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何积丰
“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采访完何积丰，不禁想到杨绛先生的这句话。
1943年出生的何积丰，今年74岁。
摄影师替他拍照，他还像个孩子似的调侃一句：
“现在要拍证件照了”，把所有人都逗乐了。要他谈谈过去的故事，他吱吱呀呀：“我一生从象牙塔到象牙塔，比较单调，没什么遗憾也没什么值得说的。”
好像站在面前的，不是一位院士，而是一位长辈。
我心里盘算着他的简历：1943年生于上海市，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助教、讲师，1986年晋升为教授。1980年至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大学做访问学者；1983年至199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任高级研究员，1998年起任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2年成为华东师范大学首批终身教授。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是比较单调。
后来再一想，不对啊。如果把他的出生年代纳入历史的大尺度坐标，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十年动乱、改革开放，这些重大的历史点都一个一个被画在了刻度尺上。
一生历经时代变迁，两次远渡重洋，负笈求学十余载。
这样的人生，怎么会没有故事？
但何积丰不愿意纠结于过往，“过去式太提来干什么呢？”
1943年，何积丰出身上海普通家庭，从小上上海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进入复旦大学修读数学专业，毕业后即从教华东师范大学，一直到后来公派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留学深造，回国后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一生可谓顺风顺水。
“小时候没什么作业概念，放学回家就是玩。四国军棋、跳棋、五子棋，也没什么竞争概念。不像现在的小孩，那么多作业，急吼吼的，太累了。”何积丰说，“我看我们也没有拖后腿，一个班出了两个院士，几个将军嘛。”
在时代的大投影下，何积丰的“顺风顺水”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一种态度的选择。
1965年本科毕业后，何积丰20岁，国际上计算机发展水平也才刚刚起步。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何积丰，在人生最具有可能性和创造性的年华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他成为上海高校中第一批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人员。
不久，十年动乱开始，正常的科研活动全部停止。
作为一个科研人，何积丰对政治一窍不通，只能看着科学发展的机会被历史无情地错过，现实的引力下，他的才华与理想被狠狠束缚。
这种苦闷，他不能说。
整整十年，无所作为。1972年上海市政府要求
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研制出国产计算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何积丰再次加入研发团队，负责计算机的运算控制部分。
黯淡的心再次燃起希望的火。“那台计算机和现在的计算机相比就是个庞然大物，体积相当于两个半家庭书柜大小！不过运算能力连现在普通笔记本电脑的十分之一都比不过。”何积丰笑着告诉记者，被岁月雕饰了纹路的脸上还是骄傲。虽然这台计算机出自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但在技术水平上和当时欧美的计算机相比差距并不很大，几年之后，华东师大再次制造了一台计算机，并送到国外参展。
1980年，何积丰37岁，被派往美国旧金山大学进修计算机应用。
对迟来的机会，何积丰倍加珍惜。课余时间里，他常常到远离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和另一所名牌大学去旁听教授讲课。每次，都得凌晨起床，步行一小时至长途汽车站，把别人用来给家人带“大件”的生活补贴都花在了美国的长途汽车票上。斯坦福大学的导师也被这位刻苦求学的中国年轻人打动了，批准何积丰进入该校学习。
何积丰说：
“我这个人算不上聪明，惟一的诀窍就是每天都不脱离专业工作，双休日都不例外。正如我的名字，只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期盼‘丰’收的喜悦。”
1984 年底，何积丰41岁，再次被公派到牛津大学从事计算机理论科研。
也是在英国，何积丰迎来了学术生涯的“大丰收”。他与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托尼•霍尔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软件领域的程序统一理论（UTP），并由此开创了程序统一理论的国际学派；他建立了数据精化的完备理论，并被国际上誉为“面向模型软件开发的一个里程碑”；他系统性地构建了基于模型的可信软件设计方法与开发技术，并被称赞为在软件工程的科学理论与工业实践方面“做了奠基性的工作”。1989年，何积丰因科研成绩突出获得了英国先进科技女皇奖；1998年，英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度报告中赞誉“在过去十五年，何积丰是牛津大学程序研究领域取得成功的驱动力。”
这一年何积丰55岁。
个人成长的刻度被时代拉扯得那样漫长。
