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区来的保姆被母亲尊称为大姐。
大姐一听不干了：“我洗坏啥了？！你那毛衣让虫蛀出好些洞眼子，对着太阳你看看，跟笊篱似的！”
母亲说：“是啊，虫蛀得一塌糊涂。我一直想补补给小曼穿的。”
这话听上去合情理。家里的次货旧货在去废品收购站垃圾箱之前，有个中转站，就是小曼那儿。有次保姆炖鸡汤忘了摘掉鸡嗉子，鸡在挨宰前吃撑了，嗉子里正被消化的米粒儿煮熟，胀破了嗉子。
等保姆闻到鸡汤馊味的时候，那些被鸡的胃酸泡过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保姆不知怎样善后，等女主人从越剧团下班回来处理。女主人说，倒了吧。男主人来自革命老区，说，汤倒了，鸡洗一洗还可以吃嘛。
所有人——除了小曼，都说，谁吃啊，恶心还来不及。保姆说，恶心什么？洗洗干净，放点儿酱油，给小曼吃。所以母亲说要把虫蛀的毛衣给小曼穿，时局暂时太平了。晚上母亲来到小曼的亭子间，劈头就问：“我的绒线衫呢？”
小曼不作声。母亲开始翻抽屉，柜子，箱子。
这个女儿没几件好东西，多数衣服是母亲自己的，改改弄弄就到了女儿身上。因此弄堂里的人看到的拖油瓶常常是古怪的，老气的，外套小腰身，但比例错了，本来该收腰的地方，收在了胯上，垫肩本该在肩膀，却落在大臂上。母亲一点响动都没有地在小曼屋里抄家，最后毫无斩获。
“我的绒线衫呢？！”
小曼不吭声，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晓得你喜欢它。等你再长大一点，姆妈会给你穿的。你长大了，那绒线衫姆妈就穿不出了，穿了也要给‘他’讲话了。现在你穿它嫌大的，对不对？”
小曼摇摇头。大是大，不过现在就拿过来，可以确保拥有权。就像她把红烧肉埋进米饭，狗把骨头埋进泥土。
“那件绒线衫我现在还要穿呢！我一共几件绒线衫，你晓得的！”
母亲凶恶起来，脚尖踢踢她的脚。
小曼认为面对自己这样一个讨厌人，母亲太客气了。“你偷我东西，没同你算账，现在你是要活抢，对吧？！”……
“小死人！小棺材！听到吗？拿出来呀！”
母亲上手，食指拇指合拢在她耳朵上。她被母亲从床沿拎起，耳朵着火了一样。母亲另一只手在她背上掴了一记。她心想，打得好，再打呀，每掴一记她都挣下一部分红毛衣，最后红毛衣就是她挣来的。
可是母亲就掴了一记，她的手心一定比她的背更酥麻。母亲开始拎着她向亭子间门口走，一面低声说：“你要‘他’请你去谈话吗？”
继父单位里的人最怕的就是被厅长请去“谈话”。
家里人也最怕“他”请你去谈话。小曼赶紧撩起身上的外套，下面就是那件红绒线衫。她慢吞吞脱下外套，再撩起绒线衫底边，从下往上脱，疼得也跟蜕皮一样。她的头最后钻出红毛衣，母亲发现女儿哭了。
母亲认为这个女儿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不哭。
不哭的女孩怎么会正常？现在她却哭了。母亲鼻头眼圈也跟着发红，替拖油瓶女儿擦了擦泪，捋平她因为脱毛衣蓬起的头发，嘴里保证，等她长大一定把它送给她。
第九章
三年后，小曼奔着红毛衣长大了，但红毛衣穿到了妹妹身上。母亲的说辞是，妹妹皮肤白，小曼黑，穿红色乡里乡气。母亲不愿说主是继父做的，她怕在拖油瓶女儿和继父之间弄出深仇大恨来，自己担当了。
母亲一副“你还嫌我不够难，还要往死里为难我”的样子。小曼什么也不说，撇下已经为难得奄奄一息的母亲，回亭子间去了。第二天她在妹妹的衣橱里找到那件红毛衣，对着太阳光看，尽管被虫蛀成了笊篱，可还红得那么好，红色微微晕在周围空气里。
死去的父亲跟母亲结婚时，在一家毛衣作坊给母亲定制了这件婚服。母亲穿扮得越发年少，他似乎满足的就是把一个小娃娃般的新娘抱进洞房。父亲在天有灵的话，知道红毛衣没他亲女儿的份儿，而去把别人的女儿穿扮成了洋娃娃，一定会在天上伤心的。
因为父亲遗传的微黑皮肤，她不配穿红色。红毛衣就要属于白胖的妹妹。她拆开袖口线头，袖子很快被她拆掉。不一会她就成了个拆线机器，按照她心里一句咒语的节奏运行：“让你白！让你白！让你白！”
一个晚上，她把红毛衣变成了一堆弯弯曲曲的线头。染色当夜进行。她白天就在弄堂里看好一个铝盆，盆扔在一个邻居家门口，等废品站来收。盆原先的功用已经作废，因为把它当十多年卫生间的老猫死了。
她把铝盆放在煤气灶上，煮了一盆水。水沸腾时，蚀入铝质的猫厕所气味淡淡地升腾。她往沸水里投了一包黑染料，用一根木棍搅动一锅黑水，再把一堆红色线头投进黑水的漩涡。满心还是同样咒语：“让你白！让你白！让你白！”
她和着咒语的节奏，看红色被咕嘟嘟黑水淹没，眼看着就黑透了。
红毛衣所有的历史和秘密被碎尸灭迹了。
第二天早晨，谁都不知道晾晒在弄堂那根公共晒衣绳上的黑色细绒线是谁家的。至于铝盆，早已被扔进了弄堂外大马路上的垃圾箱。小曼第二天夜里将黑绒线收回，套在膝盖上独自绕毛线，断头都被仔细接上，结果绕出几大团挺体面的新绒线。
她到区图书馆借来编织杂志，夜深人静时分编织。直到春天又至，妹妹要换装了，大叫红绒线衣失踪了。小曼自然成了头号嫌疑人，可是没人能逼出一句供词。母亲到学校打听，到小曼所在的文艺演出小分队打听，没人见过她穿那件红衣裳。
秋天的一个夜晚，小曼织完最后一针，把所有怀疑猜想的线索都收了头。第二天早晨，她梳洗之后，换上了新毛衣，它黑得可真透，宇宙黑洞不过如此。她的亲父亲，母亲，和她小曼，他们共有而不再的曾经，全被埋进黑色。
黑色，最丰富，最复杂，最宽容的颜色，它容纳了最冷和最暖色谱，由此把一切色彩推向极致。黑绒线衫，裤腿宽大的假军裤，一头野头发用了几十个发夹别规整，小曼走到弄堂里，人们悄声议论：“拖油瓶怎么了？一夜之间成美人了！”“美人？赖三！[6]”[6]上海话，女阿飞。
母亲是唯一一个看穿黑色如何藏污纳垢的。
早上她看见小曼苗条到妖冶的背影，没动声色。像所有中学一样，小曼的学校也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为主，复课是没有正经课上的。每天下午学校文艺小分队排练，母亲在礼堂找到了穿着黑毛衣踢腿下腰的小曼。
母亲盯着黑毛衣，看出红毛衣碎尸灭迹案的整个过程来。凑近了，能看出黑毛衣里藏了许多断头。被虫蛀成的洞眼，拆成线就断开来，要耗费多大功夫去接啊，女儿简直能去纺织厂做挡车工了。
那么美一件红衣裳，就葬在这黑色里，以这鬼气的黑色还了魂。还看出什么了？那两个系在领口的绒球去了哪里？母亲揪住黑毛衣的领口，伸手进去掏，绒球充当了女儿永远欠缺的那一截青春发育。
“要面孔吗？”母亲看着两个绒球。
小曼不吱声。
母亲抬手给了女儿两个耳光。
当天夜里小曼在浴盆里放了半盆冷水，把自己泡进去。江南三月，夜里的冷水还是足够冰冷，足够泡出一场高烧来。十年前，就是一场高烧让母亲长久地抱了她。一场高烧让母亲还原成她一个人的亲妈。
十年里她也太不争气，一次像样的烧都没发过。她在冷水里泡了足足一小时，自身的三十六度五把半盆冷水都泡温热了，浑身冷得发僵，僵硬得正称心，上下牙哒哒哒地敲木鱼，响得能供戏台上的小旦跑圆场。
好了，泡到火候了，她欣喜如愿地把自己从浴盆里打捞上来。天快亮她都是冰冷的。烧就是不发，什么病也不生。第二天夜里接着泡，还是一夜冰凉。她这么积极主动地找病，可病怎么就是不来找她呢？第三天早晨她决定“生病”，不起床了。
第一个来探望的是保姆。
