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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远离政治真的可以逃离政治？“临近家庭”：远离政治的工作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3-25 11:47

正文

“临近家庭”：远离政治的工作

编者按：

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说道：“要让一个人对他整个国家的事物产生兴趣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修一条路经过了他家门口，他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件小的公共事务关系到他最大的私人利益”。简而言之，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从“临近家庭”开始的。本文从“临近家庭”的案例扩展到了一般的日常政治言论，本文阐述了关于文化、权力和情感的问题，以探索一种关于政治参与、脱离和基层社会变革的思考方式。

作者简介：

Nina Eliasoph 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Nina Eliasoph. Close to Home: The Work of Avoid Pol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26(1997): 605-647.

本文作者：Nina Eliasoph

引言

“我关心临近家庭的问题”、“我关心（政策）对我个人产生的影响”、“我关心（政策）是否与我孩子有关”：这些是许多美国人熟悉的语句，用来解释政治参与和冷漠的原因。这些措辞通常被解释为公民“心胸狭窄”，即利己和缺乏广泛的政治关注。但是，这些持续的、过度的利己表达并不是简单的表明利己和偏狭思维。本文在西海岸一个郊区的志愿者（volunteers）、积极分子（activists）和娱乐团体（recreation groups）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展示了这些语句在情感和互动上的分量（注：本文采取访谈的方式，笔者通过观察参与者在团体内外的谈话方式，有针对性地以团体成员的身份对他们进行了明确的访谈）。并且从“临近家庭”的案例扩展到了一般的日常政治言论，本文阐述了关于文化、权力和情感的问题，以探索一种关于政治参与、脱离和基层社会变革的思考方式。

有学者将两种常见的美国道德性“语言”对立起来，即关于利己的语言和关于责任感、公民关注、团结、义务和联结的语言。实际上，这两种语言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我把它称之为“文化工作”，即志愿者们将无力感转化为利己的表达。本文聚焦于在日常政治意义制造中知识、情感和互动的三个时刻：1. 个体对自己结构性权力的隐性知识，2.个体对公民该有什么情感的隐性约定，3.个体对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的行为本身意味着什么的隐性约定。

谜题

为什么志愿者们说核战舰和环境问题是远离家庭问题？我用来阐述本文理论观点的例证来自于一项研究（注：本研究指的是 Nina Eliasoph 的另一项研究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in Everyday Life ），该研究考察了政治脱离如何在社会性的互动中产生的，而不仅仅是“内在”信念或“外在”结构条件的副产品。更广泛的研究表明（注：研究侧重于比较不同语境下的说话方式，相比之下本文的例子主要来自于访谈，而非参与式观察），公民是如何在一种语境和另一种语境中对可说的话进行细微的、严苛的区分，即公民在休闲或私密的语境中比在公共语境中听起来更有公共意识；听众越是广泛，公民可以表达的思想就越是狭窄。

有限视野下的权力、情感和话语

线索一：直觉上的无力（Intuiting powerlessness）。“我该怎么做，炸掉这个地方？”

解读这些利己的表达，最明显的线索是参与者的利己表达与权力评估之间存在着明确无误的联系。我们可以在这里通过提问“公民如何主动解释自己的无力感？”来细化霸权的概念。但利己的话语仅仅只被解释为“对无力感的回应”是不够的。如果说政治世界没有出口，那么政治沉默就必须像夏日的影子一样活跃，一样丰富多彩。文化工作承认无力感，但并不止步于此。因此，下一个线索问的是，这种语言，特别是如何让这个世界看起来很有意义（的语言），通过给志愿者打气，让志愿者群体中的某种情感基调成为可能。

线索二：在公共空间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 in public spaces）。“你可以有更多的影响……至少你觉得你可以。”

志愿者们希望相信，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都是利己的，都能明智地投入自己的精力。志愿者自己也想竭力证实这种人类的理性模式，即使这意味着对人性提出不同寻常的要求。这种注重情感基调的线索与心理学家族中的解释理论部分有一定的一致性，即当志愿者对民主的信仰与无力感的直觉发生冲突时，志愿者通过重新定义民主，将民主的范围缩小到越来越小的圈子里，从而减少了“认知上的失调”。这种方法可以说，志愿者们把矛盾、焦虑和模糊性捆绑在一起，努力忘记自己知道的东西，以保护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同样，这条线索也可以召唤出另一种心理学方法，那就是说志愿者们在进行“心理麻木”，通过完全回避对世界命运的感受来避免绝望。或者，用一种更流行的心理学脉络，可以说志愿者是在“拒绝”。根据这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家族，志愿者总是往好的方面看，以便保持一种内在的幸福感，一种生命不是在浪费时间的感觉。

线索三：谈话本身的价值（The value of talk itself）。“这就是修辞。”

志愿者们认为，谈论政治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只会吓跑成员，破坏希望。“利己”这一看似简单的解释使人们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漠不关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解释或讨论。这种解释不仅仅是对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呼吁。它体现了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套信念，允许志愿者假设他们的目标不是互动的产物，不能从小组讨论中受益。在讨论或互动之前，每个人总是被假定已经有了个人意见。根据这种民间的语言理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出谋划策，公民就不需要说话（他们只需要按照自己的信仰或利益行事），民主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两个比较

