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年，老同事谢海涛这篇
通往死城老北川 ：5·12大地震纪念01 | 正午
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十年前的人和事浮上心头。
又看到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赵佳月写的这篇
地震十年，一个现场记者如何逃离现场
，觉得十年真是改变了很多。
昨晚夜宿麓山下，潇湘夜雨不停歇，重听宋志彪兄执笔的这篇南都社论
高明电台 |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心情再难平复。
关于川震，推荐上述三篇和诸君分享，也会打印出来给孩子看，让她明白，她四岁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什么。这十年，又发生了什么。
最后从老博客里翻出我十年写的《一个新闻民工的2008》，感觉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
一个新闻民工的2008
每到岁末，总是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烦躁情绪中，这似乎是新闻民工的一种职业病了。去年此时，也是陷入一种极其狼狈的情绪中，不待西风起而开始思鲈鱼之美了，准确地说，北漂四年后，我开始倍加思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
2007年11月，我和制片人摊牌，说准备辞职走人回沪。这位长发飘飘的制片人默然无语的看我一眼，叹息道他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
犹记2003年冬天，在他的北京吉普上，这位兄长曾谈到节目组团队前景的忧虑，“跟我干一两年可以这么混着，四五年呢，还这么着吗？”那时，CCTV正试图把社会记录和小崔说事列为公司化改革的试点。这个人事制度的改革后来无疾而终，而他当初感叹的四五年后的时间节点却在倏忽间就来到了。
我的制片人是体制内少见的有想法也有勇气的人，在CCTV熬了13年，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体制的大树下绞尽脑汁维系他那颗小树的平安，按照他的导师，刚刚逝去的陈虻先生的话来说，是营造话语空间，可是我已经厌倦这种在夹缝里左冲右突疲如奔命的生活了。
这年12月，肖志军和李丽云的悲剧发生，应制片人的要求，我带上摄像去了趟湖南，这是我在CCTV的最后一趟活，估计这也是社会记录这个栏目的最后一次出差——1个月后，这个在CCTV新闻频道开播了5年半的栏目，被宣布撤销。这年岁末，这个名叫《两个人的时光》的片子，制作了3期，播出了前2期。
过完2008年元旦，在主持完一对同事兼朋友婚礼后(这场简洁的婚礼，也是社会记录最后一次年会)的第二天，我在翠微路附近的一家酒店约了十余位师友小聚。我的制片人提前退场，悄悄给这顿有点自恋的告别晚饭买了单。
第二天我去秘书处填了辞职报告，上交了进台证和记者证。我的老搭档摄像王蜂，帮我将黄亭子里的东西搬上出租车，直奔机场而去。
回到上海家里休息几天后，我飞到广州参加新东家的年会。新东家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家周刊，其时长平和我以前21世纪环球报道的同事也在那里任职，替我这个为稻粱谋的新闻民工找了个能驻沪挣面包的差使——南方报业本是我的老东家，如果把2003年秋天在南周那短暂的一月多也算上的话，从此在理论上我算是在南方旗下三大报系都呆过了。
趁着在沪休息的几天，我炮制了正式入职后为这家杂志撰写的第一篇稿子《新闻联播三十年》，这篇洋洋万言的稿子能在三天之内顺利出来并在后来获这家周刊的总编奖，得感谢我的三位师友展江、喻三龙和吴征先生提供的帮助。
这篇甚为仓促的稿子，后来被中国民航报转载，这家报纸居然给我寄来300元稿酬，真是这个媒体膨胀时代的少见之举。而这篇稿子留给我本人的两点印象，一是在文中不告而取化用了柴静姑娘的MSN后缀“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二是趁最后一次进入CCTV方楼台史大厅时，用N73拍摄了杜宪和邢质斌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后来被编辑陈宇妹妹做版时用得淋漓尽致。
顺便说一句，其时央视漫长的离职手续尚在办理中，我给这篇稿子取了个化名尹克路，取我家住在沪上营口路之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家附近的几条路基本都被这样透支光了。
年会在粤北一家温泉山庄举行。这个由经营部门用广告换来的地方，冷得让人簌簌发抖。我们在寒风里泡在温泉中憧憬着2008年的各种可能，还没有人想到此时的南中国正陷入一场冰天雪地的冻灾，更没有人想到未来的这一年里会如长平所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大事件！
春节后的第一篇稿子是《刘“羚羊”获奖始末》，也是一篇急就章。在做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在采访中体会到南都报系的声誉。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对象听说是南都做稿，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访，其中CPF总裁柴继军先生甚至坦率地说，对你们我才实话实说，换了其他媒体就算了。
