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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退后一步，方爱之向前一步：中国风投第一起交接故事

投资人说 · 公众号 · · 2023-10-11 10:20

正文

徐小平退后一步，方爱之向前一步。

来源 | 腾讯科技

作者 | 张小珺

出品 | 投资人说（touzirenshuo）

徐小平很少走进位于国贸写字楼25层的真格基金新总部。

这位67岁的中国天使投资人，亲身参与了办公室图纸设计。

真格在过去12年已迁居三次。

直到这次，他们决定择一地长久定居下去。

徐小平特意启用了为自己家装修的设计师。

作为曾经的音乐教师，徐乐于展现与众不同的审美。

总部距他在北京银泰的居所仅一条马路之隔。

这是由弧形玻璃幕墙和大胆色块组成的时尚空间。

在建筑大师高迪“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熏染下，整间屋子几乎找不到直线。

15个椭圆会议室，每个独揽一种夸张的明亮色调——

红色、玫红色或紫色。

他们将all-hands meeting （全员会），设在进门左手边的大红会议室，并搭配了歌剧院的环形座椅。

2021年，基金60人搬入花大手笔装帧的办公地。

只有灵魂设计师徐小平，刻意减少了到达次数。

徐小平精心策划的不只有新总部，他也筹备了进一步放权计划。

这家由徐小平和王强2011年创立、迄今管理7期基金、AUM （管理规模）超120亿元人民币的天使投资机构，在运转12个年头后，悄无声息地更迭了一线决策人。

徐不仅在管理上退居幕后，也主动降低了利益分配。

2021年底，真格完成第7期美元募资，为激励年轻团队，徐小平大幅减少自己在该期基金收益分成。

“其实他提出想减到零，”真格创始合伙人方爱之说，“我说你不能减到零，我也需要你。在一些重要决策上，我肯定需要他给我一些指导。”

她和管理合伙人戴雨森，目前是投资实际决策人。

徐小平和王强将更多精力花在宏观战略、项目退出决策和团队搭建上。

这或许是中国风投史上第一起交接案。

VC入华20余年，一线基金尚无接班先例。

大多创始人即掌舵人，以60后-70后为主，刚刚年过半百，对投资人仍是当打之年。

徐小平算年纪较长的，生于1956年，这让真格更早要面临掌门人老去、遴选二代接班人的问题。

而基金接班特殊性在于，风投业尤以个人英雄主义论，继任者如何成为又一领军人、又一面旗帜是关键。

透过真格，也可以看到中国式交接有别于“business is business” （生意就是生意）的西方商业叙事，它还是有关信任、忠诚和门派传承的东方故事。

年轻团队不免承压。

“这肯定是所谓的‘big shoes to fill’ （有大鞋子要填）。”两位合伙人说道。

薛定谔的星期二

从许多层面看，真格是一家有特殊气质的基金。

两位创始人是老师出身，参与创立了承载一代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甚至人生梦想的新东方。

他们不但是英语老师，还是人生导师，有着改写年轻人命运的无穷热情。

更微妙的身份是，两人皆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千万不要小瞧其中差异——

当好联合创始人前提是，“不是一把手的性格”，“不能天天想当一把手”，也就没了“一把手的问题”。

种种迹象指向，两个有梦想感应体质、缺乏权力饥渴欲的人，塑造了一家有某种“反资本”、“反中心权力”特质的基金——

这种文化，最终体现在接班上。

那还是2016年夏天，王强等人筹备了一场欧洲游历之旅，为徐小平步入60岁祝寿。

同年，方爱之第一次听他提及疲惫。

此时，真格成立刚满5年，正在投第4期。

在“双创”政策下，创业者数量成倍翻多、各基金迈出激进脚步，使本就是体力活的天使投资更兵荒马乱了。

年逾花甲的徐小平，从早上10点开始排满会议，1小时1个，除午间小憩每天出席6到10个会。

加之越到夜晚越兴奋的毛病，他日日开会到凌晨两点——

就在这时，徐小平对方爱之提出，希望她独立判断一点。

“如果觉得还行，不用再让他见了。”

年轻投资人们没觉察异样。

逐渐地，徐在每星期二举行的投资委员会上请假，理由是“昨晚没睡好”，而且频率越来越高。

投委会堪称投资机构最重要业务会，能左右基金走向。

这只是他保持距离的开端。

时间来到2018年，真格投第5期，徐小平参与投委会的频次降至一半。

真格合伙人刘元将此称为“薛定谔的出现”。

“他有一半不来，你也不知道他是今天来，还是不来。我们会跟创始人说，你有可能今天会见到徐老师，有可能见不到。”

这也是铺垫。

1年后，2019年徐不仅不参与投委会，找他二次确认的项目也少之又少。

事实上，一场平静的接班在内部进行着。

它的过程相当漫长，超过5年，而且暗藏在含蓄隐晦的东方表达里。

真格崇尚家文化。

由于创始人的老师身份，内部人称徐小平和王强为“徐老师”和“王老师”，或统称“叔叔们”。

作为接班人的方爱之，从第一天就参与基金框架搭建，她和叔叔们的默契是，从不谈论金钱或升职。

“这些我就很尴尬。”

她在真格的第一个职位是General Manager （总管）。

而后，一旦有高级别人士加盟，叔叔会主动给她升职。拿2014年来说，基金新来CIO （首席投资官），叔叔立刻将她升为CEO （总经理）。

“我甚至老跟他们说我不要这个CEO title，怪怪的，哪个基金还有什么CEO title？但他们说listen to me （听我说） ……”

