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遗产”的现代性——《文与物：国保单位佛山东华里的构建》序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图：佛山东华里

（图片来源：网易网）

在感觉上不算很久远，但仔细想想又已经过去很久的那些年代，当时并没有什么“广佛同城”的说法，不过，住在广州的人并不像现在那样把佛山看成是异乡（城），周末或节假日，一早去佛山饮个早茶，到祖庙逛逛，在中山公园流连，在洁净的旧街上漫步，买几筒盲公饼，再到石湾买几件陶瓷器皿或陶公仔而归，是一种寻常的假日消遣。我已经记不清楚第一次到东华里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有一次到佛山时，逛完祖庙，穿过一条稍稍曲折的街巷，就走到了东华里。说实话，那时其实并不觉得东华里有什么太特别之处，因为那个时候，这种形制的房子，在广州、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城乡各处，都是非常常见的。印象中只是这些房子盖得比常见的要靓一些，架势一些；尤其是青砖质量特别好，经过时总会走近去摸一摸，发出一声赞叹；短短一条小巷，两边排开如此整齐的大屋，也很气派。那个时候，东华里的房子还居住着不少的居民，我们这些外来人闯入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扰乱他们生活的节奏。这里留给我的印象和感受，和整个佛山充满人情味的基调一样，散漫着静谧的气氛与和谐的节奏。

佛山东华里

（图片来源：“刘滨滨”小红书号）

后来，广佛之间的交通越来越便捷，有了高速公路，有了海八路，最近又有了地铁，不过，我们去佛山的次数却似乎越来越少了。已经有很多年了，我几乎再没有为着消遣而去过佛山，每次前往，都只是陪客人去参观考察。而每次到佛山，都好像进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弯弯曲曲的街巷越来越少了，笔直的马路不断延伸着，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以往去佛山，不需要地图，就可以随意到处走走，现在如果离开了地图，就会迷路的。祖庙、东华里仍然是一个必到的去处。虽然佛山每天都是新的，但走进东华里，外观的一切依然如旧，时间好像凝固着，永远地停留在过去。不过，每次重新到东华里，我内心的感觉其实有着一种不知不觉的变化，随着东华里先后列入“市保”、“国保”，成了一件“古董”，渐渐远离普通人的生活，成了赏珍猎奇的胜地，慢慢就没有了早年到此地的那种感受了。这种变化在悄然发生着，我从来也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直到数年前读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朱嫦巧同学的博士论文时，才猛然觉悟，涌出一种莫名的焦虑和疑惑——大千世界在变，我的感受也在变，难道东华里真的不变吗？从这篇作品，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经历着现代化的变迁，在物质形态和外在景观上没有变化的东华里，其实已经渐渐变成了另一种物事。正因为朱嫦巧的博士论文启发了我去思考东华里在我心中的变化，当知道作者要把论文修改成书稿，以《文与物：国保单位佛山东华里的构建》为题交付出版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借几页纸写下一点感受和想法。

在中国，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所谓的“文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文物”，一类是“革命文物”。这种区分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所谓“文物”，本来应该是已经在那些远离今天的时代留下的，远离了日常生活，具有鉴赏或纪念价值的稀罕之物；还有那些与历史文化名人有关系的物件，虽然本身不属珍奇之物，但因其渗透着的“珍奇”人物之气息，自然也分属文物。而革命文物就物品本身而言，大多属于平常家什，只是由于上面记录着革命的业绩，是革命成功者的圣物，也就成为另类的“文物”了。在这样一种既定的认知模式下，东华里这种民居建筑也得以厕身于文物之列，也许首先应归咎于人类学、民俗学改变了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而逐渐改变了各方人士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学者的眼光转向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令到锅碗瓢盆一类日用破烂也能成为宝贝。最近一些年来，“民俗文物”一时成为文物界的宠儿，在很多“专家”的推波助澜下，这些“日常”的物体，甚至成了“地方文化”的主要载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另一方面，不知是有意配合这个转变，还是纯属偶然的巧合，在最近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城乡各处急速地奔向“现代”，人们对旧东西的厌弃与对新事物的热情，令到旧的器物因为无用而被丢弃，旧建筑因为破烂而被拆除，旧街区因为低值而被摧毁，我们儿时熟悉的生活用品，一时间只有到博物馆才得寻觅其芳踪。于是，即使在过去的文物概念下，那些本来日常习见之物，由各种因缘巧合而存留下来，也有了一夜之间摇身变成奇珍异宝的机会。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历史与政治的宽容，如东华里建筑旧主们那样的人，不管是曾经镇压“革命”的清朝总督，还是曾作洋行买办的香港富商，都得以重新被认定为“名人”了。同这些“名人”的联系，也自然会增加东华里的建筑作为文物的价值。因此，我们从东华里作为“文物”的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背景与多重价值如何叠合起来，旧遗产与新时势，旧物件与新价值，糅合成为一种动力，推动着东华里作为“文物”的不断升值与周边街区及景观的毁灭以及社区生活消逝的过程并肩前行。

佛山东华里

（图片来源：游侠客网站）

在朱嫦巧的博士论文通过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带我拜访了仍住在东华里的骆秉章第五代后人骆筠郿老师夫妇。那是我第一次坐在东华里的老房子里听老人家讲述过去的故事。不过，当时的我，对身处其境的场景和人物的兴趣多于听故事的兴趣，骆老师讲述着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经历时，我的思绪一直在她讲述的故事与骆秉章的时代之间游荡，努力把五代人一百多年的历史叠合到现场中。不过，这种出自历史学者偏见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对于骆老师而言，这座老房子在她生命中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她童年生活的记忆，这种记忆把老房子的空间与气息生动地呈现了出来，而清代名宦骆秉章，只是以客厅一个角落里挂着的一幅小小的画像存在着的一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