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戴乃迭
杨宪益、戴乃迭复杂悲欢的一生，正像夫妇二人的代表作《红楼梦》，极致浪漫成就传奇。
——度公子
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
早年不学无术，吸食鸦片。
后来浪子回头，东渡日本留学，摇身一变成与袁世凯交好的金融巨子，叱咤风云。
杨毓璋唯一的遗憾是而立之年，膝下无子。
一天，他正在外谈事，忽闻妻子要生产，撂下生意，急跑回家。
正赶上婴儿第一声啼哭，有力而嘹亮，是个男丁。
这年杨毓璋35岁，
1915年1月12日，是他与儿子杨宪益的第一次谋面。
屈原在《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杨毓璋喜出望外，儿子与屈原同在在庚寅日出生。
“好啊，
将来恐怕也像屈原一样会是位文人学土吧!”
伴随这句预言，杨宪益日渐长大，这个富家少年不同于一般的商贾，他生而尊贵。
自会走路起，就穿上了袁世凯赠送的清廷黄马褂，在大公馆里过得是正统贵族生活。
5年后，杨毓璋突发恶疾去世，杨宪益被迫与童年一刀两断。
大家族的财产纷争将他搅了进去，穿着正式地替父出席董事会，叔叔们道貌岸然地在他面前瓜分遗产。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家底殷实的杨家走向败落，却一直到他大学毕业那年，才画上句点。
十二三岁时，杨宪益离开私塾学堂，进入法租界英国教会学校。
在这里，
他真正接触了文学，如饥似渴，平均一天读完一部西方文学。
1931年，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群情激愤。
杨宪益怒不可遏，放下手中书本，自费请来军官，组建一支学生队伍，每日在校操练。
16岁的少年，心怀祖国，热血浪漫。
1934 年，杨家沿袭留洋传统，将杨宪益送至伦敦求学。
“想去牛津还是剑桥读书？
”
“哪一个更好？
”
“牛津，更难进。
”
“那我就去牛津。
”
当时的留学生分三类：
一是
自费生
，多半是浪荡贵公子，挥霍无度，学习荒废；
二是庚款生，一心读书，不问国事；
三是国民党派来的“蓝衣党”，边读书，边监视其他中国留学生。
而杨宪益是自费生中，少有的佼佼者。
他在伦敦研读了五个月，就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
顺利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的专业笔试
。
面试考官虽认定他是侥幸考过，却在面试中找不到任何破绽。
奈何，杨宪益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因名额有限，他被延期一年入学。
牛津要求大一学生必须住校，这位贵公子深夜常徘徊在酒馆。
为了躲避门禁，就常从人行道下的煤道溜进宿舍。
头两年，他通过希腊文、拉丁文专业考试，后两年在宣传抗战之余，攻读英国文学。
杨宪益虽然还是一副公子做派，但家道中落，排场远不如前。
大三时，家里已经很少寄钱来了，大四最后时期，彻底断炊，他只能卖书度日，熬到了毕业。
比学业更重要的是，他以学生身份，在异国他乡，身体力行地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
杨宪益在牛津当选中国学会主席，
宣传抗日，彼时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也参与其中。
与他针锋相对的正是日
本学会主席板垣征四郎，该生的父亲正是策划九一八的核心人物。
多年前，他为反抗九一八暴行，在天津组织同学操练；多年后，他直面敌人的后代，只有愤恨。
为了让更多人认清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杨宪益四处演讲，反将日本学会的成员吸纳进来，声势浩大。
原本100多人的组织，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后来发展为上千人。
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牛津发放的毕业证，他的名字登上了《泰晤士报》。
哈佛也递来一份聘书，国内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吴宓，大力推荐他到西南联大担任古希腊和拉丁文老师。
一面是世界名校，一面是风雨飘摇的祖国。
几乎毫不犹豫，杨宪益选择了西南联大。
彼时，昆明刚被敌机轰炸，一片焦土，仿佛随时都会再来一场空袭。
母亲担忧他的安危，数次交涉无果，杨宪益只好折中去了重庆中央大学。
后来惊闻诗人闻一多在联大被杀，他还讽刺当局，幸而我没去联大，不然长得这么像，倘若杀错了，也不是没可能。
他在重庆的确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安稳日子，
还和妻子戴乃迭举行了婚礼
。证婚人是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戴乃迭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孩，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一见钟情。
杨宪益特地根据她的英文名，音译了
“戴乃迭”
这个美丽的中文名。
见惯了虚荣势利的英国贵族女孩，戴乃迭的真挚大方令他见之不忘。
同样的，风度翩翩的杨宪益让戴乃迭痴狂，为此，她忽略了一众王公贵族的示爱。
大学期间，
杨宪益翻译的第一篇中国古典作品就是《离骚》
，不为了纪念父亲的期望，只是想跟英国老师显摆一下中华文化的底蕴之深。
这篇优雅繁复的译文却将戴乃迭迷住了，她索性放弃在学的法国文学，
攻读中国文学。
毕业时，戴乃迭成为牛津史上第一位中国文学毕业生。
1940年，她跟随杨宪益回国时，两人的结合，遭到传教士母亲极力反对。
这桩婚事甚至没有得到祝福，戴乃迭母亲只留下一句诅咒般的预言。
“你们的婚姻不会超过四年。”
戴乃迭享受在中国的生活，还为杨家诞下长子杨烨。
杨烨的混血长相，给他带来了诸多烦恼。
他自知和其他同学不一样，良好的家庭教育却未让他对父母产生任何埋怨。
甚至，他常托腮望着母亲表白，“妈妈，你真漂亮。”
那种毫不吝惜地直白赞美，其实很英式
。
同龄人的嘲弄伴随着杨烨成长，但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慧基因，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
这个时期，戴乃迭与杨宪益的翻译工作也风生水起。
他们接手了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
从《儒林外史》《白毛女》到《鲁迅全集》，广受国内外好评。
夫妇二人同心协力，举案齐眉，完成的高质量译作甚至被国外高校当作教学研究的蓝本。
这天，杨宪益接到外文出版社一项艰巨的任务，
“翻译曹雪芹的全本《红楼梦》。”
这部无数学者竞折腰的文学巨著，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里面的谐音、暗示、隐喻更是不胜枚举，
若要翻译出来，难度不可小觑。
两人都对此压力深重，却又隐隐透着一股喜悦。这份前无来者的工作，意义非同一般。
在真正开始翻译后，但凡遇到文化隔阂、难以读懂的地方，两人便不胜其烦地写下注解。
力求让英语国家看懂这部百年贾府兴衰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隐秘的一部分。
最终，杨宪益、戴乃迭版《红楼梦》是西方最认可的英译本。
平静之下，暗潮涌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66年，风波到来，北京首当其冲。
杨宪益单位的两位领导率先“落马”，平日里儒雅持重的人，实在无可批驳。
罪名只好安上：好吃东西。
贴了满墙的“控诉状”，更像是一份美食地图，何时在何地吃了何物，连篇累牍地报道。
两位领导在敲锣打鼓中，转圈游街。
很快，杨宪益就由旁观者转换成了“当事人”。
他被揪到台上，和其他专家、知识分子站成一排，头埋得很低，胳膊反向背在后面，高高举起，接受质询。
杨宪益身体很灵活，别人做出这个动作往往扭曲痛苦，他几乎不费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