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丨俞驰韬、曾天馨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院秘书长。200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2011年7月进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媒介素养、新媒体与社会等，同时担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接上篇）
引擎：您提到了“新新闻生态系统（new news ecosystem）”这个概念。您认为赋予社会行动者以传播权能的社会化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对新闻生产与传播渠道的垄断权，使得新闻业的行动者及其生态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新新闻生态系统”具有那些典型特征？
张志安：首先我对“新新闻生态系统”再做一个准确的阐释。如果在一个丛林里只有一种动物，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生态系统。在“
news ecosystem
”里有一个生物链，存在着
多
元行动者
。所以有人认为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存在新闻生态系统，因为之存在着一种媒体。但在我看来，传统媒体时代着党报、都市既存在报、行业性报纸，也有产权多元化的报纸。媒体的驱动力可以分为党媒驱动、行政驱动与市场化驱动，所以行动者也是多元的。但不管是哪种属性的媒体，主要还是依靠专业化生产。
现在的“多元”与以前的“多元”不一样。
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大量兴起，形成了专业化生产和社会生产并重的结构
。同时社会化生产的主体机构变得非常多样化，不仅有为大众提供新闻的专业媒体，还有既为自己宣传又为自己营销的机构媒体（比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大学等每一个机构拥有的媒体）。此外还有自媒体，自媒体很多时候是一种随机的新闻行动，就是当一个公民的私权受损害或要进行社会求助的情景之下需要发声的行动。很多人把自媒体庸俗地理解为“自己的媒体”，那是非常错误的。还有在传播系统中垄断权、用户数和到达率最高的平台媒体（platform media），世界知名的平台媒体有Facebook、twitter；国内的超级平台则有微信、微博、抖音、火山，音频类平台的喜马拉雅，问答社区性平台的知乎，二次元社区平台的B站等。这样就可以清晰地将媒体区分为
professional media,institution media, we media,
与
platform media
。
“新新闻生态系统”的特点不仅仅是行动者多元，最主要是它的食物链关系发生了改变
。过去在弱肉强食的逻辑下一定是老虎吃掉兔子，今天兔子则可能通过基因增强反扑老虎。
弱者会变强，强者会变弱，中心和边缘的地位发生了改变
。今天一个有50万读者的党报可能一年都很难在网络产业中设置一个头条，但某个个体所写的描述个人遭遇的文章——如《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却可以产生几亿的流量。在传统生态系统中，各个行动者的角色、权力大小是相对固定的，今天多元行动者的位置则是在不断变化的。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与链接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森林里的动物变多了，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也被改变了。
逻辑的改变才是新闻生态系统最内在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传播在不同节点当中的位置和链接关系会在权力和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当中发生变化
。比如有50亿市值的头条段子具有很高的到达率，对很多年轻人有很大的心理影响。它表面上是娱乐产品，但可以成为政治传播的某种中心，可以在娱乐当中存在
政治化的隐喻
。但是当权力介入之后，它可以一夜之间被颠覆。所以“新新闻生态系统”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不仅是行动者的多元，而且我们可以从开放的视角、变化的视角、节点链接和网络关系的视角去看这些媒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
多元行动者的角色位置也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
。“大米和小米”是一个关注自闭症孩子知识传播的公众号，当它看到一个自闭症家长的孩子离奇失踪和死亡以后，就写了一个深度报道。它常规的角色是一个商业机构媒体，但在那个情境当中它是一个自媒体，扮演了草根发声、技术赋权的作用。这就是边界的流动、行动者位置的变化和角色的多元。“新新闻生态系统”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多元并且流动的行动者；二是传播关系基于链接关系所进行的变化
。
引擎： “新新闻生态系统”将以何种方式延续媒体的公共价值？
张志安：我们无法预测“新新闻生态系统”具体将如何延续媒体的公共价值，这取决于外在
权力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规制将以何种方式介入
，而权力的结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更多是法治化还是行政化？它会给不同的类型的行动者释放多少的空间？不同的行动者在这个探索当中有多大的公共性可能？以自媒体为例，现在自媒体大部分采取评论式广告（editorial advertisement）的模式，打破了过去广告和评论的边界。当自媒体收取利益以后，在很多问题中出现了夸张、戏谑、非理性、煽情主义。因此，
自媒体既有公共突破、公共动员的价值，也同时存在着商业边界伦理和煽情主义的问题
。
