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汉的市委书记王忠林火速上任后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突击暗访社区防疫一线的操作引起很大反响。

紧接着，他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的视频例会上的讲话更是坚决而有力：

收治是为了救命的，人命关天，不是为了统计数字。

相信许多人都和探长一样，每天都要去「丁香园」刷新看一下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死亡数和治愈数。

把那些变化数字，作为判断疫情走向的参考。

而在一部有关新冠肺炎的纪录片中，一位教授也这么说：

我们不能把死亡人数当成数字。

他还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全世界通报疫情统计数值时的话：

这些是人，不是数字。

接着，这个日本教授说的话完全出乎了探长的意料：

每天，以武汉为中心都有许许多多的人离我们而去。

我们不能把他们看成数字，我们必须直面有许许多多的人离世这一事实。

就算致死率很低，但对于一个病死的人来说，你告诉他这个病的致死率只有0.1%，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部纪录片就是由日本鼎鼎大名的NHK在2月9日放出的纪录片——《疫情会扩大到何种程度，紧急报告新冠肺炎》。

说它是第一部有关新冠肺炎的纪录片绝不是噱头。

短短54分钟，却让人看得五味杂陈，心生敬意。

《疫情会扩大到何种程度，

紧急报告新冠肺炎》

2020.2.9

这部纪录片很短，内容却很详实。

片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合理而冷静的认识病毒，尽可能地搜集了当时有关新冠肺炎的所有有价值的信息。

它也确实做到了极其的冷静和客观，从患者本人，到家属、一线医生，到科研人员再到W.H.O.高级顾问，让我们可以全面立体地认识新冠病毒。

作为一名中国人，看完后你不仅会觉得发人深省，甚至还有点汗颜。

为了传播正能量，稳定民心，我们的媒体每天都在歌颂一线的医生护士，报道感人的事迹。

作为普通市民，我们非常理解，但我们也因此很难看到客观的信息和对我国的客观评价。

而在这里，作为第三方的日本直言不讳：

中国做出的武汉封城这一决策，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果然还是太晚了。

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的押谷仁教授分析，武汉在最初的时候，恐怕是按照针对SARS的策略来应对这次的新冠疫情的。

现在我们知道，新冠病毒的隐匿性、传染性和SARS不可同日而语。

但接着，押谷仁教授并没有责备任何机构任何人，而是说了句：

恐怕让我来防控，也会同样地失败吧。

在某些中国人痛批某些官员的时候，日本的教授比我们更明白：

面对未知的东西，面对全新的病毒，除非天时地利人运气极佳，否则没有人能够做到首战大捷。

不止中国对新冠病毒始料未及，全世界都没有跟上病毒传染的节奏。

这部纪录片真正做到了「对事不对人」，面对问题，一味地指责批评谁都没有任何裨益。

相反，教授和其他嘉宾都号召日本，从中国汲取经验和教训，来思考下一步的举措，如何避免风险，怎样能做得更好。

中国最开始的举措确实有令人惋惜的地方，但也足以值得全世界的尊重和感激。

在片中押谷仁教授呼吁日本以及全世界：

请务必珍惜中国争取来的时间。

纪录片播出十多天后，W.H.O.总干事谭德赛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出了同样的话：

中国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所采取的措施，为整个世界都争取了时间，即使这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些措施有效减缓了疫情向其他国家扩散的速度。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5日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

除了对中国的紧急举措做出赞许，W.H.O.紧急计划处的执行主任迈克·瑞安还给中国治疗患者的行动做出巨大肯定。

面对各国代表，他直接反问：

从137张隔离床到1.4万张隔离床，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个程度？

慕尼黑安全会议2020

对于死亡率最高的武汉，押谷仁教授说自己在两年前去过，并给予武汉很高的评价。

他称「武汉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有着和日本相同医疗水平的医院，可以为患者提供极高水平的医疗」。

就连这样的医院都无法拯救患者生命，不是因为医疗水平差，而是病毒太隐蔽，太凶猛。

片中提出了「传染链」的概念：

在SARS的时候，多数感染者都会有危重症状，所以很容易把传染者都找出来，从而找出传染链。

把这条传染链消灭了，疫情也就很容易被控制。

可是新冠病毒和SARS最大的不同是存在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在潜伏期病毒一样会传染。

这种传染链是在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发展，极难发现。

这就造成我们在看得见的地方控制住了病毒，但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它仍在通过非常多的传染链传播疫情。

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因此变得非常被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提高并保持对它的重视和警惕，时刻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在纪录片制作的时候，有关「无症状传染者」的少数案例和概念刚被提出。

那时还有一些专家称，是否存在无症状感染者仍需要进一步科学验证。

如今我们知道，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占1.2%。

截图来自丁香园

而当时押谷仁的观点就很让人敬佩：

他说当有特殊的案例和议题出现时，科学的证明是必要的。

但从防控务实的角度说，在论证的结果出来前，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来应对这种可能。

除了无症状感染者，押谷仁教授还从中国对抗疫情中总结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敌人——信息传染病。

在新冠病毒传染的同时，凭空捏造的、制造恐慌的「病毒信息」也在传染。

片中NHK对twitter上的搜索关键词进行了量化分析，他们发现，自疫情出现后，不光在中国，在全球都有规模性「谣言」出现，比如「XX地失控」，和SARS如出一辙的「生化兵器」的阴谋论。

有些「病毒信息」来自无聊的人，而有些，则是某些心怀叵测的人恶意煽动人们的情绪。

比如之前有微博网友「实名举报武汉病毒所泄露病毒」。

最后调查发现，有关李文亮妻子的谣言也是他搞的，这个网友是非法窃取了别人的信息进行「举报」，目的是为境外反动网站做引流。

他甚至称「中国人的智商可真低啊」。

押谷仁教授称，这种「信息传染病」是客观的存在。

因为不安，大家总是被耸人听闻的消息所吸引，这是人的本性。

二来，平民的数量远远大于官方人员的数量，他们所产出的信息量明显悬殊，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也造成了谣言的泛滥。

而且现实的情况是，政府不可能封住所有说话的嘴。

对此，教授给出的建议只有一个：

主观能动性在于政府，政府只能竭尽全力、及时透明，而且要彻底地解释清楚。

民众听明白了，理解了，谣言才能制止住。

在分析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教训后，纪录片还对日本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自省。

日本被认为第一位感染者的是个60多岁的男性大巴司机。

他尴尬的确诊过程，让日本的厚生劳动省（有类似中国卫生部职能）不断「反省」。

患者从发病到确诊足足经历了11天，他第一次去做检查时，因为不符合病毒检测条件而被拒绝。

原因是他接触了武汉人，但武汉人并没有发病，病毒检测者「必须是接触了有发热呼吸道症状的武汉人」。

就这样，一个患者竟然没有被检测的资格。

后来，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司机才被确诊。

随后，厚生劳动省反省监控范围「过于狭隘」。

原有的检测条件也被改为，检测者应为所有接触过湖北人的人，无论接触的湖北人有无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