她也从没听叔叔们严肃探讨过，何时退休、谁来接班、为什么是你这些话题。

只是突然有天，两个人就漫不经心地说：

“未来这个就是你的，你必须要……”。

然后，它就这么发生了。

“从我加入真格起，徐老师、王老师都经常讲：

再过两期，基金就是你们的，我们未来所有carry （绩效分成）都会退到最少。

他们是老师心态。

当然，我们都知道接班的是Anna （方爱之），”刘元见证了徐小平退后一步、方爱之向前一步的全程。

他回忆道，Anna会觉得徐老师是刻意地step back （退后），他可能很多话本来想在群里说，忍住了，单独私信Anna。

甚至在很早的时候，几个投资人就某个项目僵持不下，一起拿去找徐小平。

突然来了一句：

“那以后我退休了怎么办？我死了怎么办？”顿时会议室鸦雀无声。

2020年初，基金即将届满10年，徐小平和王强酝酿了一件大事。

他们决定“在年轻团队拔出领军人”、“树立一面新旗帜”。

两人惊喜地出现在方爱之家中，通知她，并决定两天后在颇富仪式感的场合宣布。

初冬的夜晚，真格正举行新年派对。

员工被通知穿喜庆红衣装，到四季酒店一旁的酒吧餐厅。

真格喜欢一种没有等级观念、其乐融融的氛围，一群人吃吃喝喝、玩狼人杀。

四下欢快中，徐小平宣布，晋升方爱之为“创始合伙人”。

对基金来说，创始合伙人相比管理合伙人多了一层创始人荣耀，大部分情况只有创办人自己独自享用。

在内部看，方爱之的加授仪式是真格完成交接的一幕。

方爱之眼眶含着泪水，上台发表了一场感性的演说。

“我很感恩。”她后来说。

台下，60双眼睛看向她，没流露太多惊讶。

一位在场投资人谈到，那年，方爱之凭借投中小红书和完美日记，一时间在消费投资领域人气达到顶峰。

虽然她是徐小平第一个投资学徒、也是真格CEO，但直到这两个项目才证明了她作为天使投资人的才华。

徐小平借机急流勇退，把方爱之推了上去（那年底，完美日记母公司逸仙电商登陆纽交所，市值最高超140亿美元；不过日后这家国货美妆公司市值一蹶不振，如今仅为5.33亿美元。）

派对后，一场挑动全球神经的黑天鹅降临，却意外助推了真格交接进程。

徐小平春节休假，新冠爆发，他索性进一步放权。

方爱之毫无间隙地成为一号位，独立掌管基金运作。

上述投资人觉得，这给权力过渡留出了空间。

徐最后唯一参加的内部会，是星期一少数人列席的策略会，2020年他每周接入。

不过1年后，他又开始重复“薛定谔的老把戏”—— 请假越来越多。

在方爱之看来，“他一直漫长地在退出这些角色”。

继方爱之独立掌权1年后，2021年戴雨森擢升管理合伙人，和方爱之搭班管理基金。

同年，刘元和尹乐晋升合伙人。

戴雨森曾是聚美优品联合创始人，这加重了该机构“联合创始人”的色彩——

两代创始/管理合伙人，3/4曾任联创，这类人相比一把手往往个性谦和，长于辅佐，不那么迷恋权力。

和徐小平、王强一样，戴雨森也挥洒青春在创业路上，对CEO有过期待也有过失望，挥手作别公司时，不禁感伤落泪。

他和两位老师有惺惺相惜之感。

这种“联创”特质，也从一定程度解释了，在面对大多数组织敏感甚至暗流涌动的接班事宜上，该机构呈现出“让”的文化。

说到“接班”，戴雨森流露一丝顾虑，“就好像是有一个权杖给了你”。

但他转念一想说：

“不得不说，确实，真格应该是（中国）一线基金里唯一完成这样一件事情的基金。”

他用“这样一件事情”委婉回避了“接班”，一部分是出于对门派创立者的尊敬。

另一部分怀疑则来自于，虽然徐小平主动让贤、淡出经营细节。

但他留下的投资哲学、影响力和文化的味道依然强大，他的人生态度和充满智慧的话语，仍然为他的门徒们所回味。

哈哈哈哈哈和书虫

真格的故事始于两个叔叔。

随着2006年新东方赴纽交所上市，“三驾马车”一举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富有的三位老师。

然而，徐小平说： “人生就结束在上市那一刹那。”

他和王强退居二线，天天相约国贸一家咖啡厅，晚上再找个小酒馆，痛苦地思考人生的下一个方向。

这种状况持续到2011年10月，两人决心二次创业。

此前，他们只是偶发地资助年轻人创业。

这时中国风投正加速爆发，但聚焦第一笔钱的天使投资还局限于个体行为，通常是“大佬带助理”模式。

他们决定告别单打独斗，联手机构化。

比赚钱更有诱惑的是，延续新东方时代“支持年轻人人生和梦想的激情”。

两个月后，由英语老师、人生咨询师创立的天使投资机构诞生了。

徐小平和王强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

徐小平是一个热情张扬的感性派，他是江苏泰州人，周围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哈哈哈哈哈爽朗大笑”、 “每次见面都要亲切地握手”，以及这个电视机里的偶像人物竟然会说TMD。