但现在在一些领域发生了改变。如医药卫生自媒体联盟的成员会相互监督，希望形成更好的知识传播环境，并抓住热点事件推动公共服务。在医患矛盾严重的情境之下，中国的医疗机构在舆论上非常被动，因此希望通过“抱团取暖”的结盟增进话语权。当自媒体联盟化的时候，某种程度形成一个自媒体社群，就有一种所谓潜在的伦理共识和知识传播责任的暗示。这种社群的文化会强化他们的认同，提升整个伦理标准。从这个角度看，
自媒体的公共属性会增强
。
但这仅仅是一个个案，
新闻生态系统正在变化当中，这种变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 “兽爷”的《疫苗之王》通过一篇文本引发了大家对疫苗监管的关注，胜过几十篇深度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媒体公共价值的体现。但随着这一案例的出现，官方会收紧对于财经类自媒体的管控。这个案例是成功的，但在这个领域还会出现下一个案例吗？不确定。平台媒体也是这样，超级大平台通过增加所谓权威原则，某种程度上以人文价值对完全的技术主义、商业主义的算法有所校正，提升了它的一点责任感。但平台媒体是否一定会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其实也不确定。
在变化的新生态系统中，媒体的公共传播不仅仅只是新闻的实践，而是整个受众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卷入的信息消费和互动实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会变得更好或是更坏取决于每一个人，而不只是取决于媒体本身。
这取决于社会拥有怎样的文化，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是否有人文价值的引领，以及多元媒体发展业态当中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因素是如何发生影响的
。
引擎：在当下的媒介权力结构中，自媒体的自主性有多大？
张志安：这个问题很难解答，因为自媒体这个概念太大了。公益类的自媒体有很强的公益传播意愿，而商业类的自媒体基本上受到商业主义思想的主导。而所谓具有“公民新闻”特点的自媒体的出现很多都在一定情境当中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取决于每一个公民在何种位置、何种机会、何种政策机遇当中去发声。我最近在做的研究就是想回答一个问题：
原本的个体或机构媒体为什么在那个情境过程中变成了自媒体
？
引擎：互联网确实带来许多的变革，但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有被淘汰的群体。在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没有开通移动支付的民众被称为移动支付时代的“弃民”，那么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人群或媒体将成为这一时代的“弃民”？
张志安：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不管是支付还是其他领域，互联网在中国的渗透是很快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的难民或者是说“弃民”没有互联网原住民过的潇洒。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显然原住民的隐私保护远远没有所谓“弃民”来的好。至少“弃民”没有动用同一账号登录那么多的平台，它的各种数据信息被记录得至少没有那么准确。此外，由于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相对较少，所以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体会到的人情互动和交往反倒会更多。他们不会有数字迷思，不会有所谓信息过窄或者是所谓认知简化的这种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首先要看到技术的深度使用本身就有利有弊，不能只从便捷这一个维度来衡量而称他们为“弃民”。
也许这种“弃”是主动放弃
。
最关键的是，
我们要看到在技术的扩散当中存在着数字鸿沟
。技术的使用并不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公平的，所以它背后要有一种所谓的“技术的公正”给那些还没有习得技术的人创造机会。欧洲有部分人明明会使用电子支付但却刻意不用，背后支撑他的理念是什么？他知道这个社会还有一部分人无法使用电子支付，他担心银行会把所有的柜台人员全部撤掉只做电子支付。所以这个社会背后应当有一种理念，就是我们要对新技术扩散过程当中产生的数字鸿沟负责，给不同的人群创造相对均等的生活便利和获取信息的权利。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目前只有一半的国人上网，而上了网的人在媒介使用深度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确保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信息获取机会，同时尽力缩小所谓的数字鸿沟。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媒介技术的使用放到具体社会情境和人的社会结构当中才会比较有效。比如提升老年人媒体素养的传统方法主要是教育和培训，但最后发现这并不是直接的方式，因为把老人从社区拉出来参与课堂很难，而家庭模式却是更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媒介使用的情境和他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结构中去看待。同时在数字鸿沟缩小的过程当中，国家与社会的公共政策要介入，创造至少是可维系的
比较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支持
。
引擎：最后，能不能请您为引擎的读者推荐几本学术著作？
张志安：如果要与我们聊的比较多的媒介融合话题相关，这一领域较为经典的著作的还是
延森的《媒介融合》
。因为延森在书中的观点不仅仅把媒介当成一种技术，而是从技术、身体、媒介流动的范式去看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实践，这样
多维度的视角
对我们认识网络化社会是比较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