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一篇题为《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的上书被多家报刊竞相刊载，该上书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指归，内容之劲爆令人侧目。一篇弹劾“时相”的上书，何以能在报刊上畅行无阻？作者何人，胆敢将此忤逆权贵之作公之于众？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是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对于该文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康党”所为，另一种则认为是金梁所作。而且，相关成果对于所持观点并未展开分析，只是点到为止。分歧的存在说明此一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缘是，本文拟将《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置于戊戌政变后的政局变动中加以考察，通过比较该上书与“康党”、金梁各自思想的关联性，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的刊出
八月十一日，《知新报》《中外日报》与《中外大事报》同时刊出“杭州驻防瓜尔佳氏”的《上皇太后书》。但作为“康党”的机关报，《知新报》在刊出该文时，与后二者略有不同。就标题而言，《知新报》在目录栏中题写为《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那拉后书》；正文中，标题略为《上那拉后书》，并署名“杭州来稿”。而《中外日报》与《中外大事报》刊出时的标题为《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题后没有“杭州来稿”，但加入“七月二十二日呈刚钦差转奏”字样。就内容而言，在《知新报》中，凡涉及荣禄之处均以“贼禄”代之；凡涉及作者本人之处均以“某”代之；涉及康有为之处，直书“康氏”。而《中外日报》与《中外大事报》则不同，凡涉及荣禄之处，均书以“贼某”；涉及作者之处，则书“臣”；涉及康有为之处，书以“某氏”。这些不同之处虽然细微，却透露出如下信息：
其一，《知新报》标题中缺少“七月二十二日呈刚钦差转奏”之语，绝非“康党”有意删除，而是《知新报》在拿到原稿时即缺少这一重要信息。其实，简单的“七月二十二日刚钦差转奏”字样，却包含着离间本已矛盾重重的荣禄、刚毅二相之意，这也是“康党”己亥年着意宣传的内容，对如此重要信息，“康党”是求之不得，不可能主动删除。十天后，即八月二十一日，同为“康党”机关报的《清议报》转载此文时，即采用了《中外日报》《中外大事报》的版本。何以会出现上述差异？我推测，可能是因金梁投给三家报刊的时间不同造成的。《知新报》出版于澳门，金梁寄给该报的时间自然会早于地处上海的《中外日报》与《中外大事报》，“七月二十二日呈刚钦差转奏”之语，有可能是金梁递给《知新报》之后才加入的。同理，《知新报》版本与后二报在内容上的另三处差异，可能也是因此造成的。
其二，《知新报》与《中外日报》《中外大事报》对荣禄与作者称谓的不同处理，反映出此时的“康党”、新党对待清廷的不同态度。如前所说，《知新报》是“康党”在澳门开办的机关报，而《中外日报》《中外大事报》则是新党成员主办的报刊。就“康党”而言，其与清廷早已决裂，且不以臣事慈禧太后，故无所避忌，直书“那拉后”“贼禄”，并将作者文中的自称由“臣”改为“某”，对康有为也直书“康氏”。《清议报》在转载时，虽采用了《中外日报》的版本，但对该上书的标题做了变动，即将“上皇太后书”改为“上西太后书”；且于文后附按语：“按‘贼某’二字，原文系直指荣禄，今特附记于此。”这与《知新报》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中外日报》《中外大事报》不仅尊称慈禧为“皇太后”，而且隐去了时相荣禄之名，对作者自称之“臣”字亦未加改动，涉及康有为处则书为“某氏”。这说明，新党报刊并不否认与清廷的臣属关系。毕竟与《知新报》远在澳门不同，地处上海的《中外日报》与《中外大事报》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也不敢像“康党”那样造次。
之后，诸多新党报刊竞相转载该上书。八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从《中外日报》转载该文；八月二十日，《国闻报》转登此文；八月二十一日，《清议报》也转发此上书。一时间，《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以下简称《上皇太后书》）成为热点新闻，引起时人的热切关注。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是因为该文弹劾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手握重权的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三家报刊同时刊出该文，并且得到多家新党报刊的转载，这绝非一个单纯的偶发事件，而是戊戌政变以来“康党”、新党舆论对抗清廷复旧、株连之政持续发酵的结果，显示出己亥年“康党”、新党舆论的某种联合。
