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八年，她搬了十次家

▲  在贫富悬殊、寸金尺土的香港，住房一直是难题，有人花费千金换来豪宅，有人日日跻身狭小的套房、板房、天台屋。 摄：林振东

Airbnb 刚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刚把年假用完，哪里也去不了。但还是每日午休都趴在办公室电脑上，随便键入一个城市的名字，一页一页看那一国的人住得怎么样，越看越有一种饥饿感，只觉得全世界都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从雅典到克拉科夫，从釜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像人人都有看得见风景的窗，甚至本身已是风景的阳台。

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只是我欲望不能满足后，在心里堆砌的蜃楼，谁让我住在寸土尺金的香港，只能望梅止渴。在有 Airbnb 之前，我已经养成类似习惯：在本地房屋租赁网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样看我租不起的单位，并不需要在半山或是有海景，随便一个市区一居室就可以花掉我三分之二的月薪，那往往还是裸房——“家具”就是一台空调，一个马桶，有时可能有个旧冰箱。

然而就是在这居不易的香港，我竟像野草一样长了八年，算起日子来自己也吃惊。八年，说短不短，换过几个男朋友，几份工作，但换得最多的，还是住的地方，刚好十次。那固然是客观使然，租约到期，或新工作距离太远，不得不另觅新窝；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搬家与转工、失恋相比，心理成本最低，每一次“重新做人”只需要一个新的门牌号。

▲  长洲。摄：陈焯煇

长洲“山边道”

长洲“山边道 2B”是我第三次迁居的门牌。搬去离岛实属意外，研究院毕业后，本来男友说好要从家里搬出来和我租单位同住，可事到临头，他被家人劝服，决定把给别人交房租的钱省下来，好以后实现“结婚、买楼、凑仔”的香港三部曲。

就这样预算从八九千骤降至四五千，搜索范围从油尖旺、观塘直接转回新界村屋。男友有个同事住在长洲，每天搭轮渡来回上班，好像也很开心的样子，我听说后也动了心。在预算上又填五百，从码头一路直上，途径马会和观音庙，租下一间四五百呎的小公寓，附带房顶露台。

一住就是一年，日日在岛上闲晃，连公共图书馆门口躺着的红眼癞皮狗都熟悉我。如果不算交通，住离岛还蛮舒服，朝早行下山在两家名称极相似的茶餐厅选一个——或者在“得得米线”吃，或者在“得得好”吃，连菜单都差不多。午间可以从图书馆拿本书去海边看，喂饱蚊子以后回家打游戏，晚上饿了，再顶风下山，去码头边买碗滚烫的生菜鱼肉汤温暖一个人的夜。

可生活不只是吃饭与读书，有日我丢了所有的钥匙，岛上锁匠上门换锁，一遍换一遍打听我的工作、收入，大门搞定后，他忽然说要看看卧室门需不需要修理，执意要进去。我夏日本就汗多，那时硬是又吓出多一层汗，直说男朋友马上回家，几乎赶他出去。那一晚我发了几个梦，无非是有人上门行凶。醒来后，我忽然想如果噩梦成真，不知过多久才会有人发现我的尸体——男友那时已准备和别人共谱三部曲了。

刚好死约结束，我去仲介那里交了钥匙，房东多收了我五百块，原因是天台我没怎么打理，长出大把杂草。再搬才发现实在苦差，几个大行李拉下山简直高危。可我在长洲的朋友老年人居多——你试试在白日的长洲找一个不是游客的年轻人出来，他们都坐早班船出去返工了。一个阿婆建议我雇码头苦力，那是每天从船上装活卸货的壮年男子，上身赤裸黝黑，肩膀都是绳子勒出的红印。我在码头转了几圈，实在无法开口让别人干这份苦差，只租了一架手推车，来回六次，终于大功告成——船到中环的时候，搬家公司的车已经在等我。我浑身臭汗，不住安慰自己如此可以省去额外搬家费1000块。

