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我每天的微信群几乎就是一个个小型的战场。往往也是在这样极端的时刻，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信念才真正显露出来。
有一位朋友，平素一向自信满满，认定成功都是自己挣来的，给人的印象是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但此刻他却是高调的爱国者，因为他感叹自己这些年创业的种种不为人知的艰辛，如今真心相信“国家好，我才好”。
像这样的情境，这段时间以来我已见识了很多，似乎
在时代的大浪面前，人人都领会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脆弱
。有些职场前辈忠告：“以前我也觉得凭自己的本事，哪里都能吃饭，但现在意识到，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除非你确实无人可比，否则一定要在老板那里拿感情分。”更多的民营企业老板，则为了度过寒冬，尽力地争取政府的支持，毕竟这比市场的支持更直接、更容易也更快。
虽然类似的迹象之前也有，但今年以来才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也迫使我沉下来反思：如何理解人们这种动摇的自信？前几年弥漫在整个社会的那种自信情绪（尤其体现在广告中那种城市中产生活的闪亮时刻），又是怎么来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自信的情绪并不仅仅只是一些个体“对自己有信心”而已，那倒不如说是一系列社会因素合力的产物。
英国社会学家雷蒙·威廉斯曾提出“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概念，认为这是基于鲜活经验的社会意识，并由此“营造出某种特定的代际感或时代感”。从这个意义上说，
前些年的“自信”与近来那种“动摇的自信”，可以说正映射出当下社会中个体最真切的感知，也由此透露出时代变动的征兆
。
自信当然不是现代人所专有的，但无论在那个时代，它作为一种群体心理，通常都毫无例外地
体现出人们对外部环境的控制感
。
不用了解人类学著作就可想见：原始部落在靠天吃饭、软弱无能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神灵，因为“
当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过弱时，巫术便是主宰
”（马林诺夫斯基语）。知识、技术和生产力越是发展，人们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越强，他才能越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英国历史学家基斯·托马斯曾在研究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大众信仰后指出，农民对于收割庄稼、挤牛奶这种稳定可预期的正常事务，都是依靠自己能力的，但当他依赖无法控制的客观环境（土地的肥沃程度、天气、牲畜的健康）时，就会求助于巫术符咒。
他的结论是：“巫术的衰落是与人们的能力显著改善到可以控制环境相一致的。”17世纪以后英国逐渐改进了农业技术、医疗卫生的发展又消除了死亡的恐惧，“这样的总体环境肯定对于提高人们的自信心有所帮助”。
但在这方面，现代社会并非笔直向前不断进步的，事实上乍看矛盾的是，
现代人控制得越多，不可控的风险也越大了。
农业社会虽然靠天吃饭，但大体上每一年的收成还是稳定可预期的，波动不至于太大，它是“低风险、低回报”的；相比起来，现代的“市场”却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要想获得高收益就要冒险，充满着不可预测的波动——这在股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人必须精明地不断作出动态调整，而且还得在巴菲特所说的“投资的安全边界”之内进行。
问题是，就算是再内行的高手，也很难保证在几十年里都算准，而
风险的不确定性势必让人产生一种无法控制局势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航海、赌博、炒股、球赛这类结果难料的活动，即便时至今日都仍然是迷信最盛行的领域，因为此时人们只能本能地求助于神秘因素来获得确定性，由此让自己得以安心。
在“上帝已死”之后，神灵的作用通常也仅限于安慰，真正能对冲风险的，是两项近代欧洲的发明：18世纪在英国确立的保险业，将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变为数学计算的概率，这为中产阶级提供基本安全保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880年代的德国，则为工人创建了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这两者的结合和后续推广，使得发达国家（尤其是二战后的福利社会）的人民有了充分的生活保障，不论是理财、失业还是破产，甚至死亡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