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戴乃迭
杨宪益、戴乃迭复杂悲欢的一生,正像夫妇二人的代表作《红楼梦》,极致浪漫成就传奇。
——度公子
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
早年不学无术,吸食鸦片。
后来浪子回头,东渡日本留学,摇身一变成与袁世凯交好的金融巨子,叱咤风云。
杨毓璋唯一的遗憾是而立之年,膝下无子。
一天,他正在外谈事,忽闻妻子要生产,撂下生意,急跑回家。
正赶上婴儿第一声啼哭,有力而嘹亮,是个男丁。
这年杨毓璋35岁,
1915年1月12日,是他与儿子杨宪益的第一次谋面。
屈原在《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杨毓璋喜出望外,儿子与屈原同在在庚寅日出生。
“好啊,
将来恐怕也像屈原一样会是位文人学土吧!”
伴随这句预言,杨宪益日渐长大,这个富家少年不同于一般的商贾,他生而尊贵。
自会走路起,就穿上了袁世凯赠送的清廷黄马褂,在大公馆里过得是正统贵族生活。
5年后,杨毓璋突发恶疾去世,杨宪益被迫与童年一刀两断。
大家族的财产纷争将他搅了进去,穿着正式地替父出席董事会,叔叔们道貌岸然地在他面前瓜分遗产。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家底殷实的杨家走向败落,却一直到他大学毕业那年,才画上句点。
十二三岁时,杨宪益离开私塾学堂,进入法租界英国教会学校。
在这里,
他真正接触了文学,如饥似渴,平均一天读完一部西方文学。
1931年,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群情激愤。
杨宪益怒不可遏,放下手中书本,自费请来军官,组建一支学生队伍,每日在校操练。
16岁的少年,心怀祖国,热血浪漫。
1934 年,杨家沿袭留洋传统,将杨宪益送至伦敦求学。
“想去牛津还是剑桥读书?
”
“哪一个更好?
”
“牛津,更难进。
”
“那我就去牛津。
”
当时的留学生分三类:
一是
自费生
,多半是浪荡贵公子,挥霍无度,学习荒废;
二是庚款生,一心读书,不问国事;
三是国民党派来的“蓝衣党”,边读书,边监视其他中国留学生。
而杨宪益是自费生中,少有的佼佼者。
他在伦敦研读了五个月,就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
顺利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的专业笔试
。
面试考官虽认定他是侥幸考过,却在面试中找不到任何破绽。
奈何,杨宪益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因名额有限,他被延期一年入学。
牛津要求大一学生必须住校,这位贵公子深夜常徘徊在酒馆。
为了躲避门禁,就常从人行道下的煤道溜进宿舍。
头两年,他通过希腊文、拉丁文专业考试,后两年在宣传抗战之余,攻读英国文学。
杨宪益虽然还是一副公子做派,但家道中落,排场远不如前。
大三时,家里已经很少寄钱来了,大四最后时期,彻底断炊,他只能卖书度日,熬到了毕业。
比学业更重要的是,他以学生身份,在异国他乡,身体力行地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
杨宪益在牛津当选中国学会主席,
宣传抗日,彼时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也参与其中。
与他针锋相对的正是日
本学会主席板垣征四郎,该生的父亲正是策划九一八的核心人物。
多年前,他为反抗九一八暴行,在天津组织同学操练;多年后,他直面敌人的后代,只有愤恨。
为了让更多人认清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杨宪益四处演讲,反将日本学会的成员吸纳进来,声势浩大。
原本100多人的组织,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后来发展为上千人。
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牛津发放的毕业证,他的名字登上了《泰晤士报》。
哈佛也递来一份聘书,国内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吴宓,大力推荐他到西南联大担任古希腊和拉丁文老师。
一面是世界名校,一面是风雨飘摇的祖国。
几乎毫不犹豫,杨宪益选择了西南联大。
彼时,昆明刚被敌机轰炸,一片焦土,仿佛随时都会再来一场空袭。
母亲担忧他的安危,数次交涉无果,杨宪益只好折中去了重庆中央大学。
后来惊闻诗人闻一多在联大被杀,他还讽刺当局,幸而我没去联大,不然长得这么像,倘若杀错了,也不是没可能。
他在重庆的确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安稳日子,
还和妻子戴乃迭举行了婚礼
。证婚人是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戴乃迭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孩,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一见钟情。
杨宪益特地根据她的英文名,音译了
“戴乃迭”
这个美丽的中文名。
见惯了虚荣势利的英国贵族女孩,戴乃迭的真挚大方令他见之不忘。
同样的,风度翩翩的杨宪益让戴乃迭痴狂,为此,她忽略了一众王公贵族的示爱。
大学期间,
杨宪益翻译的第一篇中国古典作品就是《离骚》
,不为了纪念父亲的期望,只是想跟英国老师显摆一下中华文化的底蕴之深。
这篇优雅繁复的译文却将戴乃迭迷住了,她索性放弃在学的法国文学,
攻读中国文学。
毕业时,戴乃迭成为牛津史上第一位中国文学毕业生。
1940年,她跟随杨宪益回国时,两人的结合,遭到传教士母亲极力反对。
这桩婚事甚至没有得到祝福,戴乃迭母亲只留下一句诅咒般的预言。
“你们的婚姻不会超过四年。”
戴乃迭享受在中国的生活,还为杨家诞下长子杨烨。
杨烨的混血长相,给他带来了诸多烦恼。
他自知和其他同学不一样,良好的家庭教育却未让他对父母产生任何埋怨。
甚至,他常托腮望着母亲表白,“妈妈,你真漂亮。”
那种毫不吝惜地直白赞美,其实很英式
。
同龄人的嘲弄伴随着杨烨成长,但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慧基因,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
这个时期,戴乃迭与杨宪益的翻译工作也风生水起。
他们接手了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
从《儒林外史》《白毛女》到《鲁迅全集》,广受国内外好评。
夫妇二人同心协力,举案齐眉,完成的高质量译作甚至被国外高校当作教学研究的蓝本。
这天,杨宪益接到外文出版社一项艰巨的任务,
“翻译曹雪芹的全本《红楼梦》。”
这部无数学者竞折腰的文学巨著,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里面的谐音、暗示、隐喻更是不胜枚举,
若要翻译出来,难度不可小觑。
两人都对此压力深重,却又隐隐透着一股喜悦。这份前无来者的工作,意义非同一般。
在真正开始翻译后,但凡遇到文化隔阂、难以读懂的地方,两人便不胜其烦地写下注解。
力求让英语国家看懂这部百年贾府兴衰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隐秘的一部分。
最终,杨宪益、戴乃迭版《红楼梦》是西方最认可的英译本。
平静之下,暗潮涌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66年,风波到来,北京首当其冲。
杨宪益单位的两位领导率先“落马”,平日里儒雅持重的人,实在无可批驳。
罪名只好安上:好吃东西。
贴了满墙的“控诉状”,更像是一份美食地图,何时在何地吃了何物,连篇累牍地报道。
两位领导在敲锣打鼓中,转圈游街。
很快,杨宪益就由旁观者转换成了“当事人”。
他被揪到台上,和其他专家、知识分子站成一排,头埋得很低,胳膊反向背在后面,高高举起,接受质询。
杨宪益身体很灵活,别人做出这个动作往往扭曲痛苦,他几乎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