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日本人是“工匠精神”，如今变成了“躬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躬匠精神”是指日本企业在面对问题时，不是积极地解决问题，而是采取鞠躬道歉的方式来逃避责任。
“躬匠精神”
在日本制造业中已经屡见不鲜，每当有企业被曝出造假丑闻时，企业的负责人都会召开记者会，鞠躬道歉，并表示会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然而，这些承诺往往只是空话，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甚至用承认错误-表面道歉-继续造假-反复道歉的态度来应付消费者。
道歉是会道歉的
改正是绝不可能的
责任更是不会追究的
这tm是一群滚刀肉吗？
不是一家两家日本企业如此，而是基本上都如此。
三菱电机、丰田汽车、高田气囊、神户制钢、小林化工、东丽等众多知名企业纷纷被曝光造假，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在学术界也存在造假。在日本考古界有着”石器之神“美誉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被记者拍到将包里的石器偷偷埋进上高森遗址。此后日本考古协会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藤村新一参与开挖的178处遗址中，有159处都存在造假。这使得日本关于旧石器考古研究全部作废，各种遗址也被全部撤销，连教科书都要重编。
京都大学的小保方晴子干细胞研究造假更是世界知名。她的研究成果如果是真的，别说器官移植，长生不老不是梦，因此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居里夫人”，“人间国宝”。全世界再生医学界都激动不已。之后全球各地的专家开始按照晴子的配方，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做出来STAP细胞，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成功。而且晴子论文里面的很多数据图片，也被人发现是抄袭或者拼接出来的。简单程度就连PS大神都不需要出动，只是调一下亮度颜色就复制粘贴上去了....
发挥躬匠精神的小保方晴子
她的论文导师笹井芳树承受不住压力，上吊自杀，遗书里写着：“小保方博士，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请一定要坚持下去，用事实证明STAP细胞确实存在......”
笹井与其说是武士道精神，倒不如说是耻感文化，因为小保方晴子的造假方式实在是有些低劣，作为专家他不可能没有觉察。通过献祭自己，来逃避后半生的耻感。
东京电力公司也是一样。作为日本核污水的罪魁祸首，原因就是他们连续造假几十年，隐瞒数据，最终酿成大祸。他们为啥隐瞒数据？因为数据公开，他们就要关闭核反应炉，进行维修，就要多花几千万日元。最终，为了省下几千万日元，他们坑害了全世界......
日本更加精益求精的，反而是鞠躬道歉的方式方法。如下图，被他们玩出了这么多花样。
可以说是用“工匠精神”，来实现“躬匠精神”。
本文不谈日本企业管理中的具体问题，而是谈谈背后的文化根源：
日本人到底是如何做到，一遍道歉一边继续造假而毫不脸红
？
其中蕴藏着怎样的民族劣根性？
日本的“躬匠精神”的
集中体现
，是侵华战争以及1946年的东京审判。
许多甲级战犯嫌疑人口口声声地说，他们怀抱着和平的意愿，但结果事与愿违。也有人声称，他们是反对战争的，但因是国家的决定，只能奉命行事。
这种说辞无疑是避重就轻，逃避罪责。
对于影响千万人的政治责任，中国人讲究的是“论迹不论心”。
也就是说，认定责任的关键，不在于动机或意愿，而在于结果。
政治上，所谓“好心办坏事”的案例数不胜数。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
通向地狱之路，往往由善意铺就。
只要智商正常，常识在线都会知道，政治家内心的善良意愿、美好动机或伟大信念，在其外在的实际行为后果面前微不足道。无论这些官员怀有怎样美好的意愿（假使真有），也无法一毫一厘正当化侵略战争的罪责。
日本官员普遍
的逃避责任的事实，生动地反映出日本权力构造“无责任”的结构性特点。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专家丸山真男，举了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说明这一问题，那就是“抬神轿”。
丸山真男
