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江学者”这个称号惹上了一点点风波。
众所周知，该称号之上，依附着非常多的现实利益。它可以给称号的拥有者直接带来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人民币，也可以给称号拥有者所在的高校带来可观的体制利益（如作为人才评估指标，可以提高学校排名、院系排名、专业排名等）。于是乎，
在师德方面（甚至于犯罪方面），某些高校对某些“长江学者”，往往有着匪夷所思的“宽容”。
这场风波，让笔者想起了20年前那场“长江《读书》奖事件”。
与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相似，
“长江《读书》奖”也是由
李嘉诚基金会资助发起。只不过前者的合作对象是
教育部，后者的合作对象是三联书店，具体而言是其下属的《读书》杂志。
“长江《读书》奖”计划自2000年起，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近五年来以中文书写的学术思想文化著作及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获奖著作可得奖金30万元，获奖文章可得奖金3万元。
2000年，首届“长江《读书》奖”正式启动，号称“取经诺贝尔”，要将其办成中国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奖项。但评选结果出炉后——
评奖委员会名誉主席获荣誉奖、《读书》执行主编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获著作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获文章奖
——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奇耻大辱。
比如，葛剑雄如此评价此事：
“
我最大的遗憾，是这次评奖违背了一条基本规则——主办者不得包括在评选范围。
按照国内外评奖的通例，《读书》编辑部作为评奖的主办单位，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得列入评选对象，即使被提了名，主编汪晖自然更应在回避之列。有些读者或许不知道这一通例，但我相信百名推举委员应该具有这样的常识，更何况是严格挑选出来的评委！”
再如，参与此次活动，担任“推荐委员”的徐友渔，对评奖结果也相当愤怒：
“我只是推委，不是评委。评选结果公布后，我惊讶得难于置信。以前的猜疑不但证实了，而且还要糟得多。
“
评选指导委员会特邀名誉主席获特别荣誉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获著作奖，一名评委获文章奖。这是什么规矩！而且堂而皇之地将评奖结果昭告于天下。
难怪一位著名学者一听到消息就作了这种反应：‘啊，下一年一定该××得奖了。’他提到了主办单位另一位负责人的名字。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汪晖获奖一事上。汪晖是此次评奖活动组织单位《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又位居评选机构学术委员会三位召集人首席。另外，汪晖以自选文集获专家著作奖，而中国社会科学界人士都知道，不论是申请研究基金还是参与评奖，都有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文集不能算专著。
“以上三条中，任何一条都是充分的理由，使汪晖没有资格被提名，遑论获奖。而三道防线都没有制约力，可见评奖学术规则被蔑视到了何等程度。
评奖主办单位工作人员不得获奖，评奖委员(甚至工作人员)不得获奖，这是连商家都遵守的规则，而我们的硕学鸿儒居然可以对此置若罔闻。
而且，同时是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居然就这么得奖。如果这种行为不加制止，如果这种风气得到助长，真不知中国今后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评奖活动会乌烟瘴气到何等地步。”
（关于“长江《读书》奖风波”的具体始末，可参见：《“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中华读书网编，鹭江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