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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漂八年,她搬了十次家

别处World  · 公众号  ·  · 2017-10-02 21:00

正文


生活在别处,租房子总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哪里房租便宜?性价比高?能不能养宠物?包不包水电?有没有成套的家具?甚至是如果有室友,室友是不是个没有“奇异”习惯的人。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香港八年,搬了十次家,她记录下了几次自己搬家的故事。她说,“可能是搬家与转工、失恋相比,心理成本最低,每一次‘重新做人’只需要一个新的门牌号。”

你也生活在别处?我想你会喜欢这篇搬家的故事。


小刀

于台北



  ◆  ◆  ◆ 

▲  在贫富悬殊、寸金尺土的香港,住房一直是难题,有人花费千金换来豪宅,有人日日跻身狭小的套房、板房、天台屋。 摄:林振东


Airbnb 刚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刚把年假用完,哪里也去不了。但还是每日午休都趴在办公室电脑上,随便键入一个城市的名字,一页一页看那一国的人住得怎么样,越看越有一种饥饿感,只觉得全世界都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从雅典到克拉科夫,从釜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像人人都有看得见风景的窗,甚至本身已是风景的阳台。


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只是我欲望不能满足后,在心里堆砌的蜃楼,谁让我住在寸土尺金的香港,只能望梅止渴。在有 Airbnb 之前,我已经养成类似习惯:在本地房屋租赁网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样看我租不起的单位,并不需要在半山或是有海景,随便一个市区一居室就可以花掉我三分之二的月薪,那往往还是裸房——“家具”就是一台空调,一个马桶,有时可能有个旧冰箱。


然而就是在这居不易的香港,我竟像野草一样长了八年,算起日子来自己也吃惊。八年,说短不短,换过几个男朋友,几份工作,但换得最多的,还是住的地方,刚好十次。那固然是客观使然,租约到期,或新工作距离太远,不得不另觅新窝;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搬家与转工、失恋相比,心理成本最低,每一次“重新做人”只需要一个新的门牌号。


▲  长洲。摄:陈焯煇


长洲“山边道”


长洲“山边道 2B”是我第三次迁居的门牌。搬去离岛实属意外,研究院毕业后,本来男友说好要从家里搬出来和我租单位同住,可事到临头,他被家人劝服,决定把给别人交房租的钱省下来,好以后实现“结婚、买楼、凑仔”的香港三部曲。


就这样预算从八九千骤降至四五千,搜索范围从油尖旺、观塘直接转回新界村屋。男友有个同事住在长洲,每天搭轮渡来回上班,好像也很开心的样子,我听说后也动了心。在预算上又填五百,从码头一路直上,途径马会和观音庙,租下一间四五百呎的小公寓,附带房顶露台。


一住就是一年,日日在岛上闲晃,连公共图书馆门口躺着的红眼癞皮狗都熟悉我。如果不算交通,住离岛还蛮舒服,朝早行下山在两家名称极相似的茶餐厅选一个——或者在“得得米线”吃,或者在“得得好”吃,连菜单都差不多。午间可以从图书馆拿本书去海边看,喂饱蚊子以后回家打游戏,晚上饿了,再顶风下山,去码头边买碗滚烫的生菜鱼肉汤温暖一个人的夜。


可生活不只是吃饭与读书,有日我丢了所有的钥匙,岛上锁匠上门换锁,一遍换一遍打听我的工作、收入,大门搞定后,他忽然说要看看卧室门需不需要修理,执意要进去。我夏日本就汗多,那时硬是又吓出多一层汗,直说男朋友马上回家,几乎赶他出去。那一晚我发了几个梦,无非是有人上门行凶。醒来后,我忽然想如果噩梦成真,不知过多久才会有人发现我的尸体——男友那时已准备和别人共谱三部曲了。


刚好死约结束,我去仲介那里交了钥匙,房东多收了我五百块,原因是天台我没怎么打理,长出大把杂草。再搬才发现实在苦差,几个大行李拉下山简直高危。可我在长洲的朋友老年人居多——你试试在白日的长洲找一个不是游客的年轻人出来,他们都坐早班船出去返工了。一个阿婆建议我雇码头苦力,那是每天从船上装活卸货的壮年男子,上身赤裸黝黑,肩膀都是绳子勒出的红印。我在码头转了几圈,实在无法开口让别人干这份苦差,只租了一架手推车,来回六次,终于大功告成——船到中环的时候,搬家公司的车已经在等我。我浑身臭汗,不住安慰自己如此可以省去额外搬家费1000块。