保姆是来找她去排队给继父买早点的。保姆离开后，母亲慌慌张张地来了，腮帮上带一道枕套上的绣花压出的深痕。她伸出此刻显得无比柔软的手，触摸一下小曼的额，又摸了一下自己，浑身一抖：不对呀！怎么比活人凉那么多？！
她撩开被，柔软的手在女儿身上轻轻搓揉。
这不是掴她耳光的手，是她抚弄琴弦的手。母亲再次惊骇了：太不对了，活人的身体怎么是这个温度？！她干脆钻进被窝，抱住女儿，抱得像上回那样紧……不，更紧。
女儿是脸朝墙壁躺着的，身量比她高半头的母亲从她身后抱住她，抱得太紧了，血液的热度隔着两层皮肤融进她的血液。她觉得自己被抱小了，越来越小，小得可以被重新装入母亲的身体，装入她的子宫，在那里回回炉，再出来时她就有了跟弟弟妹妹们一样的名分。
母亲什么也没说。
要说的太复杂了，怎么说得清？这娘儿俩之间该有她们自己的语言才能讲得清；她们自己的语言，对于任何其他人都是密码。就从那一刻，小曼意识到，这家里还有比她更变形的，就是母亲。
母亲的变形必须随时发生，在不同的亲人面前要拿出不同形状。能够想象，每变一次形，都不无疼痛，不无创伤。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小曼决定离开家。这一天是何小曼新的开始，她要寻找走出家庭的道路。
你知道一九七三年的上海吗？
到处是全国各种部队文艺团体的招生点。因为前年林彪事件，部队停止招兵一年。何小曼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考生登记簿上。她不屈不挠，把学校文艺小分队练出的那点本事超常发挥，在走出第十一个招生办时，背后响起一声呼唤：“小鬼，等一等……”
何小曼回过头，万一叫的是她呢？
叫的还真是她。我想象小曼当时怎样把她浑身最优越的眼睛利用到极致，让眼睛做两盏灯照亮她平庸的五官。那时部队首长都管我们叫小鬼。
“你是姓何吧？”
招生的“首长”一边看着登记簿，一边朝她招手。
这个“首长”就是郝淑雯。虽然郝淑雯比她叫的“小鬼”只大一岁，却已经透出首长式的威严和慈祥。我记得小郝参加了那次接兵任务，专门给考生示范舞蹈动作，测验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觉。
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强，几年的学校演出也让她长了表演经验，加上当时各种舞蹈舞剧里都有那么个小战士，来两段特技，被人托举托举，我们正缺少个头小小、会翻跟头的女孩。
何小曼会翻不少种类的跟头，我们认为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关，反正也没人疼，摔坏拉倒。我后来对她认识深了，有一天突然一悟：她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对此她肯定毫无知觉，但从她热爱生病，热爱伤痛，热爱危险来看，我觉得我也许比她自己更懂得她。
郝淑雯叫住小曼，小曼转身向她走去。这是她命里最重大的转折之一。她看着面前高大美艳的北方女兵，动都动不了。郝淑雯当年走在马路上，中学生们会追好几个电车站，跟今天他们追歌星明星一样。
郝淑雯也动不了，被何小曼的眼睛钉在那儿。这小鬼生了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平时躲着你，不看你，一旦看你就带有吓人的凝聚力！郝淑雯让何小曼写下家里地址，假如需要她复试，会往她家里发通知。
必须要提到的是何小曼那天的装束，她穿的就是那件结头累累的黑毛衣，紧绷绷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体上箍出了曲线。小曼在登记簿上写的是演出小分队辅导员家的地址。父亲死后，只有这个辅导员得到过小曼的全部信任。
她留了一手，万一招生办的“首长”走访，辅导员不会讲何小曼坏话。三天后，小曼收到了复试通知。这次她是把命都拿出来复试的。平时没练成熟的跟头也亮出来了，一个前空翻没站稳，整个人向后砸去，后脑勺都没幸免。
当时所有人都惊叫起来，认为她一定摔出了三长两短，但她一骨碌跳起来，用疼歪了的脸跟大家笑了。正是这个歪脸的笑，彻底感动了招生第一首长，舞蹈教员杨老师。对于死都不怕疼更不怕的女孩，还有什么可怕的吗？
他在她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各个舞蹈中的“小战士”。这样，何小曼不可逆转地就要走向我们这个也将虐待她的集体。
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
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
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地勘探，能把何小曼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照片上的何小曼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
照片是她入伍后第一个礼拜天照的，眼睛看着前方，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紧抿嘴唇，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当年时兴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
何小曼是一九七三年的兵，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萧老兵了（也可以听成小老兵）。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
那是我军的时尚，还不知道美军都不叠被子，铺盖就是个睡袋。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四十五秒钟。
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十二个人的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
萧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两周就有人发现了问题：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熄灯号吹响，她的帽子还在头上。
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
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癞痢。”
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挑开。很快发现这么玩可能会玩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椎伤了她，那就玩大了。
