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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陈昶羽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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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11月20日下午，株洲一位姓尹的快递小哥在送货的路上突然停下车，缓缓坐到了地上，向一旁的路人说了声“好累”，然后一头倒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有路人上前进行抢救。等到救护车到来，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此时他的电动车上还堆着“双十一”没送完的货物。医院推测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心源性猝死，对于中国的新闻读者大概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2014年深圳地铁里的一位女白领梁娅同样因此倒地不起，在人来人往的地铁出口，长达五十分钟的时间内无人进行抢救，最终死亡。
2014年2月26日，深圳，在梁娅的姐姐的家中，梁娅父母手持梁娅生前的照片痛苦流泪 / 视觉中国
在关于上述新闻的讨论中，有人谴责过重的工作压力，有人反思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真正把他们推进鬼门关的原因是：无人抢救，或者说无人能救。
中国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已接近3亿，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中国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中国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为41.84/10万，心源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高达54.4万例/年。
也就是说，中国每天至少有1500人因为心脏骤停离开人世，每分钟就有1个中国人发生心源性猝死——人数之多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在这每年的五十多万人中，能存活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一。从全球数据来看，每年有三百多万起心源性猝死，最终存活率略低于百分之八。
2016年，广州20岁女大学生宿舍内猝死，死者妈妈悲痛欲绝 / 视觉中国
心源性猝死之所以如此难以防范，重要的原因在于高达87.7％的心脏骤停事件发生在医院以外，在最需要专业医疗救助时往往得不到专业救助。
当你看到有人躺倒路边时，最可靠也最常见的反应大概是打120——只可惜，对于心脏骤停的人来说，中国的救护车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不同国家对救护车到达现场所承诺的时间均不相同，美国和日本为7分钟左右，英国指定救护车到达时间限制为8分钟，香港地区的承诺为12分钟左右，而北京为15分钟左右。这15分钟等来的救护车，给心脏骤停的人带来的只能是死神。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的研究表明，当遭遇院外的心脏骤停，在没有进行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的情况下，每多延迟一分钟，存活率就下降7%~10%——15分钟后，哪还有什么存活率可言。
2016年6月29日晚，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的站台上，正在回家路上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倒在地铁屏蔽门前的人流中。从事后的监控录像来看，一旁的其他乘客展现出施救的意愿，但她们花费了很长时间在犹豫和互相商议上，直到一名讲英语的外国姑娘主动上前，双手叠在他的胸前，开始了有规律的连续按压，尝试做心肺复苏（CPR）。
金波躺在地铁站五十分钟后，急救医护人员才坐着救护车抵达现场——而最近的朝阳医院离地铁站其实不过一公里远。急诊科医生发现，他已没有生命体征，属于突发性心脏病猝死。
2015年，郑州八旬老人公交车上猝死，救护车赶到抢救未果 / 视觉中国
等不到救护车怎么办？路人来救。这才是大部分情况下，心脏骤停最有效的救助方式。
同样是来自《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的建议，心脏骤停发作时，如果身边的第一目击者立即施救，存活率就可以提升两倍到三倍；如果在心脏停止跳动的4分钟内实施心肺复苏、使用AED设备，抢救的成功率将高达67%。
日本的情况也佐证了这一点，日本急救医疗财团的《2010日本急救复苏指南》显示，在日本，由市民发现的心脏骤停患者，由急救队实行电击的情况下，一个月后的社会回归率是17.9%，而由市民实行电击的情况下是35.8%，是前者的两倍。
日本地震演习中，市民正在学习心肺复苏技术和AED的使用 / 视觉中国
心脏骤停的抢救是一场与死神的激烈赛跑，旁观者介入抢救的一秒之差很有可能导致最后发作者的生死之别。而第一目击者是否掌握急救技能，是否愿意介入抢救，就可以说是挽救生命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而这种能救人命的技能其实并不复杂，心肺复苏无需高深的理论知识和昂贵的医疗设备，普通人就可以很容易地操作。
首先通过呼叫和观察呼吸、脉搏来检查对方的意识状态，确认呼吸心跳都停了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在两乳头连线中间进行有规律（100-120次/分钟）的心脏按压，配合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介意的人可以不做），反复多次直到患者苏醒，或者救护车到达。
心肺复苏的正确姿势 / 视觉中国
心肺复苏的急救方法早在1960年就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一种常用的“起死回生术”。这种方法不仅操作简单，而且成功率高，很快成为各国政府大力推广的基础急救技术。
在大约五十年前，挪威就将包含心肺复苏在内的“基础生命支持训练”（Basic Life Supporting）作为学校的必修课；在斯洛文尼亚，要想获得驾照就必须先学习心脏骤停抢救；美国的20多个州通过法律，只有学会基础生命支持训练才允许获得高中毕业资格；日本高中生已经修过心肺复苏课程的学生占到59%。
而在中国，只有27%的中学生通过电视与书籍知道心肺复苏，却并没有受到过正规强制训练。
2017年9月3日，海口，海南中学，在60名急救志愿者指导下，900名学生分别在100具心肺复苏模拟人上进行练习 / 视觉中国
2010年，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科主任黄子通等专家对近3年广东省珠三角地区近192万人口进行回顾分析发现，院外心脏性生存率仅为0.71%。