▲  佐敦白加士街。摄:林振东


佐敦白加士街


下一站不远,是我在 expat 网站上看到的合租公寓。座标佐敦白加士街,走去百老汇电影中心,如果不迷路大概15分钟。室友是个刚到香港的美国男孩。房东据说经营家具生意,故此一室二厅都是精致装修。客厅墙上挂了一面大大的星条旗,室友每天坐在旗下的沙发上,研究如何冲出油尖旺。


他是刚从麻州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毕业后马上找到位于香港的一家投资银行的工作,月薪是我两倍,但总是觉得自己穷,把佐敦称为 ghetto。我们住的大厦,楼下有麻将房和夜总会,隔壁是上海街大牌档,有次我要去广州出差,清晨5点下楼,发现整条街的小吃店都已经开了——据此我推断他所谓 ghetto,可能就是旺角的人间烟火吧。


但住得久了,渐渐我才明白,他的对比对象是愉景湾、赤柱他老板和同事家,坐地铁一站可以到 IFC 办公室楼下的 expat 住宅区,而“住在佐敦”在他的圈子里是蛮丢人的事情,就好像欧洲和东南亚的差别。刚搬进来的时候,他几次邀请我一起逛超市,我以为要培养感情,久了他才说,ghetto 的商店可能看他是白人,要耍诈多收他钱,哪怕明码标价他也疑神疑鬼。


▲  沙田新城市广场。摄:林振东


沙田新城市广场


大概住在那里两三个月吧,因为性格实在不合,我恋恋不舍离开了佐敦。又打电话给搬家公司,来的是同一个司机,我和他说去沙田新城市广场的时候,他语重心长教训我:“家就是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床就可以了。你何必总要住那么好,离地铁远一点,房子小一点,平很多。”我看看一室二房要住三个女生的新家,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还算住得好,但明白他是好意,就静静地听,还存下他的号码,备注“绿 van 司机应该是好人”。


两个女生很好相处,她们都是记者,一个轮早班,一个轮夜班,周末都在补觉,很难凑在一起。我记得我和其中一个女孩都喜欢吃辣,有几次我回来的早,会去沙田中心的谭仔买米线外卖另加一个红油木耳,等她一起吃。


沙田新市镇是中文大学学生乃至毕业生常租的地方,因为离学校近,交通太过方便。一出地铁,就是新城市广场,第一期、第二期,然后又像八爪鱼一样由好多小商场蔓延出去。小型商场没有 Zara、没有周生生,店舖门口总是贴着 “final sale”,过几天就换了招牌,衣服和饰品堆在一起,价钱要平过隔壁新城市广场好多成。这里的食肆也走经济实惠路线,除了谭仔和他三哥,还有一些放题寿司和牛肉火锅。每个小商场楼上都是二三十层高的住宅楼,这就是说想要回家的话,我们必须日日穿山越岭行商场。


虽然从家到地铁站出口只有8分钟,可心理上那是一段很长的距离,要和无数人擦肩。最可怕莫过于周末和大小节日前后的日子,新城市的底座中央总会搭建一些旖旎的装置艺术品,不是艳紫就是粉红,蕾丝、纱网、蝴蝶结,一个不少。也有游客会站在这些不知道是佛塔还是凉亭的东西前自拍,算是到此一游的见证。或者曲里拐弯行多阵,会有个小玻璃门领你去史努比乐园,也就是一个中型露台上的大型玩具摆设,每日都能看见有人在玩偶前排队,不知道是等着做什么。


早几年新城市一期就有一家商务还是大众书局,后来被赶去一田百货楼下卖母婴商品那层,走过去就已经累半死,尤其过莎莎那段路,偶尔要和路人行贴面礼。家居广场宜家(IKEA)下面也有家专卖 lifestyle 书的小店,然后就是只播大片的 UA 沙田,如果不计沙田大会堂,文娱设施只得这么多,说到底新界这方面的资源远远落后港九。


