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岁的我从父亲的讲述中知道了父辈们的“邮事”。
听父亲讲，太爷爷生活在清朝末年。1896年，光绪皇帝根据总理衙门“兴办邮政”的奏折，批准正式开办大清邮政官局。自那以后，我太爷爷便在大清邮政当差，从事类似当今邮政营业员的工作。
太爷爷留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身着深色马褂”的形象，而爷爷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深刻。我爷爷名叫常远峰，1910年进入东四清真寺对面的老东四邮局做“信差”，1951年从东四邮局退休。40余年里，我爷爷负责为现朝阳门一带的百姓投递信件。
我爷爷做“信差”的时代已经有了绿色的统一服装，我记得小时候的冬天里，曾见过爷爷身穿镶有刻着“邮”字银色扣子的绿色大褂、背个大挎包、头戴大棉帽，手提马灯敲门给用户送信的情景。那时，要及时投递信件，全靠“信差”的两条腿，数十年间，爷爷不知走过了多少路。
当时，北京晚上要关城门，“信差”每天必须在关城门前从城外赶回，否则一夜都要被关在城外。兵荒马乱，家里人因为担心他而常常一夜也不能合眼。
那个年代，步班投递的艰辛不止在时限上，还要求“投收相见”，就是每封信都必须交到用户手中。早年间，交通、通信不发达，每一封信件都牵着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心。
邮政从那个年代就开始强调服务质量。爷爷曾告诉我，当时，如果邮局发现有人“甩信”，轻则会被发配到察哈尔地区（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市延庆区、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东境）；重则会“抓号坎”，也就是被开除。所以，投递员从排信到投递都十分认真，不敢有半点儿马虎。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北京城里胡作非为，邮工被杀的事时有发生，家人非常担心爷爷的安全，但不论情况多危险，爷爷都没有离开过邮政，他曾说：“就是挨日本人打，也要把信送好。”这种坚定的信念也影响了我们一家人。
爷爷同代兄弟三人都在邮局送信，在动荡的岁月里，爷爷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数不清的家庭送去了平安的佳音，不知让多少颗牵挂的心有了着落。
爷爷退休后身体硬朗，看到新中国邮政的发展，看到后代子孙接班干邮政，他心里高兴。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在他投递过的朝阳门一带，邻居们还常能看到他还穿着那身褪色的绿衣“邮”字大褂，半尺白髯飘在胸前。
1960年，15岁的我成为和父亲一样的火车押运员。记得那年10月，我第一次跟随火车见到了武汉长江大桥，特别壮观，不少人都在大桥旁合影留念。
新中国成立以前，长江上没有大桥，百姓只能通过轮渡过江，不仅交通不便，邮件运输也受影响。1957年10月15日，新中国第一座跨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运营，这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成为连接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也成为邮政运输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的父亲常双福恰好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1951年，父亲接了爷爷的班，在邮局做转运工。那时候，邮政的设备落后，工作效率不高，转运工每天用排子车到前门火车站接邮件后，再把邮件拉到公安街邮政局处理，工作方式可以说是“人拉肩扛”，父亲的肩膀和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十分辛苦。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邮件的运输时限也有大幅缩短。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中国建成了多条铁路，越来越多的邮件通过铁路发运，我们父子俩同为火车押运员，在火车行邮车厢中处理了数不清的邮件。
199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我们家又多了一名邮政人。我的儿子常雪松成为北京站邮局的一名电报业务员。
在当时，这几乎是邮局最繁忙的一个工种，每天到邮局办理电报业务的人流量非常大。后来，随着有线电话、移动电话及无线寻呼等业务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邮局发电报的人逐渐变少。这种变化也催动了邮政业务处理模式的变革，北京邮政逐渐将营业台席的操作机器由最早的单片机更新为PC机网络终端。
由于家里在邮政战线工作的人多，每次家庭聚会，大家的话题总是离不开邮政。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有在发行局的、机要局的、信息局的，还有在邮储银行工作的，一家五代人中有13个人在邮政工作，几乎遍及邮政的各个工种，我的小孙子经常向小朋友炫耀：“我家可以开一间邮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