在该上书中，作者分析了政变以来的时局演变，认为：“中国今日危迫极矣，内忧孔亟，外患交逼，而其祸实发于戊戌八月满汉新旧之变。夫权臣造殃，奸党之助虐，太后明圣，此时可以窥其际矣。”为扭转危局，他提出的自存、自强、自保之道“曰和而已矣。和两宫以图自存，和两党以策自强，和四彝以求自保，而其功则必自杀贼禄始（其始非杀贼某不为功）。”这里，荣禄成为罪魁祸首，杀荣禄成为扭转乾坤的必由之路。随后，作者一一列举了荣禄的十大罪状：“其一迫皇上而幽之，是辱君也；其二挟太后之复出，是夺政也；其三污康氏（某氏）为大逆，是逐贤也；其四谭嗣同等六人以无罪杀，是戮忠也；其五穷捕志士，是祸党也；其六推翻新政，是乱法也；其七节制南北水路各军，甚者练亲军一万，是盗兵也；其八恃虎俄而媚事之，是鬻国也；其九启列强之要挟，是召乱也；其十植私党而同恶济之，是任奸也。十欺既见，万罪自明，天下人民可昭然于皇上太后之间矣。太后俨然天下父母也，岂以贼禄之污而有增损其间乎哉？”具体到如何“和两宫”，作者指出：“必以复位归政为第一义。”而与和两宫并行不悖的是“和两党”。如何和两党？“死者已死，则褒封立庙以旌忠。生者长生，则复诏求贤以保国。其祸国殃民之辈，则亟置重典以谢内外，然后复新政，改新制，行新法，参酌至善，无过不及，或以戊戌为戒，或以戊戌为法，先事可师，前车足鉴(百废俱举，一意维新)，庶几天下有中兴之望，人人报再生之心（人人蒙更生之福）。”而行新政又是“和四彝”的重要条件。“以上三端，皆本原大计，大局糜烂，非此不足以挽回，而其功则必自杀贼禄（贼某）始。不杀则皇上维新，而贼禄挟太后以守旧，两宫必不和矣；不杀则天下维新，而贼禄（贼某）率诸臣守旧，两党必不和矣……夫贼禄（贼某）之死不足惜，贼禄（贼某）之生实为害，太后其自思能杀则杀之，不能则天下固人人思得而杀之。失此不图，后悔奚及？”杀荣禄——和两宫——复位归政——行新政，这是该文的主旨所在，而复位归政、杀荣禄又是重中之重，即书末所言“以复辟为主，以杀贼为用。”
众所周知，戊戌政变后，荣禄是慈禧太后最为信任的满族重臣之一。政变后不久，荣禄权势迅速加增，八月十三日，上谕即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所有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懿旨又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一时间，荣禄重权在握。而对如此位高权重之人，是谁竟敢公然弹劾？对此，学界有两种说法，一为“康党”说，一为金梁说。之所以会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二、 “康党”所作说
近来，有学者提出《上皇太后书》为“康党”所作，但并没有对此展开深入的史实考辨。其实，“康党”说并非始于今人的研究，早在该上书刊出之日即有人怀疑是“康党”所作。
八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在转载该文时，后附“本馆附志”，曾对该文的作者提出质疑，称：“按是书录自《中外日报》，措辞命意，几令阅者炫目心惊。然本馆则谓有未可尽信者……因照录之，以质诸天下明眼人，知此书果否出自瓜尔佳氏，且该报注明七月二十日请刚中堂代奏，不识刚中堂敢为上达九重否也？”这里，《新闻报》极其敏感地提出质疑：署名“杭州驻防瓜尔佳氏”的上书，真的是出自瓜尔佳氏之手吗？不过，该报并未明言是“康党”所作。
夏曾佑读过该文后，则直言疑为“康党”所作，他致函汪康年，说：“尊报又有某《满妇上太后书》一篇，此非古文否？然当考其为何人所作，何其大似对山党中人口吻耶？” “尊报”即指汪康年经营的《中外日报》；所谓《满妇上太后书》即指《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夏曾佑将“瓜尔佳氏”理解为“满妇”，当为误读；“对山”指康有为。这里，夏曾佑即怀疑该上书为“康党”所作。
如果说《新闻报》和夏曾佑尚是怀疑“康党”所作的话，那么，严复在读过该文之后，则认定此乃“康党”所为。八月二十日，严复从《国闻报》上看到了《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读后感慨良多，随即给张元济写了一封长信，对该上书及“康党”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与质疑，他说：
本日《国闻报》论说刊者乃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太后书，注云七月廿二日呈刚钦差代奏，其中词语最足惊人，兄如未见，亟取观之。“中外时事，非杀贼某不可”。此所谓某者，不知所指何人。然观后文所列十款，似是当今首相；盖非首相，他人无节制南北水陆各军事也。书言其人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维新不可不杀，守旧更不可不杀。言语激烈，可谓至矣、尽矣。然试平心覆观，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则真未敢轻下断语也。以弟所闻，则不过此人与对山同日召见，在上前说过对山之不可用。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何足深恨。至后来八月十二日入枢府以后之事，则祸机已熟，所有杀逐之事，岂可遂谓皆此人所为乎？……《国闻报》将此种文字刊列，实属造孽，可怕，可怕!
