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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丧父,64岁丧子,和妻子翻译大半个中国,惊艳西方文坛

一日一度  · 公众号  ·  · 2019-05-05 07:23

正文



杨宪益与戴乃迭



杨宪益、戴乃迭复杂悲欢的一生,正像夫妇二人的代表作《红楼梦》,极致浪漫成就传奇。


——度公子




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 早年不学无术,吸食鸦片。

后来浪子回头,东渡日本留学,摇身一变成与袁世凯交好的金融巨子,叱咤风云。


杨毓璋唯一的遗憾是而立之年,膝下无子。

一天,他正在外谈事,忽闻妻子要生产,撂下生意,急跑回家。


正赶上婴儿第一声啼哭,有力而嘹亮,是个男丁。


这年杨毓璋35岁, 1915年1月12日,是他与儿子杨宪益的第一次谋面。

屈原在《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杨毓璋喜出望外,儿子与屈原同在在庚寅日出生。

“好啊, 将来恐怕也像屈原一样会是位文人学土吧!”


伴随这句预言,杨宪益日渐长大,这个富家少年不同于一般的商贾,他生而尊贵。


自会走路起,就穿上了袁世凯赠送的清廷黄马褂,在大公馆里过得是正统贵族生活。

5年后,杨毓璋突发恶疾去世,杨宪益被迫与童年一刀两断。

大家族的财产纷争将他搅了进去,穿着正式地替父出席董事会,叔叔们道貌岸然地在他面前瓜分遗产。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家底殷实的杨家走向败落,却一直到他大学毕业那年,才画上句点。

十二三岁时,杨宪益离开私塾学堂,进入法租界英国教会学校。


在这里, 他真正接触了文学,如饥似渴,平均一天读完一部西方文学。

1931年,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群情激愤。

杨宪益怒不可遏,放下手中书本,自费请来军官,组建一支学生队伍,每日在校操练。

16岁的少年,心怀祖国,热血浪漫。



1934 年,杨家沿袭留洋传统,将杨宪益送至伦敦求学。

“想去牛津还是剑桥读书?

“哪一个更好?

“牛津,更难进。

“那我就去牛津。

当时的留学生分三类:


一是 自费生 ,多半是浪荡贵公子,挥霍无度,学习荒废;


二是庚款生,一心读书,不问国事;


三是国民党派来的“蓝衣党”,边读书,边监视其他中国留学生。

而杨宪益是自费生中,少有的佼佼者。

他在伦敦研读了五个月,就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 顺利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的专业笔试


面试考官虽认定他是侥幸考过,却在面试中找不到任何破绽。

奈何,杨宪益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因名额有限,他被延期一年入学。

牛津要求大一学生必须住校,这位贵公子深夜常徘徊在酒馆。 为了躲避门禁,就常从人行道下的煤道溜进宿舍。

头两年,他通过希腊文、拉丁文专业考试,后两年在宣传抗战之余,攻读英国文学。

杨宪益虽然还是一副公子做派,但家道中落,排场远不如前。


大三时,家里已经很少寄钱来了,大四最后时期,彻底断炊,他只能卖书度日,熬到了毕业。

比学业更重要的是,他以学生身份,在异国他乡,身体力行地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 杨宪益在牛津当选中国学会主席, 宣传抗日,彼时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也参与其中。


与他针锋相对的正是日 本学会主席板垣征四郎,该生的父亲正是策划九一八的核心人物。

多年前,他为反抗九一八暴行,在天津组织同学操练;多年后,他直面敌人的后代,只有愤恨。

为了让更多人认清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杨宪益四处演讲,反将日本学会的成员吸纳进来,声势浩大。

原本100多人的组织,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后来发展为上千人。

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牛津发放的毕业证,他的名字登上了《泰晤士报》。

哈佛也递来一份聘书,国内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吴宓,大力推荐他到西南联大担任古希腊和拉丁文老师。


一面是世界名校,一面是风雨飘摇的祖国。



几乎毫不犹豫,杨宪益选择了西南联大。


彼时,昆明刚被敌机轰炸,一片焦土,仿佛随时都会再来一场空袭。

母亲担忧他的安危,数次交涉无果,杨宪益只好折中去了重庆中央大学。

后来惊闻诗人闻一多在联大被杀,他还讽刺当局,幸而我没去联大,不然长得这么像,倘若杀错了,也不是没可能。

他在重庆的确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安稳日子, 还和妻子戴乃迭举行了婚礼 。证婚人是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戴乃迭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孩,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一见钟情。

杨宪益特地根据她的英文名,音译了 “戴乃迭” 这个美丽的中文名。

见惯了虚荣势利的英国贵族女孩,戴乃迭的真挚大方令他见之不忘。

同样的,风度翩翩的杨宪益让戴乃迭痴狂,为此,她忽略了一众王公贵族的示爱。


大学期间, 杨宪益翻译的第一篇中国古典作品就是《离骚》 ,不为了纪念父亲的期望,只是想跟英国老师显摆一下中华文化的底蕴之深。

这篇优雅繁复的译文却将戴乃迭迷住了,她索性放弃在学的法国文学, 攻读中国文学。

毕业时,戴乃迭成为牛津史上第一位中国文学毕业生。

1940年,她跟随杨宪益回国时,两人的结合,遭到传教士母亲极力反对。

这桩婚事甚至没有得到祝福,戴乃迭母亲只留下一句诅咒般的预言。

“你们的婚姻不会超过四年。”


戴乃迭享受在中国的生活,还为杨家诞下长子杨烨。

杨烨的混血长相,给他带来了诸多烦恼。 他自知和其他同学不一样,良好的家庭教育却未让他对父母产生任何埋怨。

甚至,他常托腮望着母亲表白,“妈妈,你真漂亮。”

那种毫不吝惜地直白赞美,其实很英式


同龄人的嘲弄伴随着杨烨成长,但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慧基因,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

这个时期,戴乃迭与杨宪益的翻译工作也风生水起。

他们接手了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 从《儒林外史》《白毛女》到《鲁迅全集》,广受国内外好评。

夫妇二人同心协力,举案齐眉,完成的高质量译作甚至被国外高校当作教学研究的蓝本。

这天,杨宪益接到外文出版社一项艰巨的任务, “翻译曹雪芹的全本《红楼梦》。”


这部无数学者竞折腰的文学巨著,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里面的谐音、暗示、隐喻更是不胜枚举, 若要翻译出来,难度不可小觑。

两人都对此压力深重,却又隐隐透着一股喜悦。这份前无来者的工作,意义非同一般。

在真正开始翻译后,但凡遇到文化隔阂、难以读懂的地方,两人便不胜其烦地写下注解。

力求让英语国家看懂这部百年贾府兴衰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隐秘的一部分。

最终,杨宪益、戴乃迭版《红楼梦》是西方最认可的英译本。


平静之下,暗潮涌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66年,风波到来,北京首当其冲。

杨宪益单位的两位领导率先“落马”,平日里儒雅持重的人,实在无可批驳。

罪名只好安上:好吃东西。

贴了满墙的“控诉状”,更像是一份美食地图,何时在何地吃了何物,连篇累牍地报道。

两位领导在敲锣打鼓中,转圈游街。

很快,杨宪益就由旁观者转换成了“当事人”。

他被揪到台上,和其他专家、知识分子站成一排,头埋得很低,胳膊反向背在后面,高高举起,接受质询。

杨宪益身体很灵活,别人做出这个动作往往扭曲痛苦,他几乎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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