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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邓颖超（后排右一）、宋美龄（中排右五）、李德全（中排右四）、郭秀仪（后排右三）等人在汉口圣罗易女中合影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男人们在政治盘面上考量博弈，宋美龄与邓颖超的一段合作秘辛却并不为人知晓。外界只知宋、邓二人保持着超党派私谊，直至百年。这一段超党派的私谊最早可追溯至1938年武汉沦陷后3万抗战儿童被送往大后方的往事。此事由宋、邓二人合作，这一项屈指可数的国共非军事合作，以成功抢救3万儿童并保育他们成人为成功。而保育他们的保育院，就成为在当时国统区为数不多可以公开活动的中共地下党交通站。

“敌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伤员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1938年初的《大公报》语出惊悚。当年此类传闻似幽灵在各地不断浮现，中央社电报更证实，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

抽血，沉尸，令郭德洁不忍熟视，身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夫人，消息灵通的郭德洁提笔写出《谨为难童请命》一文，并在文中透露了另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沦陷区，一批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转而重返中国，残杀同胞。

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陷落，江淮一带的难民涌向相对安全的湖北武汉，战时难童裹挟其间，充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有的孩子衣衫褴褛，有的孩子蓬头垢面，但里层衣物光鲜考究，想必来自大户人家，但此时无论是劳苦身世还是名门之后，终究没了爹妈，寒冬游荡，沿街乞讨，夜里蜷曲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红十字会、防疫所便只有推着车子到处收尸。

在《大公报》所发表的《拥护国联反侵略——武汉各儿童团体告同胞书》中，曾以惨烈的数字，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国700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10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15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不在内。”

作为最早获知日军抓捕难童抽血一事的报界人士，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此时再也坐不住了。她呼吁发起儿童保育会，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势群体。但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人学者。国民政府办公楼里的官员们没有理会关于难童的各种报告，他们更关心来自美国的援助何时到达。沈慈九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

沈慈九想到了邓颖超。据儿童保育会发起人徐镜平日后回忆，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沈慈九等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9年初，南方局妇女组成员（左起）张玉琴、邓颖超、廖似光、卢竞如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均儒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发起人参加了会议。会后，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但关于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了中统的秘密监视范围。因为这个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党派，而组织者又是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担忧。

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时陷入紧张当中。邓颖超日后回忆道：“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并出席大会。”宋美龄答应出任主席，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将保育会纳入她所领导的妇女组织名下。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会的成立一帆风顺。发起人背后的跟踪者也没了踪影。

保育会成立那天，宋美龄一身黑色丝绒旗袍，发表了三千字讲话，“当此国家存亡之际，何为男子应尽之职务？何为女子应尽之职务？原无分别，只与抗战有关，乃均能参加”。次日中央社以通稿的形式向海内外发布，《新华日报》亦全文照登。这一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宋很客气地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对她“仰慕已久”。

保育总会在一开始并未赢得广大民众的好感，在国民政府崩坏的时代下，他们不免疑惑，“不会是要把我的孩子抓去当兵吧？”为扩大社会影响，总会先后聘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政要人为保育行动发起人、名誉理事。宋美龄提议邓颖超为组织委员会主任，遭到国民党理事反对。邓颖超为了大局，此后一直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工作。

保育会既已运作，但无钱粮来路，极度紧张的国民政府财政实在拨不出钱来，募集善款的工作就落到了负责保育会工作的各位国民党官太太身上。这些地位显赫的女人，何时伸手向人要过钱？日后担任新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就曾说：“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脸红，他们看见我就头疼。”但为了孩子，她豁出去了。

冯玉祥的二女儿冯弗伐的募款方式更为高明一些。她每次皆指令其父亲的秘书，给中央要人如陈诚、何应钦等打电话，说冯副委员长女儿冯弗伐要来拜访。对方就回答说，转告冯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亲自来了。有时对方哭穷，冯弗伐就再三恳求，并说还是亲自来取款。对方无奈，只好追加善款。

轮到冯玉祥募款，则军人气势尽显。冯曾命卫兵挑来一担水，向川康盐贩募捐，说兄弟有难，这一担水两万五千块，使盐贩不敢不捐。

不过更多的官太太们，面对由各地抢救回汉的难童时，忌惮于孩子们的脏乱，纷纷借故离去。

时局一日紧复一日。1938年2月，郑州、开封告急。3月，江苏和山东大部分城镇也被日军占领。4月8日这天下午，保育会正在制定难童收容细则，门外突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邓颖超当即提议赴徐州前线收容难童，不少与会者大为惊动，言称奔赴前线是男人的事情。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原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准备包围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三十四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野狗、老鸹围着这些已是残肢断臂的骨骸，继续嘶咬着，你争我夺。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在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

曹孟君带领200余名难童从前线回到徐州城，徐州公署却拒绝解决儿童的吃住问题。她们又找到徐州难民救济署，救济署官员要求难童必须参加城防劳动才能得到相应的救济。

曹孟君在徐州的尴尬境地并不是个别现象。江西保育分会在长江湖口收容难童1000多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帮助，饥寒交迫的难童队伍不得不就地解散。安徽保育分会的一支抢救队伍在芜湖收容难童600人，中途却被一支国民党部队扣留，强迫他们替部队挖掘战壕，后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解脱。

最终由于日军包围徐州，曹孟君无法硬冲，只好将大部分孩子安顿在徐州城内，不过她仍决意带100个难童突围。这突围的日子，整整八个昼夜，到处是枪炮的呼啸与难民的呼喊。难童恐惧绝望地跟着曹孟君跑，瞌睡得不知在走路，互相紧拉着手。

激战中，人群不断被冲散，在走完六百华里到达河南驻马店时，曹孟君身边只剩下8个孩子。据当时亲历者后来回忆，就是在这次历险中，曹孟君还从被敌人击中起火的房屋中抢救出一个孤儿。

回到武汉，曹孟君受到保育总会同仁的热泪相迎。宋美龄在大会上大为褒奖，会议完毕，宋美龄走到曹的面前，问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曹一时惊愕，但未等她回答，宋美龄就转身离去。

邓颖超似乎也看出了宋美龄的用心，就悄悄将曹调派出去，不再在保育总会出现。事实上，此时国民党人士不断要求在保育儿童中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培植党派势力，宋美龄未予理睬；与此同时，在保育会中，不仅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如邓颖超，也有隐藏身份的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等人，两党碰撞时有发生，但宋美龄对此也一直保持沉默。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光景，至9月29日田家镇陷落，武汉濒临失守，国民政府已在考虑转移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保育院开始陆续转移难童至大后方。10月20日，武汉临时保育院门口突然挤满了拖儿带女的市民，跪求收养自己的孩子。许多家长情绪激动，战事来了，为什么反倒不收孩子了？最后，1000个五六岁的孩子被送入，父母隔栏相望，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