他活力四射、敏锐幽默、爱玩还很drama （戏剧性） ——

曾和创业者启动“枕头大战”；

他是音乐、美食和美酒爱好者，最爱吃大董烤鸭。

不过，他也容易受周遭环境干扰，被同理心或恐惧感驱使。

那时，江湖上充斥一种对他投资风格的总结：

谁能拿投资，取决于谁能把徐小平讲哭。

王强恰好相反。

他是原则的原教旨主义者——

从新东方时期，他就能为了原则随时“引发身体的炸弹”，要是有人胆敢破坏共同达成的行为方式，他会带头和对方“决一死战”。

当年主持纪委工作，听说有人给俞敏洪送螃蟹，他“半夜会在老俞家外边等着”；

任总裁期间，他这个总裁是“总裁人”。

他说，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从个性上，他更像邓超饰演的刚烈角色，徐小平更接近粘合剂佟大为。

“烈马怎么会调和呢？”

这个内蒙古汉子说。

和徐小平追求华丽色泽的人生观不同，王强更学究也更崇尚极简。

他是爱书人士和古书收藏家，口头禅是康德。

他喜欢在过年的悠长假日，陪父母看一晚春晚，其余时间钻进书房，靠饼干和番茄度日。

作为“三无人员” （没司机、没保姆、没车），很早以前，他就把车连带着北京车牌送给一个摇不到号的创业者，自己改坐地铁出行。

他说： “不是追求无碳，而是在地铁上能看书。”

徐小平更入世、活泼；

王强更内敛、严肃。

这点从写的书也能窥见一二——王强的书叫《書蟲牛津消夏記》，不仅是精装本，书名还用了繁体；

而徐小平的书叫《黄金是怎样炼成的》。

基金取名过程，展现了两种个性的人如何共处。

一开始，徐灵感乍现。

他欣赏英文单词Integrity的内涵，直译是诚信、表里如一，遂翻译成“真格”。

徐将想法告诉老搭档，昔日的英语教师立即展开咬文嚼字的遐想和论证：他想到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研究；

接着，他又联想到汉语中有“人格”、“神格”，“格”是一种标准和普遍性，真格意味“真的普遍性”。

“非常绝妙，”王强热烈地称颂，他反复咀嚼道，“把‘真’放在‘格’的状态下，很大气。”

王强说，围绕取名，他们追问了一系列基金必然性和哲学根基的问题，就此打下未来10年的文化基因。

两人分工是，徐小平主导所有投资，王强参与文化、组织和方向建设。

另两个此时他们便确立的方针是：

希望能做世界上最大的小基金（小指管理规模、专注天使轮）；

一个能传承下去的遗产，而不是彰显个人英雄主义的机构。

“我老说，你们不要以为在为我和徐小平工作，这个基金迟早是你们的，”王强说，“恐怕没有第二个基金会这么说。”

中国式门徒

在弥漫着私利、强人色彩，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的金融行当，徐小平流露的感性一面无数次令人费解。

即便他最忠诚的学徒，也经历了从犹豫、困惑到同化的一连串心路。

方爱之是徐小平的第一个徒弟，虽然两人初次见面没有擦出火花。

2011年，29岁的方爱之在北京香格里拉见到徐小平。

她刚历经两段职业洗礼—— 摩根大通和通用电气。

那天，方爱之身穿干练的白色套装、手拿笔记本电脑，听完徐颇具艺术家风格的演说后，面露不解地问：

“你是在做公益吗？”

“当然不是！“徐小平忿忿道。

走出酒店，方的唯一想法是：

“我不能跟他一起工作。”

“我当时有点不悦，”徐小平说，“她低着头打字，不听我说话，我希望有眼神交流。”

但他留意到，方爱之把他说的话整理成了文档。

那时徐小平和王强亟需一个大管家，经人介绍结识了方爱之。

首次会面无果，方爱之飞了趟香港，会见作为发起方和LP （出资人）的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

这次在香港的香格里拉，沈南鹏轻而易举就用两点逻辑，说服了投行做派的方爱之——

为什么要做天使？

“因为现在市场越来越贵，要往前走。”

为什么选徐小平？

“因为他有流量，创业者喜欢他。”

我当时梦想是想当Sheryl Sandberg （Meta前COO桑德伯格）。

我想通过VC找到下一个Uber，然后去当个COO什么的。

她说，但没想到，“第一天就觉得太好玩了”，“后来爱上这份工作”。

刚入职，方爱之一边跟着徐小平学投资，一边埋进注册银行卡、找办公室、定餐厅和酒店的全能管家式的琐碎中。

理性派和感性派之间不乏冲突地带。

方爱之习惯早起跑步的规律生活，徐小平相反。

“我得调整一下。”方爱之说。

她老公埋怨道：

“不能让他（徐小平）调整吗？早上工作是正常的啊。”

方爱之还要全权负责回创业者邮件，每天几十封商业计划书（BP）进来，徐小平要求个性化回复。

“我就不同意，太浪费时间了。”

但徐坚持，既然对方花时间写信，真格最起码要给出一个建议。

他要求将邮箱名改成“梦想中心”。

更大分歧在投资。

方爱之认为优先判断市场格局理所应当，但徐小平从第一天就教导她，拿到BP要先“翻到团队介绍页看团队”。

她对投人方法论将信将疑。

直到两年后，她才从“逼着自己看一下团队”，到信服了这个方法。

方爱之是受到徐小平言传身教的第一位学徒：

“当时跟着他，让他分析所有投资，为什么投这个？那个创始人什么样？我一般评价比较负面，但是听他为什么Yes。”

徐小平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投其一点，不计其余” （发现一个人的长板投资，不计较其他缺点）。