学成回国后，为了推动自己的学术成果落地，何积丰有意创业，甚至自己掏钱成立了公司，最后被“勒令关门”。教授自主创业，在国外的大学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国内，选择创业的何积丰却好像走在了一条钢丝绳上。一方面，国家层面虽然重视产学研的结合，但对高校行政领导的束缚始终没有松绑，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地方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操作，毕竟面对这“多出来的责任”，大多数人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方面，社会舆论也显然并不怎么支持“体制内”的人来创业，坊间一度流传“公司是何老师的钱袋子”，有关单位闻风后急忙进行了审查、审计，却发现“连一笔报销都没有”。“这种规定其实没有必要。”何积丰说。
他就这样再次被束缚住了手脚。
错过了20岁的风华，又错过了60岁的暮色。
时隔多年，他还是不能说。“该呼吁的我都已经呼吁过了，能做的，政府已经都做了。”
“看问题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些事，从局部来看可行，但从全局来看时机还不够成熟，那就不可行。”何积丰说，“现在的年轻人想得太多，这也要那也要，过分关注别人的看法，而忽略了内在的真正需求，活得太俗气、太累。”
在他身上，看不到时代的遗憾或愤怒，反而是一股豁达与潇洒之气。
最理解何积丰的，是他的妻子，张蕾蕾。“我和妻子是相亲认识的，没那么多罗曼蒂克。”
80年代初在被派往美国求学之前，37岁的何积丰已为人夫、初为人父。一边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牵挂，一边是一展宏图的科研夙愿。
焉能说孰轻、孰重？
是妻子无条件地支持了他的科研事业。
通讯不够发达的年代，何积丰全靠一纸书信与大洋彼岸的家联络。几乎每个星期，妻子都会写一封长长的信，告诉他女儿的每一声啼哭、每一个微笑和学会的每一句话，以及自己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家书抵万金”，在妻子点点滴滴的记录中，何积丰感受着女儿的成长、妻子的思念、家庭的温暖。
半年以后，家书突然中断。何积丰着急地写信回去询问情况，终于，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回信。原来妻子张蕾蕾因骑自行车不小心右手骨折了，所以不能写信，这封信还是别人代写的。在信中，张蕾蕾安慰丈夫自己伤势很轻，不久就能恢复，不要为她担心。学期结束，何积丰匆忙回家，门一开，愕然：妻子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头发枯黄散乱，戴着一副墨镜，颧骨突起，衣服褶皱不堪，扣子还扣错了两粒。
这哪里还是那个整洁美丽的妻子？
何积丰哽咽着喊了一声：“蕾蕾！”张蕾蕾颤抖着走到何积丰的身边，双手沿着丈夫的头摸了下来，从眼睛、鼻子、嘴唇到肩膀、手臂再到双腿、双脚，泪水从墨镜下流了出来。她紧紧地抱住丈夫，嘴里呢喃着：“又见着你了……”
原来，何积丰到美国半年后，妻子在一起意外事故中受伤，一夜之间双目失明！
为了让他安心，她没有告诉他。
“我们离婚吧。”妻子说。
生活的本质从来不是“选择好走的路”，它给你伤给你无奈，用现实教着你去走好选择的路。
何积丰怔了怔，答：
“感情上不可能，道义上不允许，我就是你的眼睛，我俩要永远在一起！”
1983年，何积丰再次被公派前往牛津大学深造，为了更好地照顾妻子，何积丰把妻子接到了英国。
刚开始，妻子的生活无法自理，上厕所都要人帮忙。为了既能照顾妻子又不落下科研，何积丰每天起早做好一天的食品，然后带着妻子一起上实验室，每个星期六，何积丰陪着妻子逛菜市场、超市，买一周的生活所需。他们吃得很简单，几乎每天的午餐都是三明治。在实验室里，何积丰忙于工作时，妻子就在一边听音乐、学英语，或者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丈夫的声音，“啪啪”是键盘的敲击声，“嘀嘀”是鼠标的点击声，“哒哒哒”是打印有规律的声音……只要有空闲，何积丰就会来到妻子身边和她聊天，告诉她自己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个大胆的设想。有时候，为了帮助妻子练习英语，他们就用英语聊天。渐渐地，妻子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
1989 年，何积丰因科研成绩突出获得了英国先进科技女皇奖，颁奖的时候，不顾妻子反对，何积丰要带着她一起前往：“在我心里你是最美的，最优秀的，我要让人知道何积丰有一个多么棒的妻子！”
如果说，何积丰的事业被时代拉扯得那样漫长，那么他漫长而孤独的科研之路却也被这份朴素而真诚的爱浸润得那般灿烂。
“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这是杨绛在《我们仨》中的告白，也是何积丰的选择与坚持。
何积丰的科研事业起步于人生的后半程。
2005年，62岁的何积丰当选院士，与妻子搬入学校后面的公寓，“住着40平米的房子”，每天在学校工作近10小时。
余生，他要去爱他的事业，为了弥补那些被蹉跎的时间，何积丰只有加倍地干。随着信息科技与自动化的发展，相比硬件，软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期望。何积丰说，“在所有的解决方法中硬件是最贵的，软件是最便宜的，但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不能全靠软件，硬件也需要创新。”“我国市场巨大，产业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技术的差异化一定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能不能通过采购支持的方式扶一把国产软件呢？当然，这个过程国产技术也需要加快提高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