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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5日，是左权将军逝世75周年纪念日。
75年前，左权在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麻田进行大“扫荡”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7岁，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左权
左权将军在短暂的一生中，充满着传奇和辉煌，尤其是对国家民族、对人民群众、对革命士兵、对家人充满着情爱，表现了一位叱咤风云将领博大的胸怀和深邃的情感。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
1936年6月，在红军一军团攻打甘肃曲子镇战斗的最紧要关头，代军团长的左权和政委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一举消灭了敌人的一个旅。
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从临汾向晋东南转移，在府城遭遇了西进之敌的一个旅团，当时情况很紧急，左权不顾个人安危，指挥总部仅有的两个警卫连与3000余敌人展开激战，化险为夷。
1940年冬，“百团大战”后期，在关家垴战斗中，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在枪林弹雨中，他靠前指挥作战，取得了战斗胜利。
左权对党的事业忠诚，还表现在个人处于逆境时毫不动摇。1932年肃反中，左权被诬陷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英勇殉国。多年后，已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耿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作为他的下级，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一点感觉左权是蒙受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
他“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党无论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坚决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他以崇高的党性，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最优秀的党员。”
左权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的军事政治理论修养深，又勤奋好学、善于总结经验。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左权一有时间总书不离手，他不断地从书本上学习战争的经验和指挥之道，军事指挥知识日益丰富起来，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表现出了优秀的指挥才能。
1932年2月，中央红军发起了黄陂战役。左权召集师长、团长研究作战方案，精密部署兵力、火力。战斗打响后，骄横的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竟毫无察觉地先后钻进左权预先设置的“口袋”里。这一仗，歼灭了敌人2个师，活捉敌师长李明和陈时骥。
长征到达陕北后，左权和政委聂荣臻指挥了曲子镇战斗和著名的山城堡之战。在山城堡战斗中，我军仅以13个连的兵力，利用暗夜，激战5个小时，就全歼了胡宗南主力七十八师的一个旅，从此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左权还利用战斗间隙，结合战斗实践，写了《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新战士的军事教育》等文章，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练原则。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余篇。在他壮烈殉国时，尚有10万多字的遗著没有发表，这是我军的一份宝贵财富。
1939年秋，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左权亲自带领八路军总部和特务团与日军“扫荡”部队周旋。战斗结束后，左权率领的八路军队伍在大雨中不停歇地沿着泥泞的山路回撤。队伍路过一片庄稼地时，只见已经收割好的莜麦、小黑豆等一捆一捆地倒在田里。由于战事吃紧，还来不及将这些庄稼收回家里，乡亲们就匆忙向山上逃命躲避去了。
此时，一个部队马夫从田里抱了一捆莜麦，准备喂他牵的那匹马。左权见状，走出队伍行列，沿着田间小路来到马夫跟前，拉住他问：“你是八路军吗？”
马夫小心地放下莜麦，低着头，站着不动也不说话。好一会儿，马夫才开了口：“马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草了。”
“没有草，你就抱老百姓的莜麦吗？”左权脸色发青地说道，转身用手指了一下正在有序行进的队伍，继续说：
“我们的人一天没有吃饭，没有吃饭还得打仗，为了谁呀？就是为了老百姓。八路军的战士，为了老百姓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去。决不能随意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就是革命纪律。马饿死了，也不能偷老百姓的粮食。”
马夫羞愧地涨红着脸，向左权敬了个军礼，然后将那捆莜麦归还原处。
1921年12月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该部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左权任第十五军政委。
二十六路军起义后，虽然改编成了红军但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经常打骂士兵，破坏群众纪律。一天，左权和警卫员来到一个营部视察，远远就看见部队集合在操场上，还不时听到一阵阵的训骂声、鞭子抽打声和惨叫声。
原来，一位战士家住宁都城郊50里的乡下，前几天家里来信说他母亲病了，他想请假，连长不准就开了小差，正在受处罚。