头一两年，也许是对徒弟的成绩不满意，徐小平单独约她吃了一顿早餐。

师傅的交流风格是 “一般不说现在有一个目的，他是跟你聊，再聊出他想说出的事情” 。

谈话重心最终落脚到，方爱之找项目方向不明确。

徐快速诊断并开出药方：

S策略——缩小搜索范围，专门覆盖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者。

10年前的中国，名校毕业生主流选择还是浮光掠影的投行，创业是小众选择。

徐小平利用教师和演讲家的双重光芒，召唤年轻人创业。

他给中国青年写信，例如《创业成功的七个途径》。

他四处演讲，鼓动在美国的年轻人速速回国：

“在美国是好山好水好郁闷，中国发展这么快，干嘛在美国待着？”

对内，他研制口诀：

“不怕贵，只看倍。”

真格的早期团队只有三五人。

除了方爱之，还有顾旻曼（现万物资本创始合伙人）和吴旦（现英雄游戏CEO），他们吸纳了创业精神，组建基金和公司。

第四位学徒留了下来，是刘元。

这位娃娃脸、给人文艺青年印象的投资人，和徐小平的最大共性是，两人都酷爱写信。

他从美国风投机构Greenspring Associates开启职业生涯，不久陷入怀才不遇的困窘中。

他寄希望Greenspring派他回国组建办公室，结果期望一脚踩了个空。

用他的话说，他想觅一明君，报效终生。

25岁，他给沈南鹏写长篇邮件求职，以“自谓虎头须食肉，谁知猿臂不封侯”这样文邹邹的语言诉说得不到赏识的苦闷。

沈南鹏3分钟就回复了。

投资界大亨没有一句废话地写道：

““Sorry, we are not having one right now, but we’ll follow up if there are any opportunities.” （抱歉，我们目前没有空缺，后续有机会再联络。）

见到徐小平是偶然。

虽然Greenspring对中国市场态度冷淡，但刘元执意想从中国GP的口袋募资。

他已经和拉手网的天使投资人取得密切联系。

一通电话，他随口提了几句为什么母基金值得投，对方就利落地答应：

“我们就投100万美金吧。”

“我就震惊了，钱这么好拿？”

刘元连忙追问，你身边还有这样出钱快的朋友吗？

对方推荐了自己的银泰邻居徐小平。

2013年，刘元到北京参加一个生日宴，徐小平是那晚主持人。

徐小平对母基金兴致勃勃，问了刘一大堆欧美、印度、以色列基金的问题，交谈甚欢。

接着他话锋一转，让刘元到美国见个人。

他神秘兮兮地说：

“你会跟她聊得很好。”

那年圣诞节，刘元见到方爱之，后者力劝他回国加入真格。他举棋难定。

接下来，徐小平的这名爱将，对他展开连番的高密度出击。

“我跟她说我还要想两周。Anna说，OK。过了两天她会说，你为什么需要两周，一周不行吗？我说行。但到了第三天她又问，你这一周要做什么呢？为什么一周后就会比今天想得更清楚？”这时，方爱之的老公给她支了一招攻心计：

“你就说，你是想去Google Ventures （谷歌风险投资部门）还是a16z （一家美国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当然要去a16z。”

没有拜倒在威逼利诱下的刘元，却拜倒在一个微小瞬间——

方爱之很节约，“节约到什么程度？她说不要打我的手机，话费很高，我们用Skype”。

2014年，刘元回国面试互联网企业战投部，历经7轮角逐，本想着结束即刻返美。

方爱之力邀他多呆1天，参加徐小平的活动。

“我给你升舱。”她说。

“我当时觉得对打电话还要用Skype的人，盛情难却。”

第二天，刘元就看到怀孕挺着大肚子的方爱之，一大早赶到他落脚的酒店来接他。

前一晚，他刚谈好顶尖战投的offer。但这一刻，他动容了、妥协了。

这名有士大夫情节的投资人，感觉“被三顾茅庐到”。

去会场途中，他做出一个冲动决定：

放弃更大的平台和更高的薪水加盟真格。（他后来是Momenta、Know Yourself和新世相的投资人。）

因为一个钱包，合伙人尹乐（Emma） 2014年作为实习生加入。

她在斯坦福念研究生，真格一行人到学校演讲，尹乐是校方工作人员。

会后，她发现有人落了钱包，开车送过去。

正值暑假，她试探询问能不能到真格实习，徐小平喝着咖啡痛快地答应了。

她在真格几乎没走弯路，继承了方爱之的S策略，覆盖斯坦福和硅谷创业者。（她后来是禾赛科技、AutoX、灵明光子、优艾智合、黑湖科技和兴盛优选的投资人。）

管理合伙人戴雨森2017年才加入。

离开聚美时，他收到红杉和真格Venture Partner （投资合伙人）的邀请。

Venture Partner相当于顾问，和基金关系松散，戴雨森觉得有些隔靴搔痒。

他理性分析了一番，决定全职，同时他判断，他的产业视角和在互联网老兵中积累的人脉网能与真格互补。

此外，聚美给徐小平带来过丰厚回报，他们有不错的私交——

徐小平是他婚礼证婚人。 （戴原是产品经理，投资重心偏重产品型企业，是观夏、派对动物的投资人。）

他们都是在徐小平耳提面命下成长的初代学徒。

很多人迈入投资界是白纸一张，有年轻投资人觉得，真格一定程度也是天使投资的一个教育系统。

徐小平和王强没有金融背景，他们挑选与自己有相似价值取向的年轻人同化。

“天使投资在金融里是一个另类存在，我们一起做是需要情怀的，”戴雨森说，“在金融里赚钱，做PE、二级可能能赚更多。”

