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马云。 视觉中国供图
只有在青年商会这样的角落，还遗留着这些故事的后续——风光地开始，亏完本金还欠了外债的创业者“灰溜溜地”回了大城市。
有人总结，外出打工不是一条出路，却是一条活路。
80后杨子明回乡以前，在温州负责一家文具厂的产品开发和销售工作。农民工出身的他年薪已经到了6位数。可家乡一系列返乡创业的政策让这个年轻人动心。4年前，他辞职带上全部积蓄和家人回到家乡。
他想开一家属于家乡的文具厂。这个个头不高的湖北男人把全部积蓄砸了进去，购置设备，在乡间租下工厂，把房子拿去抵押，再依照政策向政府借款，就能撑过一开始的周转期。
出乎他的意料，银行的贷款批不下来，政府的申请也卡住了，没有借给他救命钱。
创业第一个月，他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差点搭上十多年打拼的全部积蓄。
遣散了全部工人、只留下一个亲人看门，杨子明奔赴浙江，带着订单找到不同的工厂，请求对方生产。
整整半年，他一直待在浙江，刚怀孕的妻子在老家天天跑银行申请贷款。老家的人冷嘲热讽，“工厂突然关门肯定是犯事儿了”。还有人嘀咕，要离这家人远远的，更不能借钱。
“雪中送炭根本不会出现，大家都只愿意锦上添花。”扛过那段困难期的杨子明，如今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三四十个员工，他苦笑着回忆，后来自己日子好过了，借钱的人多了，政府也给了不少支持，银行的贷款更是顺畅。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说，自己刚回来就遇到财政困难，换做谁都不敢贸然借钱。
只是，“在最难的时候真的孤立无援。”那时，他甚至借了高利贷，没日没夜地干，就怕还不上钱。
这种孤立无援于张成而言也不陌生。最初他投资什么产业都赔，妻子和丈母娘发火了，她们希望张成把积蓄存进银行，安安心心找个工作上班度日。听到他还要创业，妻子和他分居了，丈母娘留下一句狠话，“你再这样下去，你俩就离婚。”
“这里不是深圳，你不行的。”“你不要创业了，都失败那么多次了。”张成很清晰地记得这两句“最常听到的话”。
他不服，想要再试一次。
可更多的返乡创业者，却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再尝试。
曾有一位返乡创业者想要提升本地人的饮水质量，带来了净水器项目。一开始项目势头良好，围着一圈又一圈儿“朋友”，后来，这个项目遭遇困难，这个年轻人迅速被孤立，“都怕他来借钱”。
这个年轻人孤独离开家乡后，张成给他打电话，想邀请对方来自己的公司上班。电话那头，年轻人沉默了许久，随后苦笑道，“老家这个地方啊，太太太太难搞了。”
电话那头的张成沉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开口劝说了。
他想不通，“很多返乡青年失败了，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带动他们？”他语气急促地说，“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这个年轻的青年商会会长不止一次地说，要是有一个机构能对失败的创业者给点反应就好了，“就给一点点支持、一点点鼓励、一点点温暖，不要躲着他们，装作没看见就好了。”张成觉得，濒临“死亡”的企业也许只需要一笔周转资金，也许只需要一个续命的客户，甚至只需要一个宽松点的舆论环境。
可惜，很多创业者的离去都是“静悄悄的”，“大家都远离他们了，甚至不知道企业是什么时候‘死的’。”他说。
这样的一个机构也是胡伟所期待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自己不需要机构给多少钱，不需要给多少资源，“就像你这样，坐在我身边听我说说我这些年的难处就行了。”
他觉得自己像孤军奋战的战士，“办一个证可以只花半天时间，也可以拖你半年。”他清楚地记得，为了几本证件，他往政府部门跑了一两百趟，有时候“腿都快跑断了”，回到宾馆还要马上开始装修。
“想想蛮心酸的。”他说。
张成曾去相关部门办手续，但“工作人员聚在一起讨论买菜，就当没有看见我”。李杰想为公司更名，可被有关部门卡了半个月，一会儿是缺了这个证，一会儿是那个要求不达标，甚至有个女工作人员说：“你咋又来了？”
最后，愤怒压不住了，李杰冲到了领导的办公室，大声喊：“你们不能把我当小孩耍啊！如果她记不清楚到底需要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培训完再上岗啊！为什么改个公司名称这么这么难呢？”
李杰如今在武汉创业。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已经挣到了房子和车子，这个90后创业者说，省城的相关机构有绿色通道，很多业务都能一天办完，窗口也都是“素质很高的年轻人”。
他很坚定地说，自己不会再回老家创业了。
