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真有一天赵雷不再写相夫教子的姐姐，而是唱起女权主义斗士，这样的局面才是真的魔幻。文艺作品会像三观一样，迫于压力，不断趋同，直到彻底丧失意义。
文◈SUN
本文仅为作者看法，不代表本刊观点
赵雷红了以后，老歌《三十岁的女人》被翻了出来，许多人听完以后心里不适，也涌现了很多以此为题的女权檄文。其实如果你是赵雷的老粉，或者花了点功夫把他的歌听个遍，就会发现，赵雷对中年女性的态度一向十分稳定：
无限仰慕
。
他写三十未婚的“剩女”，独自承受着伴随着寂寞的衰老，即便如此还是贴心地补了一句，“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特有的温柔”。
他早期比较受欢迎的歌还有一首《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歌词写道：“在家庭的纷争之后，你是先让步的贤妻。”赵雷的这个“姐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国外定居，婚姻生活却并不如意，每次争吵后都只能忍气吞声，自己去海边自己静一静。
事实上，这个意象含糊的“姐姐”，在赵雷的歌里扮演的一直是爱情的角色，他也坦言自己就是个“无法长大”的孩子。因此赵雷对这个“姐姐”的描述，无疑都是他自认为美好的东西：温柔、隐忍、宽厚——一个奉献型人格的传统女性。
这样的女性品质本身毫无问题，激怒人们的是对这个刻板形象的锁定。当我们将女性在婚姻中贤妻良母的姿态反复歌颂，实际是在鼓励她们以只谈义务不谈权利的方式投入婚姻。强调母爱的伟大却避而不谈生产的危险，表彰隐忍和奉献却不讲权益维护，这维护男权制度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了。
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中，我们确实不需要更多这样的文艺作品了。但赵雷有没有点评三十岁女人的权利呢？
他就和任何一个其他文艺创作者一样，有权利也有义务从个体视角出发去
记录这个时代
。
像其他地下乐手一样，赵雷也是搭着互联网时代的便车红的，这个时代的人好恶分明得不得了，一夜爆红不再是遥远的梦，而是可以计算的流量。
同样如此的还有各种思潮，女权主义正是其中一支，从80年代以“女性主义”的译名小心翼翼地引入中国学界以后，女权主义运动沉寂了一段时间，近几年利用互联网迅速传播。
时至今日，似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个热点事件和女权撞车。赵雷出身底层，是“屌丝”逆袭；赵雷眼里只有贤妻良母，是他们所说的“直男癌”。这样的撕逼檄文层出不穷，straight man cancer成了外媒争相报道的新词，也是这些女权主义者手中的一把利刃。
女权主义话剧《阴道独白》有一幕是《婊》，讲述的是任何一种不能迎合男权社会观点的女性，都能在“XX婊”的造词中寻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女权主义认为，如果一份指责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在性别上做文章，尤其是女性，这就是一种语言中的性别暴力了。
如果说“直男癌”只针对那些不懂得尊重女性的人的话，“(男)屌丝”无疑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
女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主要组成，
正在对另一个弱势群体——底层男性——展开无差别攻击
。
有人说，男权社会中女性向来是语言暴力受害者，使用“直男癌”是在拓宽话语边界，长远来看却是有效还击。在攻击“直男癌”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词语不仅仅让你显得粗鄙，而且并不正确，无论你是否自称女权主义者，无论女权主义者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在使用这些词语，你都应该承认这一点。
赵雷的低出身是他的原罪，也是他的局限所在。可他所代表的成长环境就不值得女权主义者们俯身关心吗？
在他的成长环境中的女性，就不配作为文艺创作的对象被描绘吗？
又或者恰恰是这些生活在男权阴影中而不自知的女性形象，更加值得被描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