徐小平称，他的投资哲学是： 信则灵。

刘元转换成了坚定信徒。

在2015年如火如荼的创业大会上，刘元跟在徐小平身边充当保镖。创业者良莠不齐。

一位看上去有些偏执的人，拿着商业计划书嚷嚷着要见徐老师。

刘元拦下了他。

等徐小平走进卫生间，这名创业者尾随，把BP从格子间门底下递进去。

刘元听见动静，愤怒极了，立马冲进去把这个没礼貌的家伙拽了出来。

徐小平在里面一边拉肚子，一边喊：

“别吼他，别吼他。”

然后，他提着裤子慌忙跑了出来，接过BP连连说：

“我收到了，我收到了，这个我们随后会看。”

对方心满意足，仰着脖子对刘元道：

“看到没有？徐老师说他会看！”

后来因为这件事，徐小平再三批评刘元：

“你从海外回来，是百里挑一的人。我们每天的工作是从千里挑一的人里找万里挑一的人。但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十里挑一的人，甚至是不好的那个一。你要想一想，他人生可能跟真格只有一次见面机会。你不能把他的梦想在他面前撕碎。对你来说，他是马上忘记的一个人；对他来说，会是一辈子的心理创伤。”

最后徐说：

“你要记住一件事，对自己没坏处，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能多做尽量多做。”

触动门徒的细节还有很多：

有人发邮件自称父亲杀人进了监狱，人生已至绝境，若徐小平不见他，他就自杀——

徐小平见了。

有人蹲在真格门口声称融资摆地摊，前台考虑是不是该报警？

徐小平见了；

听说有真格投资人见创业者只花了15分钟就让对方离开——

徐小平大为光火。

徐小平说，投资人绝大部分时候要拒绝人，怎样让一个人被拒绝还开开心心地走？

要给予真诚建议。

他又说，倘若一个人成功了，不管天使轮估值是多少都会想：

怎么这么便宜？这是天使的悖论。

他提出放弃优先清算权、尽可能不激烈砍价、最大程度简化条款（一页纸核心条款TS+两页纸增资协议SPA）的现实主张。

他还说，他一辈子都想做学生和年轻人的工作。

这些最终成了真格第一代门徒心中的闪光片段。

“这都是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不是资本家的创意，”偏感性的刘元说道，“我们的基因、我们的文化，就是被这样的故事所定义的。”

耳濡目染下，他见完创业者，会起身将对方送至电梯口。

他也反复告诫着更年轻的同事——

那些没机会跟在徐小平身边的二代甚至三代门徒们——

要有同理心，对别人有好处的事要多做。

方爱之至今记得，当徐小平遇到一名快递员，还没等对方开口，他就忍不住叮咛道：

“UPS （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从送快递开始的，你也可以。”

“Oh my god，”站在一旁的方爱之想，“他见到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爱。”

人的理论

不过，徐小平的感性有多极致，他的欲望和隐藏在欲望背后的恐惧之谷就有多深。

2018年7月的一天，方爱之在跑步机上锻炼，第二天她准备到意大利休假。

所有行程都安排妥当。

忽然，电视出现拼多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画面。

这家仅花了3年多就IPO，而后成长为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的公司，真格没能投资其中。

突如其来的消息毁了她的全部心情。

“我感觉我要被 fire （解雇）了，”方爱之说，“我知道，这种错过是徐老师很难接受的。”

她临时取消了出游，焦灼地不停拿起手机，确认徐小平有没有找她。

结果没有。

“他越不找我我就越慌。”

最后是王强先在群里开了口，他平静地说：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天使阶段，公司最重要也最难改变的资产只有一个：人。

真格是众多投资机构中，最着力研究人和判断人的机构之一。

拼多多的错过给他们敲了警钟。

过去真格从留学生中网罗创业人才，这是徐小平和王强从新东方的顺延，也是在科技爆发早期和copy to China （复制到中国）时代下的选择。

但随着中美模式分野、创业走向深水区，连续创业者显露本土优势。

黄峥就是典型。

拼多多可以说是分水岭，但到这时，这类人还没触发真格的雷达系统。

对创业人群的钝感是难以原谅的。

徐小平也在独自消化情绪。

不久，他们组织了紧急会议。

徐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他自我批评道，他把太多时间花在白手起家的人，全然没意识应该多和成功过的创业者打交道。

方爱之连忙抢过来说：

“不，徐老师，是我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与会人员心情沉重。

只有近距离环绕左右的人，才能一窥徐小平的内心有多焦灼。

“他特别焦虑。Anna都不敢住在银泰，你知道吗？” 一位真格投资人说。

“Anna觉得住在国贸的话，半夜总被徐老师叫过去。我也半夜总被叫过去，经常十二点、一点。一起喝点酒、聊一聊。聊的主题永远是焦虑。”

反复探讨的话题总是那些。

“我们是不是落后了？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大问题？创始人上真格的IC （投委会）会不会感觉不舒服？

