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究竟是多情的男人，还是无情的男人？

世间哪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1918年春天，一个叫福基的日本女子寻遍杭州，在虎跑寺找到出家的丈夫，这是两人相识的第11年。这位曾经的丈夫连寺门都没有让妻子进，福基无奈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责问：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她知道早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与他见最后一面。

妻子说:叔同。

曾经的丈夫答：请叫我弘一。

妻子问: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曾经的丈夫答:爱，就是慈悲。

这位慈悲的丈夫在出家前曾预留了三个月薪水，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友转交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把她送回日本。

从此，世间少了“李叔同”，晚清吏部主事、天津巨富李筱楼的第三个儿子，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和戏剧家，多了“弘一法师”。

李叔同曾经在俗世热络地生活，才华超人而跨界：音乐方面，他是作词、作曲大家，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也是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的作曲家；绘画方面，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创始人，撰写《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书法方面，他是书画大家，鲁迅、郭沫若都为求他的一幅墨宝而欣喜万分；诗词与篆刻也独树一帜，甚至，他还是中国话剧创始人之一，开先河地男扮女装演出了话剧《茶花女》。

据说，李叔同在出家前曾给日本妻子写了一封信：

一个男人，中年信仰改变，该如何安置前半生的家人，确实是棘手的问题。

年少时，我特别欣赏男人飞扬的才华与桀骜的个性。

中年时，我特别在意男人笃定的责任和坚守的义气。

才华与个性都有锋芒，倘若没有责任与义气的牵拉，总是伤着身边人。

从这封信里，你读出了“慈悲”吗？或许，字里行间去意已定的“决绝”，要超过“慈悲”。没有商量，只是把自己的决定告知妻子，无论她接纳或者反对，都无法更改他钢铁的意志。

这位日本妻子，有人说叫“枝子”，也有人说叫“诚子”，据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回忆：具体叫什么还真的不确切，也曾到日本找过，却未找到，但是，（祖父）日记中多次提到“福基”这个人，每当提及，讲到的事件都是私人问题，比如给我送棉被之类私房话。

于是，大家揣测，“福基”可能就是他日籍夫人的名字。

关于和福基分别的场景，李叔同的同学黄炎培曾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男人看女人的难过，不过是“大哭”，不知“大哭”时，五脏六腑已碎过几次，这位连确切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叔同夫人”，可能真的如同大师诗歌所写：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

伟人的传奇，总由常人的辛酸铺就

福基并不是唯一伤心的女子，李叔同的原配俞氏，俞蓉儿，李叔同的二哥让她去寺院寻丈夫回来，她平静地说：

我们不去，因为他是不回来的。

旧时女子，很难活得像她那么清醒明白，她早已习惯了婚姻中等待和失望的交替循环。

李叔同年少风流，爱上名伶杨翠喜，他以非凡才华辅导杨翠喜，助她扬名，但名气大了追捧者众多，其中不乏公子王孙，李叔同离开天津到上海办事，杨翠喜即被买走做了载振小王爷的侍妾。

初恋失恋，心碎不已。母亲王氏为了抚慰儿子情感失意，匆忙为他定下茶商的女儿俞蓉儿，两家门当户对，是旧时的好姻缘。只是，旧时最被家长喜欢的媳妇往往出身富裕、举止端庄、贤惠恭顺，可这并不是男人在年轻时看重的品质，他们更憧憬激荡的爱情，这样的妻子本分有余灵动不足，难以钟情，于是他们既维系了原配的法定地位，也不耽误爱情在别处栖息，李叔同、鲁迅、郭沫若、张恨水等人都是如此。

俞蓉儿空有原配的名分，一生却与李叔同四度别离。

第一次别离，李叔同去日本留学。

李叔同的母亲王氏，19岁被他67岁的父亲纳妾，在大家族中毫无地位，李叔同格外心疼，母亲是他前半生最重要的情感寄托，俞蓉儿深深懂得丈夫的心思，恪守本分勤俭持家，替他周到照顾母亲。

李叔同和那个年代的名士一样，与名妓唱和风流，上海名妓李苹香、谢秋云都与他有情事，但是，出于对母亲王氏的尊重，一直保持家庭平静，俞蓉儿从不干涉丈夫的私情，她总觉得，丈夫依旧愿意回家就是最大的尊重和温情，但，这一点温情很快被婆婆的去世打碎。