《国闻报》刊出该上书时，采用的是《中外日报》的版本，没有出现荣禄的名字，但严复已经准确判断出其所指即是荣禄。对该文抨击荣禄之语，严复认为太过刻薄，并对《国闻报》刊出此文表示不满。在严复看来，该文显为“康党”所为，因此对“康党”大加抨击，称：“每次见《清议报》，令人意恶。梁卓如于已破之甑，尚复哓哓，真成无益。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末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况杂以营私揽权之意，则其罪愈上通于天矣。闻近在东洋又与王小航辈不睦；前者穰卿，后者小航，如此人尚可与共事耶？……自戊戌八月政变以后，所不欲多论者，以近于打落水鸡耳。”的确，政变后，严复对“康党”很少评论，而今正是“康党”对荣禄的诋毁激怒了严复，才将其对“康党”的各种不满发泄出来。严复多年在天津做官、办报，与曾任直隶总督的荣禄交往较多，对荣也颇有好感。看到自己亲手创办的《国闻报》竟刊文对荣禄如此不敬，严复的心情自然不快。
时人与今人之所以认为该文为“康党”所作，绝非无根之谈，而是因为该文的内容与己亥年“康党”的宣传若合符节。戊戌政变后，“康党”流亡海外，为了证明自己流亡活动的合法性，一面大肆诋毁慈禧太后，揭秘宫廷矛盾，强调慈禧太后是政变的罪魁祸首，必将废黜光绪；另一方面则将自己塑造成辅佐光绪变法的领袖，公布“密诏”，试图寻求列强干涉光绪复政。但在中外势力的干涉下，慈禧太后迟迟没有废黜光绪，面对此一事实，己亥年“康党”的宣传悄然转向，由戊戌年的诋毁慈禧转变为诋毁荣禄，荣禄替代慈禧成为政变的罪魁祸首，他们公然呼吁杀掉荣禄。这些宣传在“康党”的机关报《清议报》《知新报》上大量出现，时人耳熟能详。这里无须一一列举“康党”这诸多宣传的内容，只要看一看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刊出的《论今日变法必自调和两宫始》一文，便可明了《上皇太后书》与“康党”宣传的内容是何等一致！
该文中，“康党”分析了政变后的时局，指出：“政变以来，新党放逐，旧臣擢用，外交内讧，纷焉并起，于时忧国之士，为今日定政策，罔不曰变法其宜哉。……夫处今日而谈变法，固熟计而无疑，百虑而莫易者也。”变法的路径如何选择？在“康党”看来，勤王、革命都有弊端，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则是“调和两宫”：“窃以为定今日之政策，措天下于泰山，变法自强，当以调和两宫为第一义。”而两宫不和，缘于贼臣的离间：“两宫不和乌乎起？曰起于贼臣谗间之口，而成于贼臣篡夺之谋……盖皇上固无谋围颐和园之心，而西后亦无禁锢瀛台之意也。实荣禄一人言之，而一人为之矣。”因此，要和两宫，必须先杀荣禄，“诛贼臣以谢天下，下明诏以复新政，起新党以图大业，而勤王之论不作，可以自保其身。革命之说不行，可以长享其国……一举而数义备。”与此同时，“和两宫”还须慈禧归政，颐养于颐和园，光绪亲政，“两宫尽欢，各立权限，颐和园之外，皇上主之。颐和园之内，西后主之，并授专权，互有限制。”据此可见，诛荣禄——太后归政——皇上亲政——和两宫——复新政，这些见诸于杭州瓜尔佳氏上书中的内容，无一不是己亥年“康党”宣传中反复出现的内容，无怪乎时人和今人都怀疑此书乃“康党”所作。
但怀疑归怀疑，迄今为止，尚无直接史料证明该书出自“康党”之手。而且，己亥年间，与“康党”持论相同者也确有其人，沈鹏即是一例。这说明，该上书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与“康党”持论相同者之手，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三、金梁所作说
如果说“康党”所作说只是一种怀疑与推论的话，那么，金梁所作说则有更为直接的史料可资佐证。
谭献八月二十九日日记记曰：“六桥来，询悉驻防上书者瓜尔佳氏金梁字息侯，诸生，年未三十。昨举孔子生日会者即其人。”可见，谭献在看到《上皇太后书》后，对其作者颇为留意。“六桥”即三多，与金梁同为杭州驻防旗人，时任杭州三等驻军都尉，当与金梁熟识。六桥的回答让谭献联想起了“昨举孔子生日会”一事。