我们是不是开始做太多对事情的讨论，而丧失了看人这个原点？

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后走一点？

估值贵的项目我们不投，会不会是我们致命的问题？

他晚上总是会焦虑。

真格的投资哲学和其他绝大多数基金不兼容。

可以将他们视作“盯人战术”、“人的投资组合”。

一般而言，基金秉持从赛道出发，布局行业。

真格不，它以创业人群分。

举个例子，小红书若在其他基金，大概率是消费组项目；

但在真格，它是萌生于斯坦福的项目，而覆盖该群体的人是方爱之。

这是迥然相异的两种底层逻辑：

别的基金是赛道-负责该赛道的投资人-项目，自上而下贯彻基金意志；

真格是投资人-覆盖某类人群-项目，更自下而上 。

你可以把真格想象成一个平台，上面有十几位投资人，他们分别有自己的搜寻方向。

这个方向不一定非得是AI或新能源赛道，而可以是从清华/北大出来的创业者、从互联网企业走出的创业者，甚至黑客群体。

十几个人，他们好比徐小平的翻版和复制，每个人管理自己的数个到数百个项目，合计是真格的项目。

事情和人是天平两端，他们的重心压在人上。

所以，对人的直觉、审美和标准必须走出徐小平一个人的大脑，贯穿进每个投资人脑袋里。

为了将人的理论变得可延续，徐小平总结过不少方法论。

这是真格1.0阶段，他提出3L理论：

创始人要有三个力（ 学习力、工作力、影响力）。

他还进一步针对团队提出了3C：

Chemistry （化学反应）、Complementary （互补）、Compromise （妥协）。

这点说起来有些私人。

新东方是三人创立，他青睐类似配置——

一个人太孤独、两个人容易闹矛盾、三个人才是铁三角。

Chemistry是说创始人间有渊源，新东方三驾马车来自北大；

Complementary指性格和能力互补；

最后是Compromise，一把手要明确，二、三把手股份激励要充分。

但他逐渐意识到，3C不适用一些后来的强人领导。

比如连续创业者黄峥、唐彬森都是Single Founder （单一创始人）。

随着时代演进、创业人群迁移，人的理论也需要更迭。

徐小平和王强在留学生群体中的优势，变得局限甚至失灵。

在他们过往的眼光判断下，真格很多项目偏海外名校背景，而遗漏了在本土摸爬滚打起来的一批创业者，如TMD （字节、美团、滴滴）、蔚小理（蔚来、小鹏、理想）。

戴雨森来到真格的任务之一，就是升级人的理论。

作为从斯坦福肄业、27岁就站在纽交所敲钟的互联网一代创业者，他自带一根严苛标尺。他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尽可能把创业人群囊括并将其类别化，提出四象限：

小天才（年轻创业者）、老司机（连续创业者）、操盘手（大企业高管）、科学家。这标记真格2.0。

过去，真格投资相对成功的是小天才，对老司机有过最痛苦的错失和遗憾，而操盘手暗藏了最多坑。

四象限理论给了项目源一个框架，但针对单个项目要做具体论证。

作为人的研究机构，他们的投资人无时无刻都在观察人、评论人、总结人。

他们的决策有难以捉摸的一面。

拿每星期二的投委会来说，真格的上会过程仿佛是一群人反复在“摇”那个创始人，疯狂地竭力地逼问：

你到底够不够强？够不够top （顶尖）？

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将最不可量化的人量化。

以下是访谈要点。

1、关于小天才：

当描述一个人的才能，不用年龄作为限定值，他就是天才。

以莫扎特举例，他16岁在宫廷乐队担任首席乐师，不是因为他16岁，而是因为他是同时代最好的乐手。

相对而言，小天才创业者适合技术创新阶段，当行业进入中后期，老司机和操盘手就来卷了。

2、关于操盘手：

把操盘手简单理解成高管是错误。在系统性找高管类创业者的早期，他们踩过不少坑，基于错误总结了“大闸蟹理论”。

要警惕“阳澄湖大闸蟹”——

这类人title光鲜、年薪夸张、追随者众，但没有独当一面做过业务，就好像“一个大闸蟹在阳澄湖里涮了一下，阳澄湖本身和他没关系”。

后来，他们格外注重调查功绩归功于谁，是平台、老板还是这位高管。

操盘手更能准确描述他们想找的人。

判断是不是操盘手的核心指标是，做过关键决策。

关键决策又可以细分成：

带业务从0到1、从1到100、从差到好。

典型案例有沈鹏创立水滴（曾在美团做创新业务）、汪莹创立悦刻（曾担任Uber中国区域总经理）。

3、两个对大企业高层人士的微妙观察。

一、公司真正做关键决策的人未必是title最高的。

最受老板重视的人，往往是老板的最佳执行者，他所负责的也许是公司核心产品，但这是老板意志的体现。

他真正擅长的是执行和协调。操盘手可能生长在大体系边缘地带，如微信之于腾讯。

二、高管也分职业经理人型和企业家型。

对同一件事做解读，前者倾向描述内部资源和人力调配，常见话术是：

这是谁的人、谁动了我的人、这是谁负责的事、我有什么资源、我得到了什么；

后者倾向从用户、产品和竞争角度。

4、关于老司机：

是四象限中真格有最多遗憾的群体，拼多多、蔚小理、叮咚买菜等全归属这类。

他们愈发相信，创业是一种性格，创业者是一种different animal（不同性质的人）。

以前偏爱履历光鲜的人，现在他们变了。

相比跳槽众多的职业经理人，连续创业者更加分，因为“在高管里找创业者，有一点缘木求鱼的味道，相当于在风险规避者里去找冒险者”。

所以，亮眼履历从优势变成有待澄清的事实：

为什么你之前没创业？

当然要综合行业特性。

如企业服务领域高管的优势更大。

怎么判断是连续创业者还是连续失败者？

要看是不是有一帮优秀的人一直跟着他干？

是不是不断进步，犯的错误越来越高级？

（比如张一鸣从创立九九房到今日头条，经历了跨越。）

5、关于科学家：

适用硬科技领域，判断科学家的标准是——

“我们寻找的是姚明。”