所谓“抬神轿”，是指在神道教的祭祀仪式中，
日本人
把供奉在庙里的神像“请进”神轿，然后抬着神轿游街。
丸山说，日本滑向战争深渊的过程类似于“抬神轿”。
一开始，一群人抬起神轿，但走了一段路后，他们就累了，于是把神轿从肩上卸下来，换了另一群人继续抬。但是这群人走了一段路后，同样卸下神轿，由第三群人继续抬。接下来“抬神轿”的人不断更换，最后，神轿稀里糊涂就被抬到了悬崖边上。当它再次被抬起来的时候，便坠入了深渊。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由谁承担神轿坠入深渊的责任呢？
最初抬轿的人不愿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并没把神轿抬到悬崖上。”后来抬轿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抬的时候，神轿已在悬崖边上。”轿子里的“神像”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会说：“我坐在轿子里，什么都不知道。”
错误是一起犯下了，但无人肯承担责任。
丸山真男的比喻非常形象。日本一步步走向战争的过程，正像“抬神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4年里，日本换了13个首相、19个陆相和15个海相。他们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属于不同的党派和政治势力，奉行着不同的政策，但就是这么一拨一拨的人，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将日本推进了战争的深渊。
研究者通常将其根源归结为，明治维新制定的宪法的系统性缺陷。
《明治宪法》有几个特征：
首先，天皇掌握国家主权，是唯一的正统性来源；
其次，天皇只有权力，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最后，国民对天皇和国家负有无限的责任，却无权判定权力体系的正当性。
日本天皇有绝对君主的一面，又有立宪君主的一面。尽管天皇享有绝对的权力，并是统治的唯一正统性来源，但在制定大政方针的层面，他却往往是“沉默”的，如同神轿里的神像一般。
如果天皇不说话，日本的政治要如何运营呢？
答案是：元老、重臣、首相和内阁成员把“神轿”抬起来，日本政府才能运作起来。
这些政治家一边揣摩着天皇的“圣意”，一边通过向天皇进言来运营国政。但在此过程中，他们要努力将决断主体模糊化，不能让民众发现是谁在拍板、谁在做决定。
比方说，一个决策明明是首相做出的，但它仍要被说成特别符合天皇的意愿，以避免架空和篡夺天皇大权的嫌疑。这样一来，日本的决策过程就变得非常暧昧和模糊。
那些“抬神轿”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如首相、大臣、高级外交官、陆海军将领，看起来权势熏天，但就天皇制国家的构造原理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天皇的奴仆而已。
他们尽管掌握国家权力，但绝对不会产生像希特勒那种掌控国家命运的独裁者的感觉。因为他们享有的一切权力，既不来自宪法，也不来自人民的授权，而只来自天皇的授命。
换言之，他们的荣耀，只不过是“抬神轿”的荣耀，他们的骄傲，只不过是“恃宠”的骄傲。例如，东条英机作为战前最有权势的首相之一就曾说过，他只是一介草莽之臣而已，像石头一样卑贱，天皇的光芒照耀在他身上，他才能发光闪亮。
明治维新充其量是日本的“文艺复兴”，并不是真正的源头，我们只能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大化改新去寻找源头。
上一篇（
要么不要脸，要么不要命的日本人
）中我们已经讲过，日本的大化改新，是为了对抗权臣借着外来宗教弄权的产物。
改革派为了加强天皇权威，创立了神道教。
神道教主张
天
皇是神的后裔
，
神皇一体
、祭政一致。
在行政和教育上与国家密切结合，进行敬神爱国、崇祖忠皇教
育。明治维新是天皇权威长期旁落之后，再次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加强神道教来保证天皇权威。
按理说，大化改新之后的天皇，应当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首脑，具有无上的权威，也理当承担教化万民的责任。
咋被这帮坑爹的日本人玩成这个样子的呢？
如果万事都能按照书本理论运行，那就太简单了。
看上去再好的理论，也挡不住人心的丑恶。
大化改新的同时，也开启了政变魔咒。