▲  佐敦白加士街。摄：林振东

佐敦白加士街

下一站不远，是我在 expat 网站上看到的合租公寓。座标佐敦白加士街，走去百老汇电影中心，如果不迷路大概15分钟。室友是个刚到香港的美国男孩。房东据说经营家具生意，故此一室二厅都是精致装修。客厅墙上挂了一面大大的星条旗，室友每天坐在旗下的沙发上，研究如何冲出油尖旺。

他是刚从麻州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毕业后马上找到位于香港的一家投资银行的工作，月薪是我两倍，但总是觉得自己穷，把佐敦称为 ghetto。我们住的大厦，楼下有麻将房和夜总会，隔壁是上海街大牌档，有次我要去广州出差，清晨5点下楼，发现整条街的小吃店都已经开了——据此我推断他所谓 ghetto，可能就是旺角的人间烟火吧。

但住得久了，渐渐我才明白，他的对比对象是愉景湾、赤柱他老板和同事家，坐地铁一站可以到 IFC 办公室楼下的 expat 住宅区，而“住在佐敦”在他的圈子里是蛮丢人的事情，就好像欧洲和东南亚的差别。刚搬进来的时候，他几次邀请我一起逛超市，我以为要培养感情，久了他才说，ghetto 的商店可能看他是白人，要耍诈多收他钱，哪怕明码标价他也疑神疑鬼。

▲  沙田新城市广场。摄：林振东

沙田新城市广场

大概住在那里两三个月吧，因为性格实在不合，我恋恋不舍离开了佐敦。又打电话给搬家公司，来的是同一个司机，我和他说去沙田新城市广场的时候，他语重心长教训我：“家就是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床就可以了。你何必总要住那么好，离地铁远一点，房子小一点，平很多。”我看看一室二房要住三个女生的新家，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还算住得好，但明白他是好意，就静静地听，还存下他的号码，备注“绿 van 司机应该是好人”。

两个女生很好相处，她们都是记者，一个轮早班，一个轮夜班，周末都在补觉，很难凑在一起。我记得我和其中一个女孩都喜欢吃辣，有几次我回来的早，会去沙田中心的谭仔买米线外卖另加一个红油木耳，等她一起吃。

沙田新市镇是中文大学学生乃至毕业生常租的地方，因为离学校近，交通太过方便。一出地铁，就是新城市广场，第一期、第二期，然后又像八爪鱼一样由好多小商场蔓延出去。小型商场没有 Zara、没有周生生，店舖门口总是贴着 “final sale”，过几天就换了招牌，衣服和饰品堆在一起，价钱要平过隔壁新城市广场好多成。这里的食肆也走经济实惠路线，除了谭仔和他三哥，还有一些放题寿司和牛肉火锅。每个小商场楼上都是二三十层高的住宅楼，这就是说想要回家的话，我们必须日日穿山越岭行商场。

虽然从家到地铁站出口只有8分钟，可心理上那是一段很长的距离，要和无数人擦肩。最可怕莫过于周末和大小节日前后的日子，新城市的底座中央总会搭建一些旖旎的装置艺术品，不是艳紫就是粉红，蕾丝、纱网、蝴蝶结，一个不少。也有游客会站在这些不知道是佛塔还是凉亭的东西前自拍，算是到此一游的见证。或者曲里拐弯行多阵，会有个小玻璃门领你去史努比乐园，也就是一个中型露台上的大型玩具摆设，每日都能看见有人在玩偶前排队，不知道是等着做什么。

早几年新城市一期就有一家商务还是大众书局，后来被赶去一田百货楼下卖母婴商品那层，走过去就已经累半死，尤其过莎莎那段路，偶尔要和路人行贴面礼。家居广场宜家（IKEA）下面也有家专卖 lifestyle 书的小店，然后就是只播大片的 UA 沙田，如果不计沙田大会堂，文娱设施只得这么多，说到底新界这方面的资源远远落后港九。

