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国雄 | 王安石：一民之生重天下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1-07-21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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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日]三浦国雄著，李若愚张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王安石满怀抱负与不安地踏出他为官第一步的仁宗庆历年间，在宋代历史上也是应该特别予以重视与记录的时期。这时，在王安石尚未构思他的变法以前，已经有进步的官员企图改革政治。王安石尽管远在扬州，还是敏锐地觉察到了朝廷中的这种新鲜空气。

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是不是明主？他四十年的统治是不是治世？不同的人看法也不相同。既有仁宗皇帝是北宋第一明君的意见，也有人认为他毫无主见是个庸碌之君。生逢仁宗朝的思想家、诗人邵雍留下了这样的诗句：“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此诗自然表达了诗人的达观。不过假如以宏观眼光来看，仁宗时代的确如邵雍所言几乎没有大的内乱和灾害，是太平世。然而仔细观察这太平盛世的内部即能发现，北宋王朝经过近百年的积淀，仁宗皇帝所统治的社会内部已经淤积了各种复杂的矛盾。

而北宋王朝的对外关系，也只是勉强维持和平。第三任皇帝真宗时，北宋与契丹人所建的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是王安石出生前十七年所发生的事情。北宋不仅要对付北方的辽国，还必须警惕西北新兴的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他的国家史称西夏，首都定于兴庆（今银川市）。自建国第二年也就是仁宗宝元二年，急速集结发展军事力量的西夏开始年年侵犯北宋的疆土。北宋朝廷启用范仲淹、韩琦等中生代官僚，整军经武，以策防备。不过北宋军队自澶渊之盟以后就未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考验，此时已是训练懈怠，装备不足。为了重新武装和训练，北宋的军事开支大幅度增加了。幸好西夏的国力亦难以支撑长期作战，庆历四年（1044年）两国达成和议。西夏李元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绢15万匹、银7万两和茶叶3万斤。北宋付出岁币成为“君”，保一方“国泰民安”。辽趁宋夏战争时要求北宋割让土地，宋不得已，只好增加对辽国的“赏赐”，达到银20万两，绢30万匹。这虽说继续维持了北宋和辽之间的和平，但是增加了国家的支出，银钱丝绸最后还是要由百姓负担。

上述事件发生时王安石已经开始其地方官生涯。他曾通过诗歌来哀叹这段历史对百姓的伤害：

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上面讲的是外患，仁宗一朝亦多内忧。首先是豪绅地主兼并土地，许多小农破产沦为佃户，又遭到更残酷的压榨与剥削。其次，官吏的无能、腐败、冗员等朝廷体制性弊病丛生，从而又引起诸多社会问题。第三，汴京以下各地弥漫着享乐主义，奢侈之风影响了社会风气。总之，仁宗朝是在种种矛盾上勉强维持平安，国家的大厦随时有倾覆之虞。敏锐的士大夫已感觉到，这种太平日子虽然还可以维持几年，但倘若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王朝必将走向崩溃。

庆历六年，王安石的新任职尚未确定，所以他仍旅居京师。这年二月青州地震；三月有日食，之后登州地震；五月京师地震，天下落下拳头大的冰雹，砸死许多飞鸟，之后北风又卷起黄沙，遮天蔽日。庆历七年朝廷授王安石知鄞县。本来按照惯例，地方官任满一期，可以在朝廷申请中央的文书类官职，但王安石再次申请外放为官。

王安石在鄞县任上目睹了种种社会不公。鄞县临海，近海多岛屿，在岛屿上往往有人违反禁令造私盐。位居王安石上级的转运使为了禁止私盐，出钱奖励人民举发私盐贩，但这个奖金又要从当地官吏、百姓身上摊派。王安石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于是上书转运使。他的理由是：第一，私盐制造已成规模，以这种姑息的手段禁止，只会打乱良民的生活，放纵泼皮无赖肆意妄为。第二，私盐贩抓不完，告密者一直会有，只是不断消耗奖金，并无用处。第三，百姓的银钱收入极少，官吏的俸禄也很低，向他们不断摊派征收奖金只会让他们破产、逃跑。总之，王安石认为不应该因国家实行食盐专卖就剥夺百姓的这一点生计。他的这种爱民之思也体现在他的诗中：

收盐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郗，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贼盗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王安石作为鄞县的一县之长十分积极地改善当地民生。他常常在第一线指挥筑堤、设堰、疏浚等水利工程。为了巡视全县的水利，他晚上就住在堤上。青黄不接的初春、初夏，他把粮食借给农民，等秋收之后再叫农民加上利息归还官府。他还整顿保甲，加强乡村治安，改县内的孔庙为县学，聘请德高望重的学者杜醇主持县学。上述种种措施令鄞县百姓生活有了极大改善。王安石离任鄞县之后，鄞县百姓为他建了祠堂，以感激追慕这位贤能清明的父母官。明代的陈九川曾说，在他的时代鄞县百姓还按时祭祀王安石，那已是王安石身后大约五百年的事了。

鄞县的这些政策，王安石日后在他成为宰相时也希望在全国推广。换句话说，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鄞县施政中就已有了萌芽。通篇攻击王安石的《邵氏闻见录》的作者邵伯温也要承认他在鄞县的政绩，不过邵氏也指出王安石并不清楚他的成功只限一邑，行于天下则会失败。这一点，就连高度赞赏王安石新法的梁启超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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