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被自然、社会、文化形塑，受制于它们。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构成世界的原型。透过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棱镜，能从现代人的病痛中看到另一番光景。
文 / 王正翊 本刊主编
想过吗，你的身体，其实从来都不只是“你的”。
你吃过的东西，经历过的事，生活的居所，工作的场域，乃至你所处的国家，城市的氛围，都参与了关于“你的身体”的塑造。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说过，你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经历，都可能进入你对具体病痛的理解。也许你已经无法用言词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某次灾难，头脑早就选择了忘记这段经历，但灾难的痕迹会深深地烙印在你的身体上，形成某种习惯或疾病。所以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一书中感叹：我越来越不能确定身体究竟是什么？
身体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被自然、社会、文化形塑，受制于它们。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构成世界的原型。当我们谈论现代人的“身体”时，也绝能谈一个孤立的概念。透过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棱镜，能从现代人的病痛中看到另一番光景。
时间里的身体
人是时空的动物。时间除了以岁月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相貌、体态和内在活力，也以一种编年史的方式，刻画着不同时代社会人群的性状。
在《中国的大门》一书描写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刚刚兴起时的场景。时间刻度对准1916年，书中写到：“过去母亲们常把婴儿带到纱厂来，工作时，婴孩放在她们的脚下。但是，这种情形在大纱厂已经不允许了，有些家属，可能是祖母，在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分两次地把小孩带给母亲喂奶。做夜班的母亲们常常要在离家上工之前挤出足够的奶水，使婴儿能够维持到第二天早晨她们回家的时候。”
这样的场景意味着，在当时的中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千年古训、自然田园的生活方式正在瓦解。“在严密的时分制度下，身体的机械化变成一个难以逃脱的现实”，学者黄金麟在《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一书中评价，“（田园中国）受到两班制、三班制和工厂上下班汽笛声的无情挑战。钟点时间不但影响着劳动者的个人身体，还影响着她们的父母、子女，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能逃脱这种时间的制约，形成与过往农业生产极为不同的身体劳动形式。”自此，生物性的身体转化为富有劳动和商业价值的社会性身体。当时间紧握于资本拥有者手中的时候，劳动者的身体便以一种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形式存在。
时间的指针一旦开始转动，就只会越转越快，越转越疯狂。在21世纪的当下，更多人以职场人的身份参与财富创造，虽然他们可以坐在格子间里不必忍受上下班的汽笛声，但被时间这根无形的鞭子抽打得更猛烈了。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人这样回忆他的第一次纽约地铁之行：“喂，慢一点，人们像疯子一样左冲右突，有人还拍打我，这是打仗了吗？”他的朋友告诉他，“哪里有什么打仗，你不过是赶上了下班高峰期，人人都急着回家”。布莱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描写了这个小故事，他说，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身体都已经成为其前进的障碍。西方社会用时间的稀缺替代了消费品的稀缺，这个世界属于行色匆匆的人。
空间里的身体
曾去北京某号称七星级的写字楼拜访一家知名跨国公司，从进电梯开始就感受到如同中世纪城堡的森严。出了电梯，像进入电影《心慌方》（Cube）中的立方体迷宫，四面都是玻璃门罩，隐约有人出没，神秘而无声。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往任何方向走都感觉古怪。
这种感觉并非我独有。作家骆以军这样描写他某次在香港中银大厦误入大楼自动保全系统的境况：“隔了一道门，空调办公室许许多多发型清爽衣着整洁的上班族在无声地影印、接电话、对着计算机打字。我们用力拍打那门，但里头的人像失去聪觉的水族箱里的鱼，眼神空茫，充耳不闻。”