一项量化研究破除了他们的一个偏见。

拉出所有教授创业成功的案例，划分为：

教授自己当CEO，教授只是挂名、学生任CEO的多种情形。

他们意外发现，最成功的公司是教授没全职而学生全职（如大疆）。

这破除了他们此前认定，一定要教授全职才能投的观点，放松了标准。

6、两个量化研究：

他们拉出640多家独角兽创始人履历，细化到籍贯、学校、专业、多少岁开始创业、创业以前是否有过创业经历、合伙人占股等。

从分布看，沿海地区创业者偏多、东北籍偏少，学理科的比学文科的多，互联网创业者开始创业的黄金年龄是26-28岁左右，但若把过去20年A股上市公司囊括进来，这个数字变成35岁左右。

人才分布在时空上是不均匀的：

从Google出来的创业者多，从斯坦福出来的创业者多，从一些超级中学（成都七中、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出来的创业者多，华清嘉园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据点，网易三个总编辑（唐岩、李学凌、李甬）都创业成功，而他们都干了同一个职位。

因此，应该尽可能预测下一个人才聚集密度高的地方。

接下来，清华也许会是越来越重要的时空交织点。

7、四条感性看法：

一、思辨什么是聪明？

口才好、说话快不一定是聪明，自信不一定是聪明，知识不对称不一定是聪明。

成长速度快是聪明，看得深、看得远是聪明（如马斯克、王兴）。

二、要投我想为他工作的人，不投他给我工作我觉得挺好的人。

三、投天使就像开盲盒。

遵循贝叶斯理论，年轻有成就，往后有成就的概率更高。

尖刻一点说，“有的人40岁还不牛，盲盒都晒干了”。

四、创业者西装革履是危险信号，证明活在规则中。

8、在VC开始投年纪更大创业者的环境下，他们做出一个反主流选择。

“我们天然偏向于更一无所有、从零到一、白手起家的人。”

同时，在创业方向选择上，要和国家大方向一致。

人的理论也可反观内部。

在真格，王强扮演了徐小平冷静的反面。

徐小平情绪充沛，但容易因为害怕错过机会被焦虑裹挟；

当风格出现漂移，王强是在务虚会上把他拉回投人、投天使纪律的人。

真格从第3期开始引入除了红杉以外的外部LP，LP劝说他们扩大基金管理规模，徐小平心动了。

王强却反对——

他认为扩大规模有悖追逐惊人回报；

当投成长期的VC往天使延伸甚至做全产业覆盖，徐小平思考要不要反向为之。

王强依然反对——

他认为实现全覆盖是幻觉，财大气粗的VC向前撒钱，每一笔都是小钱，容易掉以轻心自己不断接盘，最终覆水难收，而真格也会丢掉投人根基；

还有段时间，投资机构涌起上市潮和众筹潮，徐小平觉得可以试试，王强还是反对。

王强说，他们的合伙关系就像一个人准备跳悬崖，另一个人在他身上绑了一根绳子，勒住。

如今，真格两个创始人在接班人身上找到了映射。

方爱之更感性和直觉驱动，在意建立和人之间的亲密感。

在真格，“Anna曾经知道所有人的八卦”，一度热衷给创始人、同事介绍对象。内部称她Zhen Mom （真妈）。

一位真格的二代门徒说，他对方爱之跻身和创始人平起平坐不感到惊奇。

一方面她是投资风格最接近徐小平的。

在真格共投中的42个独角兽中，9个来自徐小平、9个来自方爱之。

另一方面她从第一天就在，对不少同事有知遇之恩。

“从我开始学习天使投资，我看到的就是Anna投20个点在完美日记。”

而王强说，就努力程度，基金内没有第二个人能与方爱之比肩。

方爱之投资过一系列斯坦福项目（诸如小红书、Advance.ai、简单心理）。

她的特点是会反复下注一个人——

在回报倍数最多的10个项目里，超过一半是投资后创始人先失败了一两次，经过痛苦转型才重见曙光。

小红书、美国短视频公司Firework和跨境电商公司Wholee，都是方爱之10年前投的。

2022、2023年，方爱之在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The Midas List）分别位列12和28。

方爱之现年41岁，在徐小平的同化下比过去柔软。

她说，徐小平对她而言更像是“第二个父亲”。

“这可能就是我跟徐老师的关系。投资我不再需要给他看。但我这周跟他电话，我会说刚见了三个清华年轻创业者，我挺激动的，这是中国的未来，你肯定会喜欢他们。”

戴雨森希望自己像王强多一点。

他自称“二把手性格的人”，人生偶像是巴菲特的黄金搭档芒格，也欣赏王兴的搭档王慧文（在王慧文决心入局大模型创业时，戴雨森第一时间决定投他）。

“我喜欢扮演军师和大将的角色。”戴雨森说。

他爱好数码和军事。

相比方爱之，他更内向，更爱独处，也更具原则性。

他会在方爱之害怕错过的时候说：

“Anna，这个事情你可以相信我，是不会错过的。”

但由于过于理性，他不太容易受创业者感染。

和王强一样，戴也热爱读书。

在爸爸的要求下，他幼儿园就开始读大学教材，现在每年读150本书。

只是他和王强的阅读品味不太一致——

王慧文调侃戴雨森说：

“你是行走的中信书店。”