光绪二十五年年底，唐才常致函康有为，也曾谈及金梁上书太后之事，说：“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且敢明目张胆上书那拉，以膺权贵之锋。其人名金梁，满洲生员，年二十余，慷慨有大节，昨尝亲至杭州，径造其庐与谈半日，闻渠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又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难六君子配之，见者愕然。”这里所说的“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与谭献上述所言吻合。因为“径造其庐与谈半日”，所以唐才常对金梁有了更多的了解。
更为详细的叙述来自汤寿潜的《戊戌上书记书后》，他说：
戊戌政变，党锢案兴，逻骑四出，禁会封报，道路以目，至不敢偶语，举世奄奄无生气矣。乃忽有人焉，冒死发言，大声疾呼，使人心为之一震，岂非豪杰之士哉！金君梁满洲瓜尔佳氏，伏阙上万言书，言词激烈，指斥宫闱，且直诋时相，请杀之以谢天下。万口喧传，中外名人争以一见颜色为荣幸。而当道取媚时相，欲罗织下狱，屈辱备至，适时相亦瓜尔佳氏，与君为同族。君兄方入觐，谒时相，时相竟叹息谓之曰：吾族有此才而不见用，此亦宰相之责也，愿先约一面。语传事始解，然君终不往见。其后遂有常熟沈某请杀三凶之书。世之论者，往往并举二人之名，谓吾道不孤。然君纯乎忠爱士也，以视世之病狂中热、姑发危论以是为标榜之具者，而君超然远矣。
这里，汤寿潜所说的“沈某请杀三凶之书”，是指翰林院编修沈鹏所上的《应诏直言折》。该折中，沈鹏公然恳请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指出如果太后不归政，将来皇上之安危，天下“不能不以为皇太后之责任”。原因在于“三凶在朝，凭权藉势，上托圣慈之依畀，隐与君上为仇雠”。而“三凶者”即指荣禄、刚毅与李莲英。他奏请“杀三凶”，因为“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沈鹏该折并没有奏上，但在各大报刊的宣传下，沈鹏的奏折不胫而走，轰动一时。沈鹏也因此获罪清廷，被逮下狱。
与谭献、唐才常相比，汤寿潜的这篇“书后”写成较晚，可能有误记之处，如“戊戌上书”当为“己亥上书”。但其中透露出的一些细节却为谭、唐二人所不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同为弹劾满族权贵，金梁得以免遭刑狱而沈鹏却未能幸免？汤寿潜的记载给出了答案，原来是荣禄本人为金梁解了围。而荣禄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其与金梁同为瓜尔佳氏，于是便少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忌，多了份对其忠爱情切的理解。而沈鹏则不同，他非但不是瓜尔佳氏，连满族都不是，他所奏请的也不只是杀荣禄，还有刚毅、李莲英。而其常熟人的身份又使得刚毅联想到他与翁同龢的关系，因此，他被下狱的结局可想而知。对此，时人记载说：“近者沈太史鹏奏参荣、刚及李莲英，直声震天下，虽格于堂官不得上，而海内外传诵，译稿通于外洋，几乎洛阳纸贵……沈太史为常熟人，刚毅见此稿大怒，曰：‘此必翁同龢主使，吾必先杀翁同龢，再杀此人。’自有此折，翁师傅之性命盖危于累卵矣。”
上述三则史料，时间虽有不同，但一致认为《上皇太后书》为金梁所作，谭献从六桥口中获悉杭州瓜尔佳氏即为金梁，而唐才常则与金梁交往密切，不仅悉知金上书之事，而且对金梁的思想比较了解，证之以金梁“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上皇太后书》出自金梁也是合情合理。而从汤寿潜所说的“万口喧传，中外名人争以一见颜色为荣幸”一语可见，《上皇太后书》为金梁所作在当时似乎并非秘密。