中国大部分公众对心肺复苏技能并不了解，模拟情境下，目击者能够正确为患者实施抢救的仅为1.6%。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陈玉国教授的研究显示，国内大、中型城市中心肺复苏实施率平均仅为4.5%，在北京为11.4%，上海为4.2%。
而这一指标，在美国为46.1%，加拿大为29%，瑞典为46%-73%，日本为32.2%，澳大利亚为21.2%。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各个医疗机构及相关社会团体等已开展了数十年心肺复苏培训，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经历过心肺复苏培训合格的公众仅有1000万，不到全国人口的1%。
西安，正在接受心肺复苏培训的污水处理工 / 视觉中国
而掌握了心肺复苏技能的美国人有33%，法国人有40%。仅在2012年，美国便有1310万人接受了心肺复苏培训。
如果说中国的路人缺乏急救知识，无法抢救还可以怪罪于没有受到教育，那医生群体的匮乏就难免让人细思恐极了。
首都医科大学的调查显示，中国部分地区临床医生的心肺复苏知识合格率仅为23.1%。
医学研究生的心肺复苏知识合格率为32.8%，其中技能操作合格率仅为22.0%；非临床医生（含医技科室、基础科室等）的心肺复苏知识合格率和技能操作合格率更是低至24.4%和14.3%；还有高达70%的医学研究生没有经受过规范的心肺复苏训练。
2017年1月27日，陕西省宁强县，在医院内，“90后”女护士吴晓旭、胡晓霞在给一位危急病人做心肺复苏术 / 视觉中国
当然，在中国也不是没有成功的院外心肺复苏抢救案例。
2011年9月6日，在一架从西安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名女乘客突发心脏病，心跳停止、脉搏全无。不懂得如何进行心脏骤停抢救的空乘人员只能向舱内乘客求助，询问乘客中是否有医生。幸运的是，心脏外科医生贾兵恰好在这架飞机上。他及时对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抢救，最终将她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这位女乘客的幸运折射出的恰恰是急救系统的不幸，倘若这名专业的心脏外科医生不在这架飞机上，在机组人员抢救技能匮乏、抢救设备不足的情况下，患者显然会是另一种结局。因为心肺复苏在公共场合工作人员和大量普通人中极低的普及率，大部分没有那么幸运的患者在发作时实在难以幸存。
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在地铁死于心脏骤停后，他的妻兄邓飞和其他亲友联合一些公益机构，发起了一支名为“心唤醒”的基金。这个基金将以金波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车站、机场、商场等公共场所添置包括AED在内的心脏骤停紧急救援设备，倡导和推动对这些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
AED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简称，在AED的协助下，普通人对心脏骤停患者的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会成倍的提高。在AED的辅助下，把两块电极按图示往患者胸前一贴，AED就开始自动检测患者心律，当检测到需要除颤时，语音会提示你按下操作键进行除颤。
心跳骤停时最常见的心律失常是心室颤动，大约有80%-90%的心跳骤停患者第一个捕获的心电图是室颤。终止室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电除颤。AED就是便携式的电除颤设备，在它和心肺复苏按压的配合下，救活的成功率超过了50%。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除颤成功的机会迅速下降，数分钟内室颤将会变为心搏停顿，复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每延后1分钟实施除颤，患者的生存机会就下降10%；3分钟以内除颤效果最好，而超过10分钟后，患者几乎没有生存机会。
2017年7月14日，杭州，一名医务工作者在启动仪式上讲解AED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功能与作用 / 视觉中国
2015年3月，一位中国医生因在美国成功救人而走红。这位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名叫唐子人，他在圣地亚哥海洋公园里路遇一位突发心脏骤停的老太太。当时，他立即对其实施了心肺复苏，并配合使用了AED，让老太太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
从1995年起，美国就立法展开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在公共场所安置AED，并鼓励非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从而能随时使用AED。现在，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公共除颤计划，要求对于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以及每5年发生过一次及以上的风险高发区，需要依法设置AED，并要明确标识。
而在中国，截止2016年，公共场合配备的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尽管后来有所增加，但也只在上海、北京、杭州、广州、珠海、昆明、哈尔滨、成都等城市的部分重点公共场所有，且数量完全无法满足需求。
2017年7月14日，杭州，一台设置在火车东站候车厅服务台的AED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 / 视觉中国
不仅AED的普及率令人心焦，即便是在有AED的地方，也不见得就有人能救得了你。
2015年8月16号，解放军301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张永刚在北京首都机场因心脏骤停死亡，而首都机场安装的救命神器AED虽然近在咫尺，却成了摆设，并没有人拿来用。
首都机场早在2006年在二号航站楼内安装了11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急救设备），如今首都机场３个航站楼已经达到76个，然而，这些救命的AED几乎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不是不用，而是不会用、不敢用。
机场医院院长刘兆琪说了这么一句话：“培训完了他们（机场工作人员）也不敢做，因为做活了好说，做死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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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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