张成惋惜李杰的离去。他担心出现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失败者离开，他们会劝说未来打算返乡创业的青年，“别回去，那里不适合创业。”
返乡创业青年越受挫，离开得越多，城市发展也会更慢。张成为此忧心不已。
这个青年商会的年轻会长不想妥协了。他给被赊账困扰的年轻人支招，都少去店铺，收银交给店员，就“公事公办”。他很清楚，外部环境不够好，可正因如此，才需要去努力。“如果连我们都不愿去改变，都去妥协了，这个环境还可能变好吗？”
硬扛着活下来
很多年轻创业者离开时，张成都不知情，那一年多的时间，他的项目也在“水深火热”中。最糟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大不了就重回当年去深圳的光景，一分钱没有而已。
那时候，老家发大水冲了土地，证件不全的他跑到深圳。分文不剩的张成在公园住了两天，饿了两天，他每天去喝公园浇花的水，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给姐姐打了个电话，“你给我打点钱吧，我真的要饿死了。”
这一次，虽然不会饿死，但积蓄再经不起折腾了。他看准了儿童摄影领域，准备再试一次。
他想跟医院院方谈合作，免费为新生儿拍一张出生照，孩子几斤几两都写在上面。等孩子大一点儿了，再去家里免费提供洗澡和按摩的服务，并为孩子拍满月照。当时，老家县城的儿童摄影市场竞争激烈，提倡服务意识和品牌意识的张成认准了这个领域，决心要做下去。
可光是进医院的产科就难倒了公司的初创人员。他们被保安轰出来，有时候对方生气了，还把张成他们摁在墙上。后来，张成决定早上6点前就去，晚上10点后再来。
杨子明走过困难期的法则也是硬扛。在浙江的那段日子，他辗转各家工厂完成订单，他担心家乡的妻子，大着肚子还要为他跑贷款。他担心老家的夏天潮湿，工厂的设备会生锈。
这个年轻人说，自己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回家。”
有一次，客人要求的生产日期漏打了，产品要得急，但工人手上都排满了活儿。杨子明啥话也没说，一个人去了车间。
每晚工厂下班，他独自站上流水线，打开打码机，把纸盒一个个放进去，再码整齐。20万个纸盒，他一个人干了大半个月。
这个出生于1982年的返乡创业者说，在浙江的那半年，他每晚都留在车间盯着，他怕工人偷懒，更怕自己偷懒让单子被抢走。他“说尽了好话”，终于熬完了这半年，挣到了周转资金，妻子也顺利批下了贷款。
他回家了。
他希望有一天，在中国夜景卫星图上，自己的家乡不再是一个微弱的光点，它能和附近所有的小城一起，织成密密麻麻闪着光的网。
回乡以前，杨子明和温州的大老板告别。对方眼睛红了，“做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要求你说。”
“我不可能打一辈子工的。”杨子明说，“我还是要回家啊。”
创业4年多，他说自己从家乡得到很多支持，新的厂房是有关部门帮他联系的。厂子从村里搬到了城里，离家就3公里。虽然，他根本不会回家，把家安在了厂里。
这个返乡青年很自豪，自己的工厂一年也能为家乡纳税6位数，还可以解决三四十人的就业岗位。他拿出自己设计的品牌和专利，预备慢慢加大生产量。他希望就从这个市郊2000多平方米的工厂开始，诞生文具行业最新最好的品牌。
张成已经拥有了5家摄影店面，如今，他的店面爆满，地暖、衣服罩子、游泳池、专业育婴师、二次消毒的衣服柜等等元素吸引着小城的父母。
可在最初的时候，劝他放弃的人太多了。几乎没人能想到，张成近乎“傻子”般坚持，真的敲开了医院的大门。免费的摄影工作持续了整整9个月，很多消费者怀疑张成是骗子，“哪有这么傻的老板？还免费送东西？”
还有人直接说，“你们干这些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
张成就当没听到这些话，他提倡的上门服务一直没断，最远的一次，他们免费跑了200多公里为消费者的孩子拍了几张满月照。
这一次创业，最大的不同是这个年轻人不再打算妥协了——招聘的条款都按照他在深圳总结的套路，他招聘的大多都是在外地工作返乡的年轻人，“如果能给到差不多的待遇，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周末还能帮着家里干点活儿。”
这些在外面“感受过社会危机感”的年轻人成了这家公司的主力，奖金、提成、分红、甚至入股，张成靠这些留住了人才。
免费拍照业务打开了市场，也让这座县城的年轻父母近距离接触到了营销的概念。张成说：“一定要把好的观念坚持下去，你要相信，坚持下去，一定会出结果。”
这个年轻人始终觉得，小城市想要跟上大城市的脚步，就要靠这些返乡青年的努力，一点点改变行业规则、产业生态，最终一点点改变人们的思想。
“如果能有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坚持下去，能被改变、被撬动的产业就会越来越多，最终让一个城市进步。”他有些兴奋地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