这让人联想到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从福柯的视角看过去，这就是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在全景敞视建筑中有一个高耸的“哨塔”，然而你并不知道哨塔里是否有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控。于是，每个人都只好警惕自己的行为，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管效果就此产生。福柯感兴趣的是，身体如何在一种监视、检查与教养的过程中，经历种种权力的磨塑和观看，形成既温驯又具有生产性的样态。
当然，无论是几星级的写字楼，都不会有赤裸裸的“哨塔”耸立。尤其是当下，企业都希望体现某种民主平等的“互联网精神”，CEO们纷纷从自己的单间走出来，混在人群里办公。而风生水起的各种创客空间也纷纷主打文化概念，希望以此缓和办公空间里的张力和无趣。
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所言的“监控”消失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上厕所都可以在线的掌上办公软件，使得监视者不用在哨塔上也能监控，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景敞视，全面监控。在这张网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监视者，也都可以成为被监视者。阿里月饼事件，就是这种监控效力的某种体现。诚如布莱恩所言：“只有当人口的健康和驯服已经被约束和控制的网络所实现，资本才能从人的积累和市场的扩大中获益”。
商品里的身体
现代人的身体被时间和空间束缚得越紧，就越需要释放这种紧张感，获得自由和舒适的幻像，这就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原因。对衰老的恐惧，对死亡的抗拒，对体态美的追求，成为消费欲望的主要载体。高档商场里人类制造的美好商品、广告上没有一丝皱纹的精致笑容、缤纷圣诞树上闪烁的彩灯和欢乐的歌曲……这些商品社会的“图腾”都在表达对死亡的否定和安全的执着。为了唤起消费欲望，商家不惜摆出恐吓的姿态来——在欧莱雅几秒钟的广告中，一个女人完成了从十八岁到六十岁的转变，残忍地提醒受众，用消费来挽留身体魅力的消失。
承载了更多社会成功诉求的男性，也逃不掉身体被商品化的命运。人们揶揄那些体形臃肿、形容猥琐的“中国老男人”，哪怕他们已经足够成功了。乌镇互联网大会，被津津乐道的是大佬们谁的体形穿西装最漂亮，谁的大衣却开缝了……“看上去成功”对于成功而言越来越重要。作为成功人士，需要有成功的形象、成功的身体。
“管理者的身体是团体合作的象征，在消费主义的劲风之下，这种伦理很快就作为一种趋之若鹜的生活方式而遍及整个阶级系统。商品化的身体成了健身产业的焦点。纤维食谱、休闲中心、饮食控制手册、户外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胜利。”更别提微信朋友圈里泛滥的养生段子。面对漏洞百出的各种说法和说法背后的商业诉求，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没了主张。
身体商品化最荒谬的现实写照，则莫过于“裸贷”的兴起。在校女大学生，为了在网络上借款，手持身份证拍裸照作为担保。据称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衍生出“肉偿还款”和裸条信息售卖等模式，将“商品里的身体”演绎到了极致。
未来我们的身体会走向何方？有人说，未来人类会像盆栽一样，头脑发达而四肢萎缩。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描述了2700年的人类身体——每个人都差不多的模样，身材臃肿，穿着同样的衣服，瘫软在智能椅子里，眼睛盯着前方的屏幕聊天，哪怕对方就在身边也不会转头过去看一眼。他们穿梭在光怪陆离的大卖场，被广告讯息塞满然后拼命地消费，恋爱和约会都是在虚拟世界完成的。
也许这并非天方夜谭。现代化的设备已经取代了身体的很多功能：汽车、电梯、电视、手机……身体原本用来构建人与世界之间生机勃勃的关系，在被各种设备取代之后，仿佛成为一种残余。身体和感官的转移，改变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它坍塌了。
哲学家王东岳先生提出“递弱代偿理论”，对这一去不返浪潮感到忧虑。他说，越是后衍的结构，能量消耗越多，结构稳定性就越差。街道上行人步伐越来越快，工厂中工人手脚越来越利索，学校里学生眼睛越来越近视，衙门里官员的神经越来越紧张。知识的更新速率越来越短促，信息翻倍数量越来越膨胀，物质的消费欲望越来越炽热……
最终，我们将如何安放自己的身体，并与之泰然相处？还是引用那则寓言吧：一个人越跑越快，想摆脱那个仅仅追随在自己身后的怪影和脚印，庄子的回答是，“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