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处心积虑搞了二十多年各种政变，最终也没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天皇之位，被天武天皇（大海人皇子）夺了王位。
这档子破事，简直就是“曹操”、“司马懿”和“朱棣”的结合体，关键是这俩人还是亲兄弟。
此后天智天皇支系和天武天皇支系斗争了好几代，两派斗来斗去，正应了那句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天智天皇当年身边的
小
跟班
中臣
镰足，成为
最
大的赢家。
中臣
镰足因为从龙有功，死前
被赐姓藤原。藤原氏在王室斗争的过程中逐步执掌权力，成为日本最显赫的贵族。藤原氏得势后，干的事情比当年弄权的苏我氏过分多了，他们以外戚身份，以摄关（摄政和关白）政治的形式，架空天皇把持大权，长达四百年之久。
天智天皇当年长期躲在幕后操控，给了藤原氏很好的启发：既然我们家已经得到了天皇的实质权力，干嘛还非得坐在那个椅子上，成为众矢之的？藤原氏干的事情，除了废掉姜子牙后裔吕氏齐王最后的临门一脚，基本就相当于春秋战国的“田氏代齐”。
藤原氏弄权，日本的“田氏代齐”
这四百年间，天皇代代“自愿”迎娶藤原氏的女子为后妃。每个继位天皇身边，他妈、他奶奶、他老婆都姓藤原，小天皇又不善处理国事，当然就得那些“慈眉善目”的舅舅、舅子、姥爷们帮忙“摄政”。等天皇成年，按理说应当还政于天皇，但实际上“摄政”们换个招牌变成“关白”，继续行使摄政大权。
“
关白”的
唐名
叫博陆，源自西汉时废立皇帝的
外戚霍光爵位——博陆候。所以，你懂的。
摄政、关白、左右大臣等重要官职，几乎被藤原家包揽，成为他家世袭的官职。
权臣执政，外戚弄权成为日本政治传统，这就是所谓的虚君政治。
“万世一系”，实际就是天皇长期给外戚权臣当傀儡吉祥物。
被圈养起来的天皇，也不甘心一直做吉娃娃，先后想出了各种方式来对抗，比如说衣带诏，请地方诸侯进京勤王清君侧什么的。
在朝廷上下到处都是藤原家人的情况下，外人都不可靠，只能靠自己人。
从公元814年开始，第52代嵯峨天皇陆续将皇子17人，皇女15人，总计32人，赐姓源氏，降为臣籍，意思就是希望这些分出去的儿女，能够让自己的家系从小小细流，世代沿替，化为滔滔江河。此后天皇也竞相效仿，前前后后共有二十一位天皇赐与子嗣“源”氏，也就是形成了“二十一流源氏”，其中以54代清和天皇赐姓的“清和源氏”影响最大。后世提及“源氏”通常特指“清和源氏”。
清和源氏家谱
反正是万世一系，天皇夺权，一百年不晚。
降为臣籍的源氏，可以脱离藤原氏的监视和掌控，谋求发展，又由于他们和天皇系出同源，可以与天皇相互呼应。这种玩法，跟同为“万世一系”的英国王室异曲同工。英国人的玩法，是把国王的私生子散布出去，从而在虚君政治的同时，间接加强王室权力。
比如被刺刀架着回来复辟的查理二世，人称“快活王”，实际他内心最苦逼，在明知英国王位就是吉娃娃的情况下，到处找情妇播种留下私生子，愣是一个嫡系子女都不生。这些私生子女不属于王室，但是大多成为贵族。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约翰逊，祖上也都是王室的私生子。
快活王查理二世
有了足够的外部支持者，就可以打出旗号搞事情。
1086年，第72代白河天
皇退位成为上皇（退位后的天皇称上皇，上皇出家称法皇），建立宫内院厅，开始“法王执天下政”（《玉叶》）的院政时代。
院厅依靠武士（贵族私兵）不断扩张势力。国家大政均出自上皇院厅，号称“院宣”，威信大过天皇圣旨。从此日本出现了院厅和朝廷两大并行的政治结构。
在政治上，院厅大量吸收已经开枝散叶的源氏，以及地方上的中小贵族，与遍布朝廷的藤原氏相抗衡、到了1093年已经变成了藤原氏和皇族出身的源氏人数基本对等，甚至源氏还取得了局部优势，比如5名大纳言，源氏占了3个；到1103年，24名公卿中，源氏竟然超过了一半，藤原氏全面落败。
白河天皇非常得意于收归权力的成就，曾夸口道：“贺茂川之水、双六的赌局与山法师，天下间唯有这三件事不如我意。”言下之意是，曾经掌控朝廷数百年的藤原氏，已经不足道了。
但实际上，为了解决原有问题，开启了一个更大的潘多拉之盒。
相当于为了开个窗，把整面墙都给拆了。
院厅和朝廷政出多门，加之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使得朝廷内部一团乱麻。各方斗争越来越依赖武力杀戮，原本作为杀戮工具的武士阶层趁机做大，也生出了染指政权的野心。
在失控的武士屠刀面前，别说王室，连原来的高等贵族也一并成为傀儡。
随着先后两场贵族内斗——
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以平清盛和源赖朝为代表的两大武士集团崛起，掌控了朝政。最后源氏击败平氏，源赖朝就任
征夷大将军（日本武官最高阶），开创了镰仓幕府时代（1192年—1333年）。
