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汶川地震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作品「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作协从此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形象长期陷于谷底。
· 2008 年汶川地震后，王兆山于 6 月 6 日在《齐鲁晚报》发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结果遭到中文网络一致炮轰王兆山至少还遭到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委婉批评，指其「无论如何是不妥」、「令人遗憾」。很多得到作协高度肯定、获颁「鲁奖」「茅奖」的作家作品，同样频频成为网络群嘲对象。比如 2010 年凭借诗集《向往温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被网友评价为「回车键里出官诗」：2014 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其作品也遭到网友瞩目：然而，作协尽管大众口碑不佳，广大作家却并未避之不及。从阿城王朔北岛莫言金宇澄阎连科，到郭敬明麦家马伯庸唐家三少，当代中国文学成就最大、商业最成功的作家多数都是作协会员，与老干体名家们并列名单。1948 年，丁玲从欧洲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向苏联作协书记法捷耶夫请教文学界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法捷耶夫将苏联经验倾囊相授：「一定要组织中央的文艺工作机关。如果现在不可能有，也必定要组织筹备会。」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成立，作家协会与戏剧家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等并列其分支机构，内部架构几乎完全仿效苏联作协。
其中，只有作协被定为正部级单位，其他各协会都只是正局级。
冷战初期，东西方乃至亚非拉各国普遍拥有思想进步、社会影响力大的作家群体，对新政权而言正是开展「民间外交」、广交朋友的绝佳突破口。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外交首长都经常到中国作家协会指导工作，尤其是参与作家出访事宜。刘少奇更亲自在作协会议上呼吁「不能当土作家」，要懂一两门外国语。· 著名散文作家杨朔，作协之外曾任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等
作家加入作协后，均拥有国家干部身份，其等级分为「文艺级别」和「行政级别」两大类，分别有相应的工资待遇。其中，文艺级别按照作家的资历和业务水平予以评定，工资均高于相应的行政级别。
· 初期被定为文艺一级的，有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作家，被定为文艺二级的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草明等，被定为文艺三级的有康濯、马烽、西戎等
尽管工资较低，行政级别意味着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对那些背景红专、志存高远的作家往往更具吸引力。如赵树理放弃了月薪 270 元的「文艺二级」，宁可要月薪 218 元的「行政十级」；丁玲则放弃「文艺一级」（月薪 345 元）而选择「行政七级」（月薪 322 元）。当时，北京普通职工平均月薪仅为 40 元左右，月收入 200 元以上几乎等于当月财务自由，作协会员的待遇不可谓不高。还有同样模仿自苏联的稿费制度，基本稿酬加上印数稿酬，会员们出一两本书往往即可在北京买房。据不完全统计，1950 年代拿到稿费一万元以上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汉、曹禺、艾青等 47 人。除了优待影响力巨大的文坛名家，作协还着力培养文学新人。1952 年，北京通县 16 岁的刘绍棠发表小说《青枝绿叶》，获得《新华月报》的转载和叶圣陶的好评，被编入高中语文教材。四年后加入作协时，刘绍棠的稿费已经足够买下北京中心地区的一个小院，即使稍后便「犯错误」而丧失收入来源，刘绍棠仍能凭借存款度过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刘的成功，激发了无数青年的效法热情，如一位作家 1956 年收到的来信：未获作协接纳的作家，则不但与此类财富故事无缘，而且已经很难再依靠文学创作来维持生计。如被郭沫若批为「作文字上的裸体画，写文字上的春宫」而靠边站的沈从文，不但旧作被出版社告知「均已代为销毁」，而且从 1950 年 5 月开始创作的纪实小说新作《老同志》，也在七易其稿之后仍找不到一家报刊杂志愿意刊登。困境之下，沈从文向旧相识丁玲求助，不惜表示「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不用我名字也好」，结果还是至死未能见到这篇小说问世。直到 1956 年「双百方针」推出，沈从文重新受到上级关注，并于 1957 年获准加入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将《沈从文小说选集》列入出版计划。1980 年代，文革中遭到摧毁的作家协会重新开始工作，但作家与作协的关系和同时期的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剧变。曾经，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完全笼罩在作协的管理之下，包括文学界的肃反工作都有「作协肃反五人小组」负责，从摇篮到坟墓均受到这一正部级单位的供养和监管。改开以后，作协的传统功能已经难以为继，尤其难以再像从前那样轻易扭转作家的基本生计处境，而须小心应对和把控 1970 年代末爆发的文学热潮。1985 年，在新领导王蒙的主持下，作协下属刊物《人民文学》头版刊登了现代气息十足的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两篇小说一扫「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教条，至今仍是当时文学自由发展的经典例证。
· 事实上，当时王蒙对作品基调的把握始终清晰坚定，获得肯定的刘索拉和徐星均未越过「贴近社会现实，具有积极追求」的意识形态底线。同时期专注于「国民劣根性」的韩少功《爸爸爸》，便只能屈居刊物次要位置
1986 年，北京作协试行合同作家制度，到 90 年代后慢慢发展出驻会合同制、专职合同制、兼职合同制、返聘合同制、选题合同制五种制度并推广到全国。
· 刘索拉在 1986 年被作协发展
其中，只有驻会作家拥有正式编制，「苏联模式」大打折扣。在 2008 年的统计数据中，此类挂编作家已经是少数：1990 年代以后，作家对作协及其刊物的依赖更是与日俱减。1992 年辞去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今天已经是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的同代作家，一生都没有加入作协，曾表示「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1997 年王小波去世后，前往八宝山一号大厅的三百多人中，大部分是自发吊唁者，没有一个是作协人员。此种背景下，新世纪以来不乏作家公开炮轰作协，更有不少作家公开宣布退会，甚至高调批判其「逐渐蜕变成极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宗派主义和谋取名利的工具」「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国广大作家的权益」。
不过，新世纪以后的作协，并未真正失去对作家的吸引力，会员人数仍然以每年 50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长，郭敬明、于丹、马伯庸、张嘉佳等人都早已成为会员。除了旧日的光环和靠拢组织的幸福感，如今加入作协还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