事实也的确如此，金梁曾因此一上书名满天下。对此，金梁并不讳言，在谈及房师李稷勋时，他说：“余卷实由师力荐……回京后，复逢人说项，到处揄扬，故余初至都，知名者已多，又以戊、己间曾上万言书，皆欲先得一见。如肃邸及当轴诸公，多属人致意，余皆答以试毕再谒，不敢冒昧也。”不仅如此，《光宣小记》中，金梁曾多处提及此次上书。如在《陆文瑞公》中，他说：“陆文瑞公（润庠）为副总裁。谦和下士，告余以待人接物之道，并笑谓：‘曩见君万言书，以和两宫、和二党、和四国为主，而卒请杀某某以谢天下。既言和而复言杀，毋乃不切乎？以忠直沽名，非盛世事。直道而行，难乎免于今之世。’凡训示反复数十言，皆切中余病，不知公何以知之之深也。余闻而悚然。”尽管金梁的自述均是多年后的回忆，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证之以时人的记载，该上书为金梁所上，当为无疑。而且，这在当时并非秘密，因此今人的研究也多有持此说者。
世为杭州驻防八旗的金梁，何以要上书太后弹劾“时相”荣禄，而且非要杀之不可呢？这与戊戌政变后金梁的思想主张密切相关。
金梁（1878—1962年），满族瓜尔佳氏，字息侯，排行老三，正白旗满洲人。自清初其先人奉调驻浙江杭州，世为杭州驻防旗人。金梁思想趋于维新，曾参与倡办东文学社、泗水蒙学校、藏书会等。戊戌政变后，为了躲避党祸，各地新党聚集于东南中国，金梁与诸君交游颇盛，且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孙宝瑄日记曾记曰：“枚叔辈戏以《石头》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凤姐……沈鹏、金梁、章炳麟，焦大。”能与章太炎齐名并列，可见金梁与新党关系之亲近。而他与章太炎的交往尤为传奇。据金梁所言，“章太炎少以排满名，而与余一见如故交，往来无忤……尝偕访宋燕生恕，宋素谨密，见而骇曰：‘二君何可同游耶。’亟托词引余出，品茗市楼，切劝至夜午不止，垂涕而道，盖虑二人争意见，终恐不免一伤也。余笑谢之。未几日太炎开会演说，主排满，当首诛金某，谓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于是众皆戏称余为满洲圣人，而二人交往如常。”金梁确为满人中的圣人，他之所以能与这些主张勤王与革命的新党诸君交往，是因为戊戌政变后，清廷的诛戮六君子、株连新党、废除新政等做法，令他大失所望，因此转而附和新党，主张勤王。也正因此，他对章太炎的排满革命虽不支持却能理解。据记载，当章太炎《訄书》刊行之时，“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金梁并不认同章太炎的排满，曾与章为之发生争执，但满人的腐败无能使得金梁开始离心清廷。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七日，《中外日报》刊出“节录杭州驻防金君来函”，从中亦可见金梁的政治主张。函中，金梁对百日维新中《中外日报》的倡导变法给以肯定，“戊戌之春，大报特出，议论精宏，叙述详明，凡我识时诸君子，均以先睹为快，大以江南，几于家置一编，人手一纸矣。”但当政变发生，“公理不明，公道其亡”，同人对《中外日报》寄予厚望，“尝窃窃然议曰今日恃以存一线者，其唯《中外日报》之公论乎”时，该报却畏首畏尾，不敢秉笔直书。金梁因此批评该报“有始无终，不特大异于新政方行之际，亦且迥殊新政未举之前，与俗浮沉，随人俯仰。呜呼！中国正气果已亡且尽耶？以吾党所推重、天下所共信之大报而乃如是，不其哀欤！不其耻欤！”最后，“素性狂直，好为尽言”的金梁表达了其对《中外日报》的期望，希望该报“大声疾呼，细心推究，此则同人所日夕以期之者也”。据此亦可见，政变后的金梁对清廷持激烈批判的立场，是满洲贵族中颇为激进的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