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近观美国之后的思考

做好区域国别研究离不开频繁的行走和交流。通过过去十个月内多次赴美开展国际交流，我们再度近观美国的感受与五年之前已有诸多不同。对于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可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认识 ：双方竞争性格局已经定型。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已经固化，要根本改变美方的总体认知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仅仅靠沟通、消除误解就能够达到的。首先，美国及其盟友已完成对华战略定性。在不同场合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中，美日韩学界对中国的联合排斥，以及美日韩学者普遍将中国视为对手国家的情况非常普遍。西方国家在观念层次看中国已接近“第二次冷战”的态势。在这种氛围下，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陷入孤立；即便是美国的知华学者在美国国内的声量也非常有限。其次，美国社会各界对华认知已经成型。美国内部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存在普遍误解，认为中国有明确意图取代美国，试图与俄罗斯联手推翻现行国际秩序，构建平行的国际体系，与中国有关的各种“阴谋论”盛行，一些前政府官员，军队、执法和情报机构成员以及右翼媒体界最为突出。

第二，对中美关系短期走向的判断 ：稳定与风险因素并存。目前，中美关系相较前两年有所稳定，但这种稳定状态非常脆弱且未必可持续。自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利好因素。中美禁毒合作成效良好，两军交流稳步推进，人工智能对话合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都对稳定中美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中美关系缺乏深层次的共同基础，加之2024年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目前的稳定状态未必能够持续。

短期内中美关系主要面临如下风险。 首先是台海局势。 台湾地区候任领导人赖清德即将进行的“5·20”就职演说影响不容乐观。 未来在其寻求连任时，台海局势可能面临更大风险。 其次是乌克兰危机。 美国不满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认为“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建设国防工业”，同时也关注中国对朝俄走近的反应。 再次是经贸和科技问题。 美国担忧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有可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出台新一轮的关税措施。 最后是南海问题。 中菲仁爱礁冲突是否会引起中美关系紧张，甚至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短期内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因素。

第三，对美国社会的总体观感 ：美国经济、社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诚然，美国确实存在政治极化、贫富差距、种族矛盾、治安恶化、毒品泛滥等一系列问题，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美国社会对于社会动荡有着相对较高的容忍程度。我们需要在美国社会的语境下看待美国的内部问题。

美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并未伤及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根基。第一，美国的自然禀赋优势没有改变。第二，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没有衰退。尤其是在加州等地，互联网经济高度繁荣，人工智能（AI）引领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AI技术可能导致爆炸性经济增长，有可能给美国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带来机会。第三，美国精英大学的高等教育质量没有下降。近期美国精英大学因中东问题爆发激烈抗议，引发警方强烈介入和全球关注。这些问题看起来全是“乱象”，但是需要看到另外一面，在冲突和动荡中的青年一代实际上在思考重大全球问题，思考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如何平衡自由与秩序。这是未来任何国家的领袖人才都需要的品质。一国的国际影响力总是有升有降，美国的影响力当前是在下降周期内的。但是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行为体的地位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改变。

第四，关于中美人文交流反思。 疫情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从而愿意来中国开展交流与合作。疫情发生后，中美之间许多交流中断，美国社会逐渐开始适应“没有中国的生活”。这种惯性使得美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认知，即“没有中国的生活”也可以正常运作。因此，即美国企业、美国学生来中国的积极性也很难恢复到之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