我们的房子是两个女孩还是中大学生时候租下来的,毕业了,她们的工作一个在观塘一个在黄竹坑,坐巴士过去,尤其夜班的时候,很辛苦。没多久,我们就准备一起搬走了,她们目标向南,去到调景岭,那房间大小适合白领上班族,又可以通去港岛线或观塘线。而且厌倦了人口密集的沙田市中心,去个只有一间超市的住宅区,听上去还蛮刺激的。


▲ 大围名城。摄:林振东


大围名城、公寓式酒店、红磡㓥房


我则因为在火炭工作,要留守新界东,开始从大围到大埔看房。印象比较深是大围名城的房子和马鞍山的某公寓式酒店。两处都是月租近两万的精品住宅,却硬生生被中大、城大、浸大的学生改造成宿舍风——酒店卧室、客厅架起上下床,一个单位可以住五六个人,每个人平摊的租金于是只有三千左右;名城原本设计为书房的小房间变成单间,飘窗则改成沙发座,而大客厅架起窗帘又是一件卧室。我那时才发现身边光鲜亮丽的中国学生原来居住得如此艰苦,很佩服他们的生存能力。


还有一次去到红磡一个类似㓥房的单位,房间面积最多80呎,天花板低得让人窒息。想要转租给我的女孩好心介绍各种收纳秘笈,从桌底、床下、门口、墙上变魔术一样拉出一堆行李,我呆呆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拒绝她。从她的房间出来,沿着走廊走一圈,是个扇形,扇心是公用厨房和厕所,因为不通风,油烟就憋在过道;扇沿则是四五间类似我才刚参观过那样的小房间,床和小柜子紧紧抱在一起。


一直到走到街口我才觉得从密室逃出来,灯火通明的黄埔花园外,食肆生意一家好过一家,已经快十点,店里还是坐满了年轻的学生,不知她们是太饿,还是不想回家。


后来我找到九肚山住宅区一个好房子,房东投资买房后出国工作,把房子低价租给自己的朋友,朋友又和我合租。山上的空气格外好,离办公室大概15分钟脚程。不久,我工作的地方搬回大学,我又辗转去太和、马料水与朋友一起住,都是快乐时光,之后搬来搬去,直到暂别香港,都没再离开新界。


临时家庭,随时重新来过


回想当初来香港的时候,我没有料到自己会在这个都市驻足这么久,总觉得可能要走,因此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人感情,下意识地不愿给予太多承诺,以备真的要走时,可以轻松上路。后来这样已经成了习惯,别人听起来好麻烦的搬家,我八年就搞了十次,每次只要半天收拾行李,因为觉得大部分东西都可以丢掉,搬到最后就是书和衣服,而如果需要,连它们也可以不要。


每次我都以为搬新家是重新开始的好机会,可以抹掉不喜欢的自己,重新写个好故事,但还来不及提笔,已经有新的麻烦扑面而来——村屋里的蟑螂、忽然要涨租的房东、坏掉的空调、要离开香港的室友……只好在本就糊涂的人生中,继续写更加荒诞好笑的篇章。而我以为只是我人生短短一站的香港,就这么紧张密集地渗透了我的生活,悄悄藏在缝隙里。


某程度上这有点像先结婚后恋爱的老电影,或是哈金小说结尾的恍悟,身边人才是最好的。整个都市来来往往,历来流动率高,天南地北的游子搭伙讨生活,都明白暂无可能买楼置地,于是东拼西凑建造临时家庭。听朋友说起在北京常常被房东或仲介欺骗,就暗自庆幸香港终究还在的契约精神。而在欧洲一到晚间与周末就断饮断炊的惨景,方让我明白可以什么都丢掉再随时重新来过的香港,其实真是绝无仅有。


虽然我已经掉了七个手机,但感谢 google contacts,如今身在异国,我还是能在通讯录里找到“绿 van 司机应该是好人”、沙田中心谭仔外卖电话,和大部分室友与邻居的联络方式——不知大她们是否还记得那个邋遢混乱的我?


 

浪游者 | 杨静

特约撰稿人,现旅居德国

 

原标题:《异乡人—杨静:我在香港八年,搬了十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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