“征夷”这个词，还是从汉语的“尊王攘夷”而来，起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实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问题是，中国和欧洲都有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为啥日本这么特殊呢？
距离大陆很近又相对封闭的海岛环境，是导致日本独特性的重要原因。
大化改新全面模仿隋唐，使得原本处于部落氏族社会的日本，获得跃进式发展。但实际上是脑子跑得快，身子还在慢慢爬，披着隋唐中央集权的外衣，本质则演变为春秋战国的贵族政治。
中国政治演化的主流，是千方百计打破“门户私计”，从贵族政治变成平民政治，日本则是根深蒂固的贵族政治，除了“门户私计”还是“门户私计”。
隋唐中央集权的背后，是培育出一大批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中产阶级，作为帝国统治的基本盘。日本的
贵族政治，背后是类似春秋时代的
庄园
经
济，庄园依靠的是农奴，压根就没有
自耕农什么事情。
实力雄厚的大庄园主（大名），又可以雇佣低贱的平民充当打手，实施以武力征服为主的土地兼并，进一步扩张其地盘。干得好的打手被赐予家臣身份，脱离贱籍，子孙世代习武成为职业军人，这就是武士的由来。武士的忠诚、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领主能对武士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的主从制度上，同时也是一种磨灭人性，以杀戮为天职的职业。此外还有一类经受特殊训练，从事特战刺杀，情报收集工作的人，被称为“忍者”。
宗教寺院和神社本身也是大庄园主，于是他们也组织自己的“僧兵”，胸怀佛经，手持利刃，加入红尘的纷争之中。僧兵借助神佛的威势，予取予夺，甚至和武士集团
一起，介入到对抗朝廷的权力之争中去。中国少林寺的僧兵，好歹用的是棍子，体现出家人慈悲为怀；日本僧兵可不管那一套，用的是比武士太刀更加便于杀戮的长柄薙刀，追求的是更高的杀戮效率。
手持薙刀的日本僧兵
武士和忍者，很类似战国四公子们豢养的“游侠”（士）。中国的游侠受诸子百家熏陶，除了武装对抗之外，还包含外交、兵法、经济、政治、农业、手工业多种技能的人才。比如刘邦年轻时当了二十多年游侠，最后以“游侠之王”的身份获得天下。日本的武士和忍者，功能要单一得多，几乎就只负责杀戮。正是在武士集团的手上，将“下克上”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商鞅变法后，评价秦人是“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日本则恰好相反，一言不合就私斗，动不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受中土文化影响，日本人也知道要“讲文明”，总得把这种没事就闹出人命的不文明行为合理化，代表所谓“耻感文化”的“荣誉体系”应运而生：
杀人是为了捍卫荣誉
。
与之相类似的就是中国春秋时期“士为知己者死”，欧
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也是一言不合就为了荣誉而决斗。由于日本本身基本没有文明内核，“耻感文化”实际上是中土文明带来的外部强加约束的结果。
日本被中土文化辐射影响得比较早，处在这种文化氛围时间最长，又因为岛国封闭环境，发育得也更加极致，武士阶层的“私斗”现象，逐渐变成了完整的武士道文化，将“下克上”演绎到了极致，同时也成为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封闭
环境”，
其实就
是导致
内卷的环境，内卷就会
使
得
来自外
部的
任何文化现象，都会在日本
发育得更加极致
，比如茶道、花道、剑道
、弓
道等等，
也可以统称为“
工匠
精神
”
。
工匠精神=内卷，乃一个硬币的两面。咱不能批判内卷的同时，赞美工匠精神。
武士道，是把“用刀杀戮
”
和“工
匠精
神
”
结合的产物。其他人把对方杀死就行了，日本人还要追求杀得有美感，包括杀人和自杀。可见当年日本人相互残杀，内卷到什么程度。
现在中国也全行业内卷，不用刻意强调，也会培育出大量的“工匠精神”代表，精益求精，卷死对手，获得胜利。
中国无人机，卷出新高度
比如说，如今中国的特产——无人机。
无人机这东西比刀好太多了，既可用于军事，也可以用于农业、旅游、测绘、物流、巡检等生产生活的各种用途，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之佳品。
