来扶伤者；你要做好事，伤者家人来了你就要说明白，然后撤退，不要送佛送到西。
实事求是的说，法官的这一分析可能说中了社会上的一些人或一些现象，并非完全无理。但是在处理本案中，法官能拿这样的情理去分析彭宇吗？显然不能。因为此时的彭宇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大众的一员，法官这样的分析伤害了普通大众的情感。这就直接导致民众一致的反对，乃至引发“13亿人为何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的“旷世疑问”。
我想，实在没有必要把彭宇案再拿来炒。但通过透视本案中法官的情理分析，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法律人在运用情理分析案件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不同的判断，但无论如何，不应超出我们最朴素的、最基本的情感和理性，不能超出一般人的认知和理解水平。
我不提倡顺应民众的喜好去分析情理，但若能从引导人们判断是非、区分黑白、明辨善恶的角度去分析，或许更好。
三、在法理、情理之上呢？
在法理、情理之上，是否还有可供我们判断案件的依据？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天理”。
我最近到山西平遥古城游览，见城内县衙二院门口高悬一块六字牌匾：天理国法人情。当时很受感触，“国法”与“人情”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法律（法理）”与“情理”，在此之上，还有“天理”，而且在古代判决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依据，现在却丢失了。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天理”在法律条文中没有体现吗？如果非要法条里写上“天理”二字，那说明我们理解法律太机械了。
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心存天理，就能在法律中找到天理。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天理”。也许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求大同存小异，也能得出一个基本答案：天理，乃天然的道理和道德的法则。中国人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理往往与人们的良知、良心相通的。我用两个案例来解释一下我理解的天理：
一个是受贿案：张三和李四两名国家工作人员共谋，利用各自职务之便共同为请托人王五谋取利益，事后谁收受了王五的好处二人平分，但没有约定受贿具体金额。李四在履职过程中悔悟，向张三和王五表示自己不要钱，但张三还是收受了王五所送贿赂。
承办检察官问：这个案子虽然张三、李四作用相当，但李四没有收受贿赂，可否认定从犯，比照张三判轻一点？
我的意见：如果李四没有乱作为，没有为王五谋取不正当利益，可以考虑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以情节轻微作不起诉。
问：尺度是不是大了一点？
我：浪子回头金不换，李四悬崖勒马的精神很难得，天理可悯，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这种行为。而且不起诉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能鼓励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及时收手，廉洁从政，这样的价值远远大于将李四判处刑罚。
另一个是故意杀人案：宾某，男，50岁，其45岁时因丧偶而娶妻张某（本案死者）。邻居反映，张某性格好强，常以宾某没有本事、挣不到钱为由辱骂、奚落宾某，并要求宾某将日常打工所挣的钱全部交给张某花销，还教唆宾某的孙子（年仅5岁，本案死者）不尊重宾某，经常随其一起奚落爷爷。工友证实，宾某性格内向，语言木讷，因家庭琐事长期积怨于心。案发当日，张某又无端奚落宾某，宾某盛怒之下持菜刀将张某砍死。后宾某到其儿子家中，只有孙子一人在家，孙子又学着张某的口吻奚落爷爷，宾某一气之下又持刀将孙子连砍十余刀致死。后宾某主动到法院投案自首。
我与法官沟通时，法官意见：这个案子是家庭矛盾引起的，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而且被告人又投案自首，判决是不是应该留有余地。
我的意见：如果宾某只是砍死其妻张某，可以留有余地。但是孩子是无辜的，虽然对宾某不敬，但这是家庭教育的问题。虎毒不食子，爷爷也不能杀孙子，留其一命天理不容，有自首情节也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法官意见：你说得在理，就这么判了吧。
作者：陈亚东，四川广安市检察院。文章图片来自网络，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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