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
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癞痢，不值。
一周过去，何小曼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只有她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
我们打起她闹钟的主意来。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但口气已然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了。她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倒是干脆。
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她闹钟的闹铃上到五点五十八，比起床号早两分钟。两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帽子。
第十章
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
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曼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曼的头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
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曼的头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丰沛，似乎她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冲冠怒发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
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
终于有人对何小曼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曼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
何小曼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曼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嫌恶了。
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曼的头发的微微嫌恶。后来何小曼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
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
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曼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佐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
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
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曼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
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
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
小曼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
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曼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曼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曼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曼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曼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止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曼，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曼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手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
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间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头发打了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
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曼，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
也许小曼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7]很多；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8]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7]上海话“痰”和“蛋”谐音。[8]橘子。
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又胃气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
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
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
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回想推测的。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曼。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她父亲自杀，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
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曼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
何小曼：“多少度？”
卫生员：“不知道……”
何小曼：“那你快看啊！”
“看不清！”
何小曼：“再不看就凉了！”
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
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曼急得叫起来：“哎！你出去干什么？！”
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
何小曼：“你不能出去！……”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
何小曼：“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
当时我们在午睡，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
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曼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何小曼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定更高。那次我们原谅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三十九度六的脑袋，一定是昏的，不可以与之较真。
当天晚上，小曼摇摇晃晃地起床，幽灵一般飘到后台，打算化妆参加演出。下部队演出我们人数是有限的，一个大型集体舞没有人顶小曼的缺，这是领导批准小曼请战的原因。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她梳头、化妆、穿服装。
那两天何小曼在高烧和退烧药逼出的大汗里度过，身体头发热腾腾的，整个人都馊透了。我们中有人说：“跟炊事班揭开一笼屉碱小的馒头！”
“什么呀？”小郝说话了，她正在梳何小曼那一头黏手的头发，“压根就忘了放碱！”
我们都恶心地笑起来。
何小曼也跟着我们笑，有点笑不动，但此时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会很孤立的。无论如何，那次她被我们七手八脚、嬉笑怒骂地伺候了一回，做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
当晚开演出总结会，副团长提到何小曼的名字，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地主动走进化妆室，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副团长号召大家为“轻伤不下火线”的小何同志鼓掌。何小曼眼圈红了。她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地歧视她，对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她会舔舔又包起来（因为当时的成都买不到糖果，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等熄了灯接着舔；
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让我们对她的歧视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么发生的：
这天，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晾出一个乳罩，照例也被盖在一件衬衣下面。我们当时很有廉耻心，对男女有别别在何处这类问题都含混处理，所以从不公开晾晒那些遮挡我们“有别之处”的私密内衣。
那天风大，当遮羞布的衬衣被刮掉了，被它掩护的乳罩于是赤裸裸地在风里起舞。我们政治学习刚结束，像一群圈疯了的马驹，以踏平一切之势，奔腾出门，突然都停住了。
那个乳罩不仅在大风中勇敢独舞，还暴露出两个半圆凹陷里填塞的黄颜色海绵。我们再瞥一眼，发现那两块海绵是搓澡用的，大概也曾搓过澡，被挖下两块圆形，再被粗针大麻线地钉在乳峰部位，看上去寒碜无比。
几十年后的今天，到处可见丰胸广告，想垫什么直接垫到肉里去。可是谁敢在那年头丰胸？而且材质太廉价，手艺太粗糙，向往太无耻。
我们不约而同相互看看，从视线高度就明白，大家都想看清，究竟谁的胸是海绵的。我们又不约而同缩起身体，红了脸，这无耻的向往弄得我们人人心虚，人人自危。
这种脸红今天来看能看得更清楚。
那个粗陋填塞的海绵乳峰不过演出了我们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再想得深一层，它不只是我们二八年华的一群女兵的潜意识，而是女性上万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
上万年来，人类对女性诱惑力、生育力以及养育力的向往和梦想，乳房是象征，是图腾，如此便形成了古老的女性集体潜意识。对于乳房的自豪和自恋，经过上万年在潜意识中的传承，
终于到达我们这群花样年华的女兵心里，被我们有意识地否认了。而我们的秘密向往，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这样粗陋的海绵造假道破，被出卖！男兵们挤眉弄眼，乳罩的主人把我们的秘密向往出卖给了他们。
我们中的谁小声说，把它收了吧，丢人现眼！
郝淑雯不让收，警告说：“谁碰它就是谁的啊！”她反而把那件被风吹跑的衬衫捡回来，盖上去，意思是保护犯罪现场。她向在场的女兵们递眼色，大家不动声色地跟着她进了小排演厅。
这里供歌队和乐队排练，一架放在墙角的大钢琴就是我们的会议桌。围着钢琴站定，不少人笑起来。那种碰到天大荒唐事感到无语的笑，那种对于不害臊的痴心妄想怜悯的笑，还有纯粹是因为那乳罩太不堪了，不堪到了滑稽地步，因而惹我们发笑。
郝淑雯开始叫我们严肃，不一会儿却成了我们中笑得最撒欢的一个，一屁股跌坐在琴键上，钢琴哄的一声也笑开来。笑过之后我们一致通过小郝的提案，今晚必须将乳罩的主人拿下。从衬衫和乳罩的尺寸上，我们把侦查范围缩小到女舞蹈二分队。
接下去，郝淑雯在窗户朝前院的宿舍布下暗哨，看究竟谁来收取这件衬衫和它下面的下流勾当。开晚饭了，专门有人给站哨的人打饭。