我们的房子是两个女孩还是中大学生时候租下来的，毕业了，她们的工作一个在观塘一个在黄竹坑，坐巴士过去，尤其夜班的时候，很辛苦。没多久，我们就准备一起搬走了，她们目标向南，去到调景岭，那房间大小适合白领上班族，又可以通去港岛线或观塘线。而且厌倦了人口密集的沙田市中心，去个只有一间超市的住宅区，听上去还蛮刺激的。

▲ 大围名城。摄：林振东

大围名城、公寓式酒店、红磡㓥房

我则因为在火炭工作，要留守新界东，开始从大围到大埔看房。印象比较深是大围名城的房子和马鞍山的某公寓式酒店。两处都是月租近两万的精品住宅，却硬生生被中大、城大、浸大的学生改造成宿舍风——酒店卧室、客厅架起上下床，一个单位可以住五六个人，每个人平摊的租金于是只有三千左右；名城原本设计为书房的小房间变成单间，飘窗则改成沙发座，而大客厅架起窗帘又是一件卧室。我那时才发现身边光鲜亮丽的中国学生原来居住得如此艰苦，很佩服他们的生存能力。

还有一次去到红磡一个类似㓥房的单位，房间面积最多80呎，天花板低得让人窒息。想要转租给我的女孩好心介绍各种收纳秘笈，从桌底、床下、门口、墙上变魔术一样拉出一堆行李，我呆呆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拒绝她。从她的房间出来，沿着走廊走一圈，是个扇形，扇心是公用厨房和厕所，因为不通风，油烟就憋在过道；扇沿则是四五间类似我才刚参观过那样的小房间，床和小柜子紧紧抱在一起。

一直到走到街口我才觉得从密室逃出来，灯火通明的黄埔花园外，食肆生意一家好过一家，已经快十点，店里还是坐满了年轻的学生，不知她们是太饿，还是不想回家。

后来我找到九肚山住宅区一个好房子，房东投资买房后出国工作，把房子低价租给自己的朋友，朋友又和我合租。山上的空气格外好，离办公室大概15分钟脚程。不久，我工作的地方搬回大学，我又辗转去太和、马料水与朋友一起住，都是快乐时光，之后搬来搬去，直到暂别香港，都没再离开新界。

临时家庭，随时重新来过

回想当初来香港的时候，我没有料到自己会在这个都市驻足这么久，总觉得可能要走，因此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人感情，下意识地不愿给予太多承诺，以备真的要走时，可以轻松上路。后来这样已经成了习惯，别人听起来好麻烦的搬家，我八年就搞了十次，每次只要半天收拾行李，因为觉得大部分东西都可以丢掉，搬到最后就是书和衣服，而如果需要，连它们也可以不要。

每次我都以为搬新家是重新开始的好机会，可以抹掉不喜欢的自己，重新写个好故事，但还来不及提笔，已经有新的麻烦扑面而来——村屋里的蟑螂、忽然要涨租的房东、坏掉的空调、要离开香港的室友……只好在本就糊涂的人生中，继续写更加荒诞好笑的篇章。而我以为只是我人生短短一站的香港，就这么紧张密集地渗透了我的生活，悄悄藏在缝隙里。

某程度上这有点像先结婚后恋爱的老电影，或是哈金小说结尾的恍悟，身边人才是最好的。整个都市来来往往，历来流动率高，天南地北的游子搭伙讨生活，都明白暂无可能买楼置地，于是东拼西凑建造临时家庭。听朋友说起在北京常常被房东或仲介欺骗，就暗自庆幸香港终究还在的契约精神。而在欧洲一到晚间与周末就断饮断炊的惨景，方让我明白可以什么都丢掉再随时重新来过的香港，其实真是绝无仅有。

虽然我已经掉了七个手机，但感谢 google contacts，如今身在异国，我还是能在通讯录里找到“绿 van 司机应该是好人”、沙田中心谭仔外卖电话，和大部分室友与邻居的联络方式——不知大她们是否还记得那个邋遢混乱的我？

浪游者 | 杨静

特约撰稿人，现旅居德国

原标题：《异乡人—杨静：我在香港八年，搬了十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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