贺延光先生的豪爽和极度负责，也让我这位后辈感激不已。时在浙江山区出差的他，为了核实每一个细节，在电话采访结束后又不惧麻烦地和我短信往来到深夜。新闻前辈身上这种身先士卒的职业荣誉感和毫不避讳的反乡愿精神，值得我一辈子珍藏，希望哪天有机会能当面向贺先生致以谢意。这篇稿子的署名是郭舜东，盖我家附近的第二条马路是国顺东路。
现在回想起来，这篇稿子的最大缺陷，是在于没能接触到大庆日报的刘为强先生本人（这也是我从业至今唯一一篇没有到现场的稿子）。我相信这个事情，倘若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是足以做出一篇真正有深度的稿子来的。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张照片引发的政治事故》。这是年前即获知的一条线索，春节前后即开始和当事人通州时讯的前摄影记者王力利联系，但王先生一直没下定决心。2月上旬，我觉得不能再拖，拖到两会就基本抓瞎了，于是决定直接去京找他，总觉得见面后或许会有转机。
这位王先生是个很实在的北京人，见面后一聊，便觉此前设定的这篇稿子的文本逻辑，即按照契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叙事结构行进的问题不大。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采访中报社多人曾提到通州区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口头禅，“我一正处级干部！”在随后的电话采访里，居然又亲耳听到这位副部长向我抱怨：“我一正处级，你看我手下这些人都怎么跟我说话！”这位正处级干部最后要求我不要报道此事，否则搞出麻烦来“不管躲在北京的哪家酒店里都要把我揪出来！”
这篇稿子的一个遗憾，是没能联系到邓乃平区长本人。到截稿前一天，我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找区长的打算。以本周刊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抗压指数，我觉得只要证据确凿，索性选择一个受害人角度来静悄悄的叙事，应既能防止打草惊蛇也可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事后的结果证明，这是性价比较高的一个结果，除了包括周刊电子版在内的所有网页都被令删除，无其他后果出现，风险恰好控制在既能见报又避免被阅评之间。
接下来的3月，是例行的全国两会，也是惯常的新闻遮蔽期。我把这个月的时间花了一半在黑龙江佳木斯和河南平舆身上。去佳木斯是因为宫润伯杀童案，2年前案发时曾去那里呆过半个月，片子没能播出，心里的郁结也始终没能解开。
此番再去，终于看到了案卷，找到了包括宫的母亲、继父、同事在内的诸多关系人，这个被时代抛弃的佳木斯青年，在历经学徒、下岗、谈恋爱、入狱、狱中被鸡奸、失业、被暴打等渐行渐下的失败人生后，在屈辱和绝望交织的黑暗底层中，终于将挑战人性的残酷，施加在同样弱势的棚户区孩子身上。
宫润伯本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两张照片，是十几年前身份证上的的户籍照和被捕当天拍下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之间，时光留下的斑斑痕迹，再无人能解答。而在那个残杀了至少6名孩子的地方，时光又仿佛停滞了，2年过去了，除了荒废的天井里蒿草更加茂盛外，再没能留下其他痕迹，除了他曾带给这7个家庭的伤痛，和这个城市的恐慌。
同样的伤痛，也凝聚在河南平舆县。2003年的黄勇案，给驻马店辖下的这个小县城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平息。5年后再去探访这些已经四分五裂甚至风流云散的家庭，突然让我有种做错了事的判断，觉得完全不应该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在呆了一晚后，我百感交集地逃离平舆取道郑州返沪。此前设定的社会学回访逻辑，被重返现场带来的情感冲击倏忽间砸得粉碎。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从事这个行当。
《连环杀手宫润伯的人生裂变》，《逃离佳木斯》，《五年后有种记忆叫忧伤》，这组稿子，大概是2008一年做稿做得最为艰难的一次，也被周刊北京站同仁指为和周刊气质不合。筋疲力尽之余，无意再辩解什么，只希望这辈子再不会去这两个地方。
接下来的4月，先将盯了大半个月的一个线索成稿，一位在元宵之夜死于宿舍的复旦博士生，这个叫李开学的湖北襄樊人，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和经济等沉重的包袱来到复旦，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到来身边的黑暗中，其凄惨之状，直让人怀疑人生的意义。
这篇名为《开学之死》的稿子署名为安波，这是附近的第三条马路安波路。还好就在这个月中旬，终于办完了包括档案在内的所有离职手续，这样接下来的一篇稿子，终于可以署回本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