晚上排练，没节目可排的人坚守哨岗。快到熄灯时间了，那件衬衫和它掩护的勾当在路灯光里，成了孤零零的旗帜，风力小下去，它们也舞累了。大概衬衫和乳罩的主人知道我们设下的埋伏圈，宁可舍弃它们也不愿暴露自己。
但有人觉得不大可能，每个战士一共拥有两件衬衫，冬夏两季发放被服各发一件，但必须以旧换新，舍弃一件衬衫就是永远的舍弃，换洗都不可能了，未必此人从此不换衬衣？
十一点多了，埋伏的夜哨也困了，猎物却仍不出现。值夜哨兵叫醒郝淑雯，说就算了吧，恐怕有人泄密，这家伙宁死不进套。小郝没好气地嗯了一声，表示批准。值夜哨兵正要退出我们宿舍的门，感觉有人轻轻走进了走廊。
走廊的木头地板跟各屋一样，都很老，七八十岁了，所以跟所有房间的地板筋络相连，只要有人从走廊一头进来，所有屋里的地板就会有轻微的神经感应。哨兵伸头往走廊看去，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蹑手蹑足在黑夜中移动。
哨兵吼了一声：“不许动！”
郝淑雯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昏暗灯光里，何小曼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宿舍的门口。小郝立即还原了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威严而慈祥：“等一等！”
何小曼等着。
郝淑雯对她身边的哨兵摆了摆头。哨兵当然明白“首长”要她去干什么。她跑上去，缴下何小曼的衬衫，但她马上就迷茫地扭过头，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淑雯。
衬衫是那件，没错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掩护的那个下流勾当！要拿下作案者，必须人赃俱在，现在勾当不见了！郝淑雯从哨兵手里接过衬衫，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同时审问就开始了。
“这么晚，哪儿去了？”
“上厕所。”
“你平时起夜吗？”
“有时候……”
谁都知道女兵床下一般有三个盆，三个盆的分工很清楚，头号大的洗脚擦身，二号大的洗脸，最小的偶然起夜做便盆。除非腹泻，极少有人半夜穿过院子去那个公共厕所。
“胆子倒挺大的嘛。”
何小曼毫不费力就听出审讯者话中的双关义。那时有关郝淑雯要当女舞蹈队队长的传闻已经泛滥，何小曼在未来的顶头上司面前规规矩矩立正。
“这衬衫是你的？”
“……嗯。”
“傍晚下雨大家都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了，你怎么没收？”
“忘了。刚才从厕所回来才看见。”
“你平常的好记性呢？藏半个包子夜里都记着啃完它。”
何小曼连稍息都不敢。
郝淑雯端正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狞笑。
“那个东西哪去了？”
“什么东西？”
“你藏的东西，你知道。”
“我没藏东西。”
“好意思做，就要好意思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什么，我哪儿知道！”
“……”
“嘿，问你呢！”
“……”
郝淑雯指着衬衣，“你在这件衬衣下面藏了什么？”
“……什么？”
“废话！你藏的你知道啊！”
小郝给她气笑了。走廊两边的门都开了缝，缝隙渐渐变大。询问陷入僵局。郝淑雯只好重来。
“是不是把那玩意儿烧了？”
“……”
“藏在衬衫下的东西被你烧了？”
“……谁烧了？”
“哦，没烧。那哪儿去了？”
“……”
“大家可是都看见的，啊。”
何小曼眼泪流下来，可以看成是被冤出来的眼泪，也可以看成是被穷追猛打即将全线崩溃而求饶的眼泪。小曼眼睛看着前方，但并不看着她面前的未来分队长。她的目光在郝淑雯身上穿了个洞，去寻找逃遁的出路。
假定她能来一个现在时髦的“穿越”，穿越几十年，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北京王府井，就是跑断腿也找不到无衬垫乳罩。她那个刚被销赃的乳罩假如拿到此地，大概没人敢相认，那也叫乳罩？！
那是多么单薄可怜的东西！塞着两块黄颜色搓澡海绵，塞着小曼对自己身体的不满，塞着对改良自身最大胆的作弊。怎么能让她承认这样的作弊呢？要她承认不是太残忍了吗？
郝淑雯是太残忍了，你长了这么丰美的胸，你当然镇压在胸上作弊的可怜虫！何小曼的目光在郝淑雯完美的胸口上穿了个洞，又在小郝身后走廊尽头的墙壁上穿了个洞，还是找不到逃遁的出路。眼泪滴成了珠子，可她就是不低头不认罪。
我们所有人在秋天的夜晚打着串串寒噤；我们都是可怜虫，一旦有一个可怜虫遭殃，危机就被转嫁了，暂时不会降临于我们，我们也就有了短暂的安全。于是我们要确保这个可怜虫遭殃的时间长久一些，把我们的危机转嫁得长久一些。
“我们好几个人都看见了。”
门内的某女兵站上了证人席。
“他们男的都看见了！都在怪笑！”这个证人很悲愤。
门内的女兵们跟走廊上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审判庭。郝淑雯又开口了。
“干了那种事，还要撒谎。”
“我没撒谎。”
“她撒谎没有？”
郝淑雯向走廊两边的门扫视。
“撒了！”陪审团异口同声。
“再问你，撒谎了没有？”
寂静中，何小曼的眼泪干了。
“问你呢。”
“我没撒谎！……”
何小曼突然咆哮起来。凉飕飕的秋夜出现了乱气流。郝淑雯被这一声呐喊暂时镇住。大家都从这句咆哮里听出“策那娘！”
听出比这更脏的弄堂下流话，听出她用这句话骂山门骂大街。这只小老鼠一向躲躲闪闪，静静悄悄，从来不知道她还会叫！从来不知道她身体某处藏着这样一声叫！
“没撒谎你叫什么叫？！”
何小曼继续看着前方。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撒谎抵赖……”
一声号叫打断了郝淑雯。何小曼无词的号叫更可怕，刹那之间让你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叫声凄厉至极，一口气好长，一米五八的身体作为笛管，频率高得不可思议，由此你得到一个证明，正是她的短小使她发出如此尖锐的声音，想想知了、蛐蛐、蝈蝈、金铃子之类。
郝淑雯给她叫傻了。我们都傻了：她这样叫，一个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后来我了解了她的身世，觉得这声无词的号叫在多年前就开始起调门，多年前就开始运气，在她父亲自杀的时候，
或许在弟弟揪住她的辫子说“辫子怎么这么粗明明是猪屎橛子”的时候，也或许是在她母亲识破了那件被染黑的红毛衣以及两个绒球如何做了丰胸材料而给了她两耳光的时候……
何小曼号叫的时候，脸色紫红，印堂却青白，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但她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雯的；小郝把一件洗塌了筋骨因此疲软无比的针织衫做睡衣穿，肉粉色，原先应该是红色，由于洗过太多水完全像张煮软的馄饨皮粘贴在身体上。