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在低空经济全产业链的支持下，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武士阶层”——无人机飞手将走向全世界，给世界人民（特别是中东以及海峡对面的人民）送去各种温暖。
无人机飞手
征夷大将军上台，算是彻底把万世一系的天皇神性践踏了个干干净净，各地豪强（大名）都明白，权力的游戏到底是咋回事了。
虽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去挑战天皇的权威，但是有句话说得好：
“幕府将军，宁有种乎？
”
大家都是乱臣贼子，既然你能成立幕府做将军，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乱臣贼子心头最怕的事，自然就是其他乱臣贼子们谋权篡逆，于是玩命的给自己找正统，有了正统那么无论做什么就都是正义的了，就没有人有资格对自己指手画脚。
那么，什么是正统？
在中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要了亲命了。从汤武革命（指的是商汤伐夏，武王伐纣）开始，前后折腾出好几套理论。但聪明人太多，没一个能长期有效。
日本人见识短好忽悠，最后得出的共识非常简单粗暴：
谁能得到天皇认可，谁
就是正统。
幕府将军再把自己亲手打碎一地的天皇神像捡起来修补好，天天供着。在文盲老百姓看来，作为“天照大神”后裔的天皇，其神圣性反而得到了加强，天皇就是在人间行走的神。
对于各地大名及其家臣们来说，心里跟明镜似的：说好听的叫“天皇授权”，其实就是“天皇背锅”。
人家天皇还好有个“神权所受”护体，仗着“天照大神”后裔的噱头发发诏书，幕府将军又有什么？
于是，幕府将军又成了家臣们手中的吉祥物，属于日式套娃了。
应仁之乱（1467年—1477年）极大削弱
了幕府将军和守护大名的势力，开启了战国时代（1467年-1615年），“下克上”遍布全日本没一个角落。
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企图通过拉拢各路大名来扭转足利家的命运，没成想“驱虎吞狼”没玩好，倒是把尾张国的大魔王织田信长给召来了，依旧是恒古不变的下克上，被织田信长流放，室町幕府终结。
织田信长的野心更大，区区幕府将军他还看不上，他想要的是“天下布武”，重建中央集权。织田信长自己还没来得及下克上呢，就被自己的家臣明智光秀一句“敌在本能寺”，再次被下克上了。
“本能寺之变”留下了千古之谜：明智光秀的动机到底是啥？总不能是“下克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吧？
不过，这只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烦恼，对于织田信长的家臣们来说，明智光秀的脑袋就是大奖彩票，拿到了我就是下一代关白。
丰臣秀吉本名木下藤吉郎，是纯纯的毫无贵族背景的平民，最终
拿到人头彩票，实现了从一介布衣到最高领导人的华丽逆袭，比中国的刘邦晚了一千八百年，但也算虽迟但到，开创了日本历史。
游戏《太阁立志传V》宣传画，
中间这个猴子一样的男人就是木下藤吉郎，
织田信长平时就是称呼他为“猴子”
丰臣秀吉开创的“倭朝”（与汉朝相对）二世而亡，他
征伐朝鲜失败之后不久，丰臣家被德
川家康“下克上”。德川源于松平氏，再往前还能追溯到新田氏，属于日本老牌贵族，于是又回到贵族政治的套路。
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独特历史，不仅形成了日本特有的“背锅文化”，而且把这种文化深入到日本人的灵魂深处。
干活的人都是代理人而不是负责人，反正事情是下面干的，锅是上面背着，有好处大家一起分赃，捅了篓子一起鞠躬谢罪了事，谁也不用为此负责。
弄权的权臣，吉祥物与背锅侠二位一体的天皇，下克上的传统，以上要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日本独特的“无人负责”的组织文化，这就是躬匠精神的根源。
躬匠精神，可不仅仅是产品造假这么简单：
一方面，一起搞事同时又无人负责，这就是日本侵华越搞越大，最后不受控制的文化根源；这么不可控的一个民族，如果手里有核武器或其他大杀器，会搞出什么事情来实在是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自带背锅文化的日本，是天然的权力白手套，无论是控制亚洲，还是控制全世界。无论是谁背后操控，中国都将首当其冲受其危害。
以上两方面加起来，使得日本成为世界未来一个超级不可控的危险因素，绝不可等闲视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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