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丨死亡是一门生意吗？揭开中国殡葬业的神秘面纱

编辑/子晨、孙宇凡

*讲述殡仪馆遗体化妆师日常的电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

（图源：网络）

*《Governing Death, Making Persons: The New Chinese Way of Death》

本文转载自台湾”科委会"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心的“学人开讲”活动纪要。内容应因环境，有所节略。原链接，请点击【阅读原文】，可能需要云梯。

殡葬体制的演变：

从国家治理到市场改革

*左为此次讲座主持人台科会人社中心何明修主任，中为主讲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刘慧敏助理教授，右为与谈人台湾政治大学欧子绮助理教授。（图源：网络）

在进入今天的题目之前， 刘慧敏为我们补充了许多与上海殡葬业有关的背景知识 ，首先，殡仪馆隶属民政局，并属于“事业编制”中，是 介于企业与公家行政机构中的一种编制 。再来，当代上海的殡葬业，其实是经历了历时性的殡葬改革政策，可以被理解成是 国家刻意主导现代化传统殡葬文化的政策 ，亦即：简化丧礼、推行世俗化（摒除祖先崇拜、宗教仪式等）。把这些传统的丧葬仪式视为迷信之源流可追溯至五四时期，然而在1949年以前，也大多只有“概念”，并未完全有效地推行到基层。 1949年前，上海的殡葬业是中国的开路先锋，各种西式殡仪馆、火葬场都是从上海开始的，当时土葬还是主流。

* 1924-1927年，北京一场葬礼上的纸人（拍摄者：西德尼·戴维·甘博，1890-1968）（来源：网络）

1949年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国有化，1950年早期的上海殡葬业就集中在国有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对于“移风易俗”的丧葬世俗化改革，以“口头劝导”为主，并未强制执行。当1966年12月红卫兵开始进入到寄柩所（暂时储存棺木的地方）、殡仪馆与公墓砸毁棺木、挖掘棺木以后，基本上跟殡葬有关系的东西都在一夕之间被关掉，上海只剩下两家火葬场。 上海的殡葬改革跟中国大环境的起落息息相关，属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中央殡仪馆（图源：网络）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殡葬管理处这一类的机构开始思考要如何“赚钱”，这意味着 殡葬业也随之从“计划经济”进入到了“市场经济” 。此时，殡仪馆的员工身份，在演讲一开始也提到是属于“事业编制”的，它是一种“类公务员”的编制，一方面他必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权力的展现，但一方面却又被要求要“像个业务员”，被期待成为能够考虑消费者（也就是丧家）要求的业务员。

于是，殡仪馆从1985年也开始实施以馆长为首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亦即薪水与绩效呈正比，目的在于消除“吃大锅饭”的心态。 这种“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的心态，相信“成败操之在我”、笃行“自我鞭策”的心态即为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个体之心态展现。 但是刘慧敏也指出，在某些具体的脉络可以跟以欧美各国的新自由主义做联结，但是在中国的脉络下却要更详细地检视究竟有何不同。

* 1908年，上海乡下村庄田地里的棺材。（图源：网络）

基层的抗拒与觉醒：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劳工阶级意识

1990年代以后，上海殡葬业完成了非常市场化的过程。刘慧敏指出，在她2010年左右进入上海做田野的期间， 上海殡葬业可以说是民政局的“摇钱树” 。如此成功的市场化， 上海殡葬业的基层员工真的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了吗？

根据刘慧敏的访谈，她发现那些非白领、非业务部门、直接在化妆间跟遗体打直接交道的基层员工们， 不仅没有相信新自由主义的“成败在个人”的心态，反而出现了另外一种“劳工阶级意识” 。

* 2009年，上海首场“殡葬行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曾吸引3220名大学生应聘。（来源：网络）

具体而言， 这种劳工阶级意识具有两个特点 ：

• 第一，他们对于自己身为“劳工”的理解具有儒家思想中“士农工商”式的思考点， 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劳力”的工作，而不是“劳心”的士大夫阶级的工作 。

• 另一个特点则是根据分析市场逻辑而产生的。刘慧敏分享了一位基层从业员的说法，该从业员认为，殡葬业是一种独占的、垄断的市场，也是一定会存在、不需要跟其他产业竞争的行业，所以不应该说那些白领阶级的殡仪馆人员有“靠自己的力量而提升了利润”。

换言之， 基层员工其实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并不认同 ，他们反而从过程中体认到了自己身为劳工阶级的被剥削，但这个对劳工阶级身份的认识却是借由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来建构的。刘慧敏也指出，“事实上他们曾经发起了抗议”。