母亲去世后，李叔同心灰意冷，把俞蓉儿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天津老宅的二哥照料，远走日本留学。

俞蓉儿开始第一轮等待。

第二次别离，李叔同病愈再去日本。

李叔同在日本得了肺病，回天津养病。独自在日本太久，老宅的热闹和亲情让他体会到不同的温暖，病中人心境萧索，尤其需要家庭的暖意慰藉，这段时间成为俞蓉儿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丈夫回归，身边也没有那么多红颜知己，即便是个病人需要殷切照料，生活终归有盼头。

她竭尽全力照顾丈夫，希望用大家庭的亲情留住他，没想到，丈夫痊愈时，也是夫妻别离时。李叔同觉得老宅有太多母亲的记忆，让他心痛难过，病愈后，不顾俞蓉儿的反对，再次去日本。

俞蓉儿的第二轮等待开始。

第三次别离，李叔同带回日本夫人福基。

六年后，李叔同从日本回到天津，俞蓉儿满心欢喜，以她的理解，男人青年时求学、贪玩、风流都是常事，只要愿意回家，夫妻关系就总有转圜时。可是，这一次，李叔同带回了日本妻子福基，福基同样痴情，不惜背井离乡万里追随，两人在日本举行婚礼，福基也有了妻子的名分。

李叔同很少回天津老宅，他和福基恩爱相伴，可能想象不到俞蓉儿的艰辛，她带着孩子独守空房，由李叔同的二哥供养，虽然衣食不愁，但终究寄人篱下，丈夫不管不顾，谁问过她心里的落寞、寂寥、自卑和忧愁呢？

她是个存在感太弱的女人，即便如此，也察觉自己的等待似乎永无尽头。

第四次别离，俞蓉儿去世。

1922年正月，俞蓉儿在未歇的新年炮竹声中离世，45岁，并不算太大的年纪。家族认为她一生安分克己，又生育了儿子，李叔同应该回家送俗世的妻子最后一程。

报丧的书信传到杭州，李叔同，此时应该是弘一法师，正在庆福寺编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于情于理，他都该给俞蓉儿一个交代，即便这个形象在他心里非常模糊。无常的是，那时赶上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杭州到天津的交通被阻断，弘一法师无法成行，继续编写佛学著作。

俞蓉儿凄凉入土，独居一穴。

在无尽而漫长的等待中，她曾经组织许多绣娘一起绣花，或许是希望热热闹闹地打发时光吧，可惜家族败落，战争四起，陪伴她的绣娘队伍很快解散。

她似乎注定凄清。

对此方残酷，才能对彼方仁厚

1942年10月，弘一法师自觉身体发热，减少食量，进而断食，并谢绝医疗探问，一心念佛，他对随侍的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者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他特别叮嘱：当我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上就穿这破旧的短衣，因为我福气不够。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

10月10日下午，他留下四个字：悲欣交集。这是他最后的遗墨。

10月13日，弘一法师往生西方，从39岁入佛门，到62岁圆寂，23年过去。

他究竟是多情还是无情？

不忍伤蚂蚁，却客观上伤害了两个女人的一生。

多情的人未必处处多情，他们得把所有感情积聚起来才能猛烈释放于个别人和个别事，就像太阳的光芒，阳光下温暖怡人，阴影里寒气彻骨，就看你站在哪个位置。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恭。

林语堂说：李叔同是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一个人。

而伟人的传奇，往往是常人的心酸铺就。

生命原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那些我们自己请进来的人、事、物，总要有个安顿，恭送ta们回归原处。进退唯我，任其自生自灭，纵然再有禅意，当真是有情吗？

能始终独善其身的男人，就像能永远穿进小号礼服的女人一样，心里都有几分决绝的“狠劲”。不同的是，男人狠的对象是身边人，清除闲杂人等，才能还自己一个清静世界，可是，其间几多误伤和重手，很难算清；女人狠的对象是她自己，她对自己下了狠手，才斩得断心底无望的期盼和软弱的幻想，变成她原本并不想成为的那个收放自如的人。

或许，弘一法师以决绝为刀，斩断过往，将世界劈裂成从前的红尘，和今后的慈悲天地。

而慈悲，也是一种选择，总是对此方残酷，才能对彼方仁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

                      ——李叔同《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