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晚期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严格来讲，肝癌是死亡率仅次于胃癌，食道癌的常见恶性肿瘤。这种发生于肝脏的恶性肿瘤，包括原发性肝癌和转移性肝癌，只要平时注意保养正常体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会有较好的愈后，一旦到了晚期，或者是癌细胞转移到其他部位，就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或者说回天乏术。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逸仙博士从肝癌确诊到病逝仅有46天，和常人一样，孙逸仙博士虽然自己也是学医出身，临到肝癌晚期，也是病急乱投医，使用了不少特殊的治疗手段，西医、中医、精神治疗法全都用上了，甚至还使用了一种灵丹妙药——“驱癌液”。
孙逸仙博士是1924年11月，应段祺瑞政府之邀，北上“会商时局”，到达天津时就病倒了。开始以为只是感冒，没想到竟是不治之症。当时段祺瑞政府来电催促，希望孙逸仙博士尽快到北京，虽然病情越来越严重，但孙逸仙博士以大局为重，还是强忍病痛，11月底动身，车马劳顿赶往北京。
到了北京，请协和医院医生狄博尔、克礼二人与施密特会同诊治，诊断孙逸仙博士得了“最烈肝病”。为了进一步诊查，医生打算通过外科手术来探查病情，但孙逸仙博士很固执，不同意开刀，只答应使用最保守的内科治疗。
图：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
到1925年1月21日前后，病情更加严重了：体温不正常，忽高忽低，脉博失常。在非进行外科手术不可的情况下，才由中、美、德三国医生共同会诊，决定开刀。但考虑孙逸仙博士当时已经60岁了，年纪大了，能不开刀就不开刀，手术方案遂暂缓，只进行保守治疗。没想到接下来情况更加糟糕：不能进食，一吃就吐。尽管如此，是否进行外科手术，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一班要人一时仍不能拍板，最后由孙逸仙博士自己决定，同意手术。
1925年1月26日下午3点住进协和医院，很快进行手术。为孙逸仙博士做手术的，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肝病专家。主刀医生是外科主任邵乐尔，助手是协和医院代理院长、与孙逸仙博士私人关系亲密的刘瑞恒。打开后腹部后发现情况不是一般的糟糕，孙逸仙博士的肝部坚硬如木（肝硬化），长了一个肿瘤。当即割下肿瘤的外皮，进行化验，证实是恶性肿瘤。
从1月26日确诊到3月12日逝世，仅仅46天时间，可见孙逸仙博士的病情很严重。手术后进行了放疗，不见效果，病情还急剧恶化。此时，各路人马对孙逸仙博士的病情好转并未完全绝望。但肝病专家知道，孙逸仙博士的病是治不了了。
2月17日，刘瑞恒给孔祥熙写信，请他转告孙逸仙博士的家属和国民党内诸人士，明确表示孙逸仙博士患的是不治之症，时日不多，希望准备后事，早作打算。原信是用英文写的，中文意思是这样的——
“孙先生入本院即发觉所患为肝癌最末时期，为不治之症。经于剖割及将癌之外皮用显微镜考察证明，诊断为确。病状自不好而至极不好，余等以孙先生之生存为无希望矣。”
在这种情况下，2月18日，孙逸仙博士由协和医院转到铁狮子胡同的顾宅。在铁狮子胡同期间，对孙逸仙博士的病使用了多种特殊的治疗手段，人人都希望出现奇迹，希望孙逸仙博士多活一些时日。平生不服中药的孙逸仙博士，这时也服用了中药。中医陆仲安给孙逸仙博士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配伍的药方。服用后，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吃饭也正常，和未生病时一样。西医检查了一下，发现血液循环也稳定了，令人惊喜。
但没几天就开始腹泻，精神变差。这时，又对孙逸仙博士施以“精神治疗法”，请毕业于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辛慈前来治疗，给孙逸仙博士做心理和肉体上的“按摩”，同时停止服用已经无效的中药。
中医、精神疗法均告失败后，一个叫王纶的山东医生主动要给孙逸仙博士治疗，称有“驱癌液”。“驱癌液”是当时日本人发明的一种抗癌新药，药名“卡尔门”，当年一度被看成是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此药刚注射时似乎有效，但消肿如故，只好请王伦走人。不久，王纶再从山东写信来，称即便“驱癌液”不是特效药，也是有效药，为什么不继续试试？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见到稻草就伸手，遂又请回王纶。出于慎重，专家将王纶带来的“驱癌液”进行了化验，证明确系日本医学界的新发明，又经药物专家与医学专家一起论证，证实其有效后，才继续使用。“驱癌液”是由沃度与海莴苣制成，并非什么灵丹妙药。“驱癌淮”注射到第七次时，王纶本人也绝望了，认为“药力不敌病势，虽对症也无效”。
1925年4月2日，孙逸仙博士灵柩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暂厝。图为移灵前孙逸仙博士亲属在社稷坛大殿灵堂合影留念，以示哀悼。右起：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戴恩赛（孙逸仙博士女婿）、宋庆龄、孙治平（孙逸仙博士长孙）、孔令仪（孔祥熙长女）、孙治强（孙逸仙博士次孙）、宋美龄、宋蔼龄
3月11日凌晨一点，孙逸仙博士忽然神智清醒，也许这就是民间所谓的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吧，孙逸仙博士叫来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佑任等到病床前，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自知人生快到尽头了，孙逸仙博士令人将2月24日预备的遗嘱拿出来，由宋庆龄扶腕，用钢笔在上面签了字。继而反复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这也是孙逸仙博士留给国民党和他的同志们的最后一句话。当天下午，亲朋故旧、同志战友依次来到孙逸仙博士的病床边，见了最后一面。孙逸仙博士的最后时光，当年“总理葬事筹备处”关于孙逸仙博士病逝记述中是这样写的——
“至晚，手足遽冷，呼吸更慢至一六，脉搏骤至百六十，医士以强心剂注射，始沈睡。十二日一时二十五分，痰忽上涌，不能言，脉搏至百八十，家人及同志成环集。至晨九时三十分，我总理竟弃同志而一一瞑不视矣。悲夫！”
1929年孙逸仙博士遗体下葬于南京中山陵，图为下葬现场
几年后，孙逸仙博士遗体安葬于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而此葬地是孙逸仙博士临终前亲自要求的，当时宋庆龄、孙科以及汪精卫、何香凝等在孙逸仙博士病榻一角，商议后事。当汪精卫表示孙逸仙博士死后葬于北京景山时，已昏睡过去的孙逸仙博士忽然醒来，说“不对，不对，我要葬在紫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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