想象一下，小郝那夜间不设防的身体就在那下面，那些轮廓，那份饱满，她的高炮师长父亲和军医母亲给了她这身体，以及那身体后的依靠。只要这世上郝淑雯存在着，对于何小曼就是残酷。
小郝这样的天体和何小曼这样的丰胸把戏，一个当然要戳穿，一个当然要号叫。女兵们对何小曼的歧视蔓延很快，男兵们不久就受了传染。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
等夏天过去，人们对那场酷暑有了别种理解：那种毒热原来酿着大地震，酿着大人物们的大谋算，天灾和人祸老天是先知的。可此刻的我们浑然不觉，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为八一节排练新舞蹈：《红军飞渡金沙江》。
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另一条腿伸向空中。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曼看上去油汪汪的，简直成了蜡像，正从头到脚地融解。
快要到托举了，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军鼓铜管一块发飙，女舞者们起范儿，男舞者们趁势托腰，一个半旋，所有女兵都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地舞到男兵手臂上，而录音机突然哑了。
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曼搭档的男舞者怎么的了。这是个北京兵，叫朱克，已经持续闹了三年转业，他回答杨老师说，他没怎么的呀。
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舞动着半截香烟，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烟灰洒在我们的汗上。然后他跟所有人说：“我知道大家都很热，但是请不要恨我，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
他把烟头塞回嘴角，一边回到藤椅前，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播放键，音乐再次飙起，杨老师大喊一声：“开始！”
我们再次起范儿，重复那套动作，音乐却又停了。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指着朱克和何小曼，“你俩怎么回事？！”
何小曼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又看看朱克。
朱克说：“举不动。”
朱克闹了三年转业，不好好练功，整天练健美，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这么闹，就更不会让你转业。”
朱克说：“我闹什么了？闹肚子，没劲儿，再给人家摔坏了呢。”他下巴歪歪，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曼好。
杨老师说：“举不动可以，至少把动作来一遍。”
大家再一次重来，起范儿，托腰……杨老师噌地站起来，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儿大，本身是靠藤子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现在起身起得太急，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屁股上。
杨老师走到朱克跟前，夹住他的藤椅才咣当一声掉下来，翻倒在地板上。杨老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狼狈，回身一脚踹在藤椅上。地板被我们的汗润滑，藤椅顺着那滑溜劲向墙根溜去，又被墙根撞了一下，弹回来一尺远。
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样。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动作，但他做他的，跟何小曼毫无关系，手离何小曼的身体数尺远。杨老师让所有人原地休息，把朱克和何小曼单独调度到大厅中央。
又胖又大的杨老师在这种天气最是受罪，无端也有三分火气，此刻火得两拳紧握，胳膊肘架起，看上去是京剧的花脸提铜锤的架势。我们估计那是因为他胳肢窝里全是汗，那样空着提铜锤可以让胳肢窝多少流通点儿空气。
“朱克，你给我做十次！举不动，可以，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小何，准备好……走！”
朱克却蹲下来，头抱在两手之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杨老师站在了朱克面前，嗓音几乎压没了，只剩牙缝里咝咝的出气声，响尾蛇发起致命攻击之前的咝咝声。
朱克向杨老师抬起痛苦的脸，“杨老师您行行好，给换个人吧。”
杨老师不明白。我们虽然热糊涂了，但还是有些懂朱克的意思。杨老师此时四十五岁，是我们团第一号舞蹈权威，创作和编排舞蹈的才能使我们常常忽略他的体重。他转脸问何小曼：“朱克说换谁？”
何小曼不说话，根本就没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朱克又开口了，说：“您换别人托举她试试。”
杨老师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要他跟朱克调换位置。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杨老师的调度。杨老师：“你们都怎么回事儿，啊？！”
杨老师嗓子里那条响尾蛇又咝咝响地发出总攻威胁了。朱克站起身，脸上的痛苦更深刻，“您老的嗅觉没事儿吧？闻不出来呀？”
杨老师瞪着朱克。男兵们开始窃笑。
朱克指着何小曼：“让我托举她？多不卫生啊！您自个闻闻，她整个是馊的！”
大厅里静一下，紧接着就笑声大作。
杨老师叫我们“安静”，叫了好几声，我们安静了，他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个女同志！”
一个男兵怪声道：“朱克同志是爱卫会的。杨老师原谅他。”
整个这段时间，何小曼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比任何人都局外。意思似乎是，你们好好商量吧，总会商量出结果的，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
男兵们很理解朱克。我们那时多年轻啊，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一旦我们身体里那条青春虫子拱得紧了，男女间哪怕以眼神触碰一下都是好的。