Big shoes to fill

Big shoes to fill——有大鞋子要填，是句俚语。

年轻团队用它来形容今日之状态，前人留下的遗产丰厚，后面的路任重道远。

在戴雨森眼里，2019年是真格从个人天使到机构化里程碑式的节点。

基金运作不再依赖徐小平这个人。

他甚至不必躬亲。

戴雨森说：“你说接班，还不如叫我们毕业。”

他们搭建了一套有强烈真格味道的运行机制。

首先，这是平台制的机构，不是合伙人制。

他们要求全员找项目。

不论是合伙人还是投资人、分析师，每人每月提交案源猎表，确保合伙人和分析师一样在找项目、推项目、同台竞争。

所以，年轻人不为合伙人服务，项目的credit （荣誉）也不计入合伙人名下。

即使合伙人自己招揽年轻人，亲力亲为教导，日后这名年轻人的项目也归属自己。

每个项目泾渭分明，只有唯一的主人。

合伙人不能通过收取“年轻人的税”养尊处优，而是要走到更高级圈层建立人脉基地、覆盖高维度创业者。

其次，在投决上，GP和合伙人也没有绝对话语权。

一般投资机构的IC只有合伙人参与，真格是所有投资人参加、所有人投票，但最终决策不以投票做结论。

决策最终取决于“那些有强烈意见的同事，他们的观点是怎么被吸收的”。

他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在投委会表达观点——

假如两个创始/管理合伙人觉得好，大概率会投；

假如两人意见相左，会吸纳合伙人或在某方向具有专业性的投资人的意见；

假如所有人觉得不好，也不代表讨论必须终结，变量还在推项目的那个人有多坚持——

当然，他要赌上自己的职业信誉。

一种观点是，坏IC取所有人认知公约数，好IC允许个体突破公约数。

他们的IC机制相对灵活。

由于投资人不以赛道分，可能一个赛道出现3个投资人分别投3家公司，来源各不重合。

如果这些公司存在竞争或敏感，投资人可以申请mini IC，不让竞品投资人参会。

真格鼓励投资人使用“银弹” （silver bullet），独立扣扳机。

一般用于时间太紧要现场决策，或者投委会没表决通过的情况。

根据职级，每人每年有1-3个不等的机会，单笔投资额约200万美金。

值得说明的是，前辈留下的“大鞋子”由年轻人来填。

真格两个创始/管理合伙人是80后，方爱之生于1982年、戴雨森生于1986年；

合伙人刘元生于1989年、尹乐生于1991年。

除了三个80后，包括尹乐在内投资团队全部是90后。

可以说是中国一线基金最年轻的组织之一。

徐小平和王强说过，这波年轻人处于真格的黄金一代。

他们很多人在真格待了5年以上，跟在徐小平身边贴身成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他们有共同的焦虑和痛苦、共同的反思和进步。

但遗憾的是，真格的二代、三代门徒就没这样的机会了。

在扁平化机制下，年轻人来到真格的一项挑战是找到合适的domain （一个搜索创业者的方向）、建立人脉基地。

这家机构几度探讨是否要模仿其他VC分行业组，但一来和他们的投人逻辑不匹配，二来他们想消除“井”状地盘意识，所以放弃了。

这导致，组织不会直接将年轻人分配到一个具体赛道上。

年轻人需要自我摸索。

尹乐的快速晋升一部分源于她的勇敢——

敢于第一时间出击，发cold email （用以破冰的邮件）或当场拍支票；

另一部分则得益于她在收敛人脉基地上的成功——

先收敛到斯坦福创业者，而后收敛到清华、硬科技创业者。

但年轻人的自由选择权也意味着风险。

2022年，方爱之到美国拜访了Benchmark （一家以对早期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而著名的基金）和Founders Fund （PayPal联合创始人Peter Thiel等创立的基金）。

Benchmark元老合伙人Bill Gurley于2020年退役。

美国众多风投领军人都做出这个选择，离开工作，住去夏威夷。方爱之问他为什么退休，他的回答是：

“This is a young person’s game （这是年轻人的游戏）。”

这句话方爱之尤其能共情。

创业者最好的年纪是20多到35岁，以前她身边遍布激情勃发创业的人，这几年同龄朋友在创业的寥寥无几。她需要培养年轻团队让其更快成长。

同时，这家小规模但创造了惊人回报的基金，在治理上给予她一些灵感。

Benchmark只有5位合伙人，没有分析师。他们关系亲密，每星期一聚在一起开一整天会，晚上由米其林大厨烹饪，再邀请一名外部嘉宾共进晚餐。

她准备在合伙人层面效仿该做法——

好胃口令彼此“enjoy being together” （享受在一起的时光）。

我们聊完的当晚，她定了湘上湘餐厅，迈出第一步。

Founders Fund设置的游戏规则也值得深思。

他们只设计了三级台阶——

投资经理、总监和合伙人。

一个人可以在任意时间申请晋升总监，一旦跨越，随即进入倒计时。

你只有4年时间，要么更上一步到合伙人，要么走人。

她在考虑要不要将这个残酷但自驱的机制引入真格。

在文化上，方爱之沿袭了徐小平的传统——

塑造一种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家庭文化。

以前方爱之还不明白徐的一些做法，例如他很看重团队纯粹在一起的时光，经常要求团建。

他们一起去了美国、迪拜、泰国。一次去日本，方爱之准备了旅程中待讨论的问题和PPT，结果徐小平强制不许开会。

方爱之控诉道：

“哪有去旅游，公司不开会的？”

徐小平说，会可以以后再开，现在就要一起玩、一起开心。不过今天她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