了解情况后，为了教育部队，狠刹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左权决定为这个营的官兵上一堂现场课。
“警卫员！”左权突然大喝一声：“给我把营长绑起来，用鞭子抽！”
根据左权的命令，两个警卫员冲上前去，三两下便把营长捆在了柱子上，再看那营长气得青筋暴跳，大声说道：“政委，你这样处置，我不服！”
听了营长的话，左权对警卫员一挥手：“好了，住手！”接着他又对营长说：“我要的就是你这‘不服’两个字！”
此时，左权亲手为营长松了绑：“营长同志，请你想一想，我用军阀主义这一套来教育你，你不服气；反过来，你用军阀主义来教育常栓柱，他也不会服气啊！”
营长笑了。这时，左权深情地对官兵们说：“我们红军就是跟白军不一样，红军不允许打骂士兵，不允许破坏群众纪律，一句话，就是红军不允许有军阀主义现象，军阀主义是我们红军中头号敌人。”
左权牺牲后不久，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联名撰写说：
“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的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的确，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左权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7年8月，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奉命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刘伯承则担任了八路军第129师的师长，这对在苏联就结下深厚情谊、患难与共的人又一道奔赴了华北抗日前线。
刘伯承不仅在各方面关怀、帮助左权，而且在工作上也给予左权最大的支持。
1940年夏，为了振奋抗日军民的士气，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提出了百团大战的设想。7月中旬，在王家峪召开的总部预备会上,左权按照彭德怀的意图，提出了作战方案。之后，他又亲自来到129师，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研究讨论，在听左权介绍了作战方案、行动目的和所部任务后，刘伯承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
由于战前准备细致，方案制定周密，百团大战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与刘伯承对左权的支持和配合是分不开的。
左权和妻子刘志兰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被朱德赞为“女同志中的佼佼者”。后经朱德和康克清做媒于1939年4月16日结婚。左权极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在妻子眼里，他不单是自己的丈夫，还是兄长、老师。
1940年5月27日，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医院生下一个女孩。整天忙于军务的左权，得讯后十分高兴，抽出时间骑马去医院将母子接回。那时，左权忙于准备百团大战，很少同妻子女儿在一起。他考虑战役开始后，家属跟随总部行动多有不便，于是就与妻子商量，让母子俩随总部机关的一些同志返回延安。临行前，左权抱着不满百日的爱女合了个影。
刘志兰在以后21个月的时间里，共收到左权12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妻子、女儿的关心、思念之情。就在左权牺牲前三天，他还给妻子写了信，在信中他意味深长地这样说：
“志兰亲爱的，你走后我常感生活孤单，常望着有安慰的人在，你当同感。常有同志对我说把刘志兰接回来吧。我也很同意这些同志的好意，有时竟想提议你能早些返前方，但一念及你求知欲之高，向上心之强总想求进步，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为不延误你这些，又不得不把我的望之切念之殷情打消忍耐着。”
1950年10月，左权遗孀刘志兰偕女儿左太北参加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举行的左权将军移灵典礼
左权壮烈殉国后，结婚相处一年多的妻子刘志兰伤心欲绝，哭坏了眼睛，度过最悲伤的日子后，她主动远离了丈夫的荣耀和影响，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地工作。
左权留给女儿的“遗产”，是几张泛黄的照片和11封信。一张照片例外：左权抱着未满百日的女儿，身边是年轻漂亮的妻子刘志兰。一身戎装的左权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照片上洋溢着浓浓的亲情。
左权与刘志兰的全家福，中为女儿左太北
左太北42岁那年，她收到了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其中有他父亲写给母亲的11封信。每一封信，左权都大段大段地提到心爱的女儿。每次读到这些信，左太北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夏天，细腻的父亲给宝贝女儿买花布，请人给女儿做衣服，甚至还准备了冬天的毛衣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因为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长得多快，捎来的衣服有大有小……冬天，左权记挂着小家伙很怕冷，是否冻坏了手脚。得知孩子病了，左权焦急地来信反复说：“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病了必须找医生”，信中总急切地询问病后恢复得如何。
左权盼着孩子快快长大、懂事，他想让她知道，在遥远的华北，他正在与日军战斗着……就在牺牲前三天的最后一封信中，父亲写道：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再看看他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是：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
才37岁，左权就抛下了他最爱的人，左太北只能看父亲的照片长大。左权生前说过：
“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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