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名目，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赖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触碰得有正当名目。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在这个“冒酷暑坚持排练”的响当当名目下，不仅可以触碰，还可以搂抱！
手公然正当地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那些纤细腰肢在那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总算声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难道不可以青春吗？我们这样一群矫健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
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与的缠绵？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而朱克发现，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曼。
抱何小曼比没的抱还糟。
他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机会。杨老师说：“那你告诉我，朱克，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举了？”
朱克不说话，但意思是：那可不，换谁都行。
杨老师抬起头来，扫视我们全体，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就在这时，何小曼的新搭档出现了。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走到何小曼身边，说：“杨老师，我跟朱克换位置吧。”
刘峰。我们的好刘峰。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夹到自己碗里。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曼的腰上，等着杨老师下达“开始”的指令。
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
也许我们对何小曼的作践震撼了他，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他。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平常脏活累活都是刘峰抢着干，何小曼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累活。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
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转过身说：“解散。”
有人问解散了干什么。杨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一边说：“爱干什么干什么吧。”
在这样的毒热中，我们什么都不爱干，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得抽风的大型集体舞。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唯有刘峰和何小曼剩下来。因为刘峰对何小曼说：“咱俩练几遍，下次排练就走熟了。”
女兵们往大门口走，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从排练厅的窗口，能看见刘峰把何小曼高举起来。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镜子是次品，稍微拉开距离，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
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形走得一塌糊涂，但十分协调般配。到了第二天排练，刘峰和何小曼跳得默契和谐，被杨老师请出队列，给所有人示范。示范结束，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刚才他俩跳得怎么样？”
我们都说，不错不错。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没人答得上来。“说明了只有他俩，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
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逼出这番豪言壮语。
杨老师跟“白专”就隔着一根虚线，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腿踢不上去，高姿态都是空的。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
“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三不怕臭。”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
“苦和死都不怕，还怕臭吗？”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味儿是馊得可以，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刘峰的回答是：“低级趣味。”
后来发生了“触摸事件”，男兵们背地里说：“只低级没趣味啊——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
批判会开完，刘峰被下放基层了。那是一九七七年暮夏。
第十一章
在刘峰离开文工团下连队的前一天晚上，何小曼去他宿舍登门造访。当时我们女兵很少去男兵的宿舍串门，因为男兵们常穿条小裤衩就公然在宿舍走廊里串。据说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最体面的着装就是小裤衩了，很多人连小裤衩也不穿。
何小曼在楼梯口就喊了两声刘峰。
她这么喊主要是为了那些穿小裤衩或不穿小裤衩的人及时回避。很多人听见何小曼这两声喊了，因此她为刘峰送行这件事从来就不是秘密。只是她跟他说了什么是个绝密，直到一九九四年，何小曼的精神彻底康复后才解密。
当然，解密也只是对我一个人而言。