*（图源：网络）

殡葬中介的夹缝生存：

法律边缘与制度张力

而除了基层员工与白领阶级以外，在上海殡葬业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具争议性的身份即为“ 殡葬中介 ”（又称为殡葬代理、殡葬一条龙），他们负责殡仪馆与丧家之间的接洽与联系，是为“个体户”（可以是中小企业或一人公司）。

*殡葬中介示意图，非该讨论纪要内容。（图源：网络）

但其实在上海，理论上是不需要殡葬中介的，丧家其实可以自行与殡仪馆接洽，而殡仪馆也更希望丧家直接来洽谈生意。根据刘慧敏的观察，事实上，上海有超过六至八成的殡葬业务是透过殡葬中介处理。 殡葬中介，在中国的殡葬专家眼里，被视为是“打擦边球的”，也就是一门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界的生意。

所谓的“ 法律边缘 ”，指的是在中国，只有四个地方的殡葬中介是合法的，上海是其中之一，但法律规定所有殡葬生意要跟工商局与民政局注册。其中，由于民政局是殡仪馆的直属机关，由于利益上的冲突，民政局通常不会通过殡葬中介的注册申请。

而所谓“ 道德边缘 ”，则可以指出其中多层次的细节。首先，殡葬中介在官方立场中往往承担殡葬业中污名化的焦点，换言之，即使不是殡葬中介在处理殡葬业务时产生了道德上的瑕疵，官方也会将那些“不道德的”、“不好的”业务内容归咎于殡葬中介。

*上海宝山区殡仪馆馆长姚建明介绍，在他们殡仪馆办理一场十分简朴的葬礼，大概三千元。叫卖一千元的骨灰盒大多进价四五百元，却叫价2万元。（来源：澎湃新闻）

但何以官方要如此污名化殡葬仲介？ 首先，早期这些殡葬仲介大多数为“农民工”出身，而2000年以后，许多教育水准不高的上海人也会加入、从事殡葬业。而另外一个造成殡葬中介被刻意污名化的原因，其实也来自于殡葬中介与殡仪馆之间的利益冲突 —— 那些火化设施、火化棺与灵车等项目被归类于民政项目中，但属于民俗项目的烧纸钱、寿衣、花篮等，都是开放市场竞争的，这些民俗项目的利益则往往都是殡葬中介的所得。

此外， 在殡仪馆与殡葬中介之间，除了竞争的关系以外，其实也存在另一种类似于治理的关系 ，因为殡仪馆掌管了殡葬中介的个人诚信档案。最后，殡仪馆与殡葬中介也存在着直接合作关系，因为殡仪馆也会透过殡葬中介去推销“较高价”的民政项目（如较贵的棺木）。

* （图源：网络）

道德模糊与价值悖论：

殡葬中介的自我驱动与宗教复归

*（图源：网络）

总结殡葬仲介在上海殡葬业里头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值得被注意的面向是， 殡葬仲介也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宗教活动可以在倡导世俗化的殡仪馆中复兴 。由于殡仪馆是公共空间，所以理论上殡仪馆不可以进行宗教活动（置放纸钱、冥币等），但是 这些游走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殡葬中介，却能打开这样宗教的空间 。

总结上述 ，在改革开放的风气下，上海政府想要殡葬业员工成为超级业务员，但是这些劳工却变成具有劳工阶级意识的人；殡葬中介反而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成为了把宗教空间带回上海殡葬公共空间的人。

阴阳之间：看见中国社会的三重趋势

在刘慧敏的精彩的演讲之后，由欧子绮针对今天的演讲做评论。欧子绮提到自己对于殡葬业的认识与了解，是透过相关的职人剧，而刘慧敏的研究著作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非常具有影视化的潜力。欧子绮补充该书中的田野调查过程，发现到刘慧敏其实参与并投入了整个丧葬礼仪的过程，并不是仅有访谈而已。而 本书虽然谈论的是“死亡”，却也关注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如何透过各种力量“打造出新的人”、“打造新的主体性” 。

* 《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图源：网络）

换言之， 本书处理的也是治理 （governance） 与主体性 （subjectivity） 之间的问题 ，在田野调查的脉络中，不同的角色、权力机制之间的互动，造就了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空间。

欧子绮认为， 刘慧敏的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三个重要趋势，透过上海殡葬业的案例尤为清晰 ：

• 其一， 市场治理与市场主体性之间的矛盾与调和并存；

• 其二，脆弱的殡葬从业人员让宗教仪式有了新的空间；

• 其三，仪式作为社会契约使得多重主体得以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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