1. 积极分子：一切（事物）都临近家庭，也是可以做的，讨论会有助于让更多的事情变得可做起来。

权力：像志愿者一样，积极分子也不得不说服自己充满希望，尽管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对于活动家来说，一个问题既可以是非常个人的、“临近家庭”的，也可以是“大”的、政治的。他们从个人感受扩展到结构性解决办法，而不是把个人和政治当作对立面。
情感：积极分子试图用为政治变革开辟空间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情绪。不过，活动家们对谈话本身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它是民主的核心，即使它能挖出压倒性的问题。
谈话：和志愿者一样，积极分子在公开场合说话时，听起来没有私下里那么有公共精神，他们的语言转换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甚至更加极端。

2. 愤世嫉俗者：一切事物都是“临近家庭”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但说话让我们有了愤世嫉俗的团结。

文化工作的概念给文化理论增添了什么？

1.把对“信仰”的关注变成了对“民主共和国中公民对话重要性”的关注。

常识告诉我们，要了解公民形成政治观点的能力，我们应该研究信仰，即人们脑子里装着的、但可能从未表达的想法。许多研究美国政治文化的学者都注意到，人们普遍效忠于民主共和的理想，这是一种对负责任的、参与性的公民原则的信仰。问题是，志愿者、活动家，甚至愤世嫉俗者都想相信负责任的、知情的、关注的、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公民的可能性，即托克维尔的民主共和国中描述的好公民。但是，这种信念，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信信念的愿望，在这些不同的群体中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东西；它甚至在任何一个群体或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2.对“语言”的关注变成了对“用贴近生活的语言来保护民主的信仰”的关注。

RobertBellah、Michael Ignatieff、Alan Wolfe和Robert Wuthnow等理论家将关注点从内心的态度、信仰和知识转移到交流、言语传统上，他们说，一种浮动的、不言而喻的动机混合在一起，激发了行动，只有少数动机结晶成言语；那些动机往往是Ann Swidler所说的我们手头的“文化工具”。所有这些团体都试图在实践中表明，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负责任的公民身份是如何实现的。“文化工具”并不只是赋予人们生命力；人们创造性地试图让世界变得有意义，用工具来做一些事情，如果不在实践中观察这些工具，谁也想不到这些工具能做什么。

3.出于动机的无知。

如果说“离近家庭”之谜的关键不是畸形的“信仰”，也不是缺失的“语言”，也许无知可以解释。美国人对最基本的历史和政治事实--谁是副总统，我们在各种战争中武装哪一方，等等，都是惊人的无知。鉴于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许多研究者得出结论，美国选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只是太没文化，太愚蠢，或者太冷漠，不愿意参与其中。但是，同样，正如哈贝马斯、密尔和其他民主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记忆中的事实清单并不能揭示或创造政治能力；能够开启创造能力的是畅通无阻的交流，扩大公民的政治想象力，激发好奇心和分析力。

4.在更广泛的环境中的强迫性利己主义。

最近一些关于更广泛的文化环境的讨论为利己主义辩护，说官方对“公共”辩论的定义使公共空间对普通人来说过于无聊、抽象和乏味。一种观点认为，二战后富裕的美国人通常只满足于独善其身，坐在后院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管好自己的事，试图为自己开辟一个小空间，让他们感到自由、平等和舒适。例如，理查德-弗拉克斯认为，本世纪的许多政治活动，如争取周末两天的斗争，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那个漂亮的小围墙花园，如果知识分子想象大多数人都会愿意离开这个隐私，去“创造历史”而不是“创造生活”，那就是自欺欺人：创造历史实在太难了。

结论：在一个不完美世界里的权力、情感和礼貌

如果对志愿者们的“心胸狭窄”信以为真那就大错特错了。政治脱离的表达方式差强人意；人们竭力让更广阔的世界远离自己。一直以来，我都在考虑对志愿者使用“临近家庭”语言的替代解释。突出权力的解释（例如：他们是理性的行动者；或者说跨语境的霸权阻止了志愿者们关注真正的问题）；情感或其他内在的心理过程（例如：志愿者们避免认知失调或麻木自己的感觉）；以及文化模式化的互动风格（例如：志愿者们害怕在公共场合表达焦虑、矛盾、生气或提问，因为他们对公共谈话本身的评价很低）。这些“结构的”、“心理的”、“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结构”、“个体”和“文化机制”），而是相互牵连，密不可分的。每一种解释都填补了其他解释未曾涉及的内容，每一层解释都是以其他解释为前提的。

本文中所描绘出的人们努力表现出政治上的脱离和利己。他们不想冷漠和自利，但又担心表达自利是保持对民主可能性的信心的唯一途径。愤世嫉俗者、积极分子和志愿者们的文化工作为具有公共意识的政治参与开辟了不同类型的空间。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这些开放的空间引出来；这才是理论家、政治家、记者和活动家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只对公民表达的冷漠态度听之任之。

政志观察

编译 | 远离政治真的可以逃离政治？“临近家庭”：远离政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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