那时很多人对我解密，或许因为我成了个小说写手，而小说即便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也是加了许多虚构编撰泄露的，即便他们偶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他们的秘密，也被编撰得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辨认了。
刘峰为她打开门，问她有事没有。
何小曼答非所问，说没想到他第二天就要走，那么快。刘峰说，伐木连正缺人，要他尽快去报到。这是不实之词，那时已经是秋季，伐木最忙的时间在夏天，藏区化雪的时候。刘峰是一天也不想在我们中间多待。
小曼问了一句，伐木连远不远。
远，刘峰说，在澜沧江那一边，坐汽车团的车要走七八天。这么远啊，小曼说。我们对澜沧江很熟，去西藏巡回演出好几次过澜沧江。那么一场送别对话，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进行，总也不是个事，刘峰就对小曼说，进来坐吧。
小曼进去后，发现是没什么地方可坐的，刘峰在整理行李，床上地上都摊得乱七八糟。一顶蚊帐刚缝补完，针线别在刘峰的背心上。刘峰把小曼让进门，头一件事就是找衬衫穿。
触摸林丁丁的恶名已经传出去了，他穿着背心跟女兵夜话多不合适，他是为了何小曼好。何小曼见他没头没脑地打转，问他找什么。他说找衬衫。小曼指指椅子背上搭着的衬衫笑了，不就在这里吗？
他赶紧扯过去就往身上套，何小曼叫住他，哎，背心胸口上还别着针。他摘下针线，喘出一口长气，额头上尽是大汗珠子。
从何小曼后来告诉我的情景，我想象当年他俩的样子，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何小曼那晚是放松的，自然的。甚至，还自信。对，是自信的。似乎被搁在神龛上的雷又锋以触摸女性证明他也是个人，这一点让小曼自信了。
不仅从神龛上下来成了个人，而且还是被大家踩下去一截的次等人，于是跟她在一个海拔上了。小曼问刘峰，她能帮他做点儿什么。刘峰一向帮别人的忙，听到这话不习惯，拿出半袋洗衣粉，一盆青葱，一盆青蒜，一盆芫荽，说这些东西带不走，请她帮忙处理。
小曼这才知道，刘峰在窗台上开着一个小农场，种植了好几种作物。他解释说，山东人口味重，总想吃一口葱蒜什么的。他最后搬出一个装满东西的纸壳箱说，假如小曼能帮忙，就帮他把这些东西也处理了。都不要了？
嗯，带不走，他是从连队来的，知道连队的生活什么样，大营房里搁不下这么多私人物件。小曼沉默一会儿，问，能不能看看纸壳箱里装着什么。他打开箱盖，里面装满了标兵证书、奖状、锦旗、奖品之类。
有的奖品是有用的，比如大茶缸，人造革皮包，脸盆。还有两块枕巾。所有奖品上的先进模范标兵字迹血红欲滴或金光耀眼。小曼吃惊地问，都不要了吗？这不是都有用吗？刘峰说都印上字儿了，怎么用？
“全是……全是好字儿啊！”小曼说。这是她的原话，意思是，记录了他曾经辉煌的字儿，不好吗？她活了二十岁，一个这样的字儿都没获得过。
刘峰没说话，似乎专注地整理东西。
小曼翻看着那些奖品，终于冲破羞涩，说她是否可以收藏下那些奖品。刘峰说当然了，只要她不嫌难看。我的分析是，刘峰把处理多余物资的事情让小曼做，是想让她搬了东西就走，离开他的房间。
刘峰爱林丁丁爱出半条命去了，没了丁丁，对于他来说，全世界一个女人都没了。小曼不懂他的痛、他的苦，以为她这样陪伴他，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全体对他的反目和孤立，就能给找补回来一点。
尤其是林丁丁对他的伤害，小曼也想以她最后的陪伴给予些弥补。她活了二十岁，一路受伤到此刻，她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这她最明白。那天晚上，其实小曼想告诉刘峰，从那次托举，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她的身体，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
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他给她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
他把她搂抱起来，把她放置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在排练中和演出中，她被他一次次扛着，就像四岁时父亲扛她那样，让她感到安全，踏实，感到被宝贝着，感到……
那一会她是娇贵的，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
这感觉小曼跟我说了三分之一，其余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于是我进一步推测，那个夜晚，小曼几乎是爱刘峰的。不，她已经爱上他了。也许她自己都不清楚，她找上门，就是向刘峰再讨一个“抱抱”。
明天，抱她的人就要走了，再也没有这个人，在所有人拒绝抱她的时候，向她伸出两个轻柔的手掌。也许小曼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
雷锋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就是善良吗？假如雷锋活着，也能够以触摸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人性、雄性，小曼当然会以身以心相许。
何小曼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九点半，刘峰两个同屋看完电影回来，她才告别。当她搬着刘峰给她的那个纸壳箱下楼时，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她想对他们说的话是，你们什么东西？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
她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它们。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以及他把它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
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
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雷锋”，那么有品，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
每一件奖品和奖状都是在他光荣神圣上加的枷锁，为了他更加安全牢固地光荣神圣下去，别来参与我们的小无耻、小罪过，别来分享我们不无肮脏的快乐。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