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摘要
高质量发展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从效率的角度更好地理解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利用2005-2019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研究基于松弛变量的Super-SBM模型，构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ICGOS-SBM)模型。通过引入效率思维，本研究从“质”的视角衡量了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探究其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a)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时间序列上呈现“N”字型特征，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b)不同城市规模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长江经济带上游带动中、下游的发展趋势；(c)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现象，并随时间的演化呈现增强趋势，且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自然禀赋较好的上游区域；(d)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轨迹主要在西南-东北方向来回移动，因其发展不稳定而呈现较为明显的在常德市与荆州市之间往返移动。旨在通过引入效率思维，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创新的视角。
Part2
研究背景
21世纪，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全球各国广泛关注。以往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如气候发展、环境变化、能源合作及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换句话说，是以往较低的资源利用效率及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传统增长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为解决这种不可持续发展问题，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是每个国家和政府所有部门的责任。紧随着，中国则提出要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其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主要驱动力，协调成为内在特征，绿色成为普遍形式，开放成为必要途径，共享成为根本目标。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政府在当前和未来发展的理念，是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条件。
同时，城市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加强城市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是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城市的自身优势，聚集、传播和运用各种资源，以中心城市为主要驱动力，带动区域发展、引领区域发展方向，是加快城市高质量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经。因此，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科学、完整、合理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此外，以往的研究仅是从“量”的视角进行发展水平的测度，忽略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质”,且未能充分反映新发展理念内部的动态关系。因此为填补现有研究的局限性，本文选定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长江经济带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内涵，引入效率思维，从效率的视角构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测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提出一些建议。
Part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通过熵权法来确定各指标项的权重，再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计算出作为SBM-DEA的初始数据。其次，采取Super-SBM模型，引入效率的思维基于“质”的角度，测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后，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以及标准差椭圆探究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
Part4
研究结果
借助Super-SBM模型计算公式，运用Max DEA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值
（图2a）。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值整体呈“N”型，出现“先升后降再升”的时间演化规律。具体来看，其演变规律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13年，从2005年的0.633增加至2013年的0.797，增长了25.91%，这说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高速提升；第二个阶段是从2014-2015年，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值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由2014年的0.752下降至2015年的0.729，减少了3.1%，说明变化不明显；第三个阶段是2016-2019年，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值又呈现缓慢上
升的趋势，由2016年的0.746上升至2019年的0.787，增加了5.5% ，但2018年却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给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及就业等领域带来负面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质量发展水平。
不同规模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可能因经济、环境等各因素发展不同而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本研究参考
城市规模分类的研究，依据非农业常住人口数量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分为
3种，即特中小城市（人口<100万）、大城市（人口数量100-300万）、特大城市（人口数量>300万）。根据2019年末非农业人口数量，将长江经济带分为3中不同规模的城市，其中包括12个中小城市、53个大城市、43个特大城市。
分城市规模看，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值分别为1.050、0.733、0.624
（图2b）。可见中小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平均值高达
1，说明其整体发展较好表现为DEA有效，即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优。
同时中小城市发展水平也主要集中分布在
1附近，可见中小城市整体达到了高质量发展水平；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中小城市，集中分布在中等发展水平，其中中小城市发展水平较高可能是因为它们区域发展比较均衡，而大城市地理范围广，区域发展不协调，且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所以导致大城市发展水平低于中小城市。因此，应重点关注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发展。
通过对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对比分析
（图2c），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呈现相同增长趋势，从
2005-2013年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014—2019年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平稳状态，其中2005-2013年特大城市增长幅度大于大城市，特大城市从2005年的0.466增长至2013年的0.753，增加了0.287；而大城市从2005年的0.66增加至2013的0.77，增加了0.11，尽管其增加幅度低于特大城市，但其整体发展水平高于特大城市，是因为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才导致其增长幅度较小于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呈现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1.115下降至2019年的0.975，表现为发展最优转变为发展较好。虽然中小城市整体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是下降的，但其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值为1.05，且其最低发展水平才0.95，说明中小城市发展水平较好；而尽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是上升趋势，但其发展水平随时间变化一直是低于中小城市，且其发展水平平均值低于0.9，是需加强发展的区域。
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本研究为方便分析将其分为长江上游、中游以及下游地区。其中上游包括重庆、云南、贵州以及四川31个城市；中游包括安徽、江西、湖北以及湖南52个城市；下游包括上海、江苏以及浙江25个城市。
分区域看
（图2c），长江上中下游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值分别为
0.877、0.671、0.649，其中长江中游地区的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值明显高于中游及下游地区，可见长江上游的平均发展水平好于长江中游及下游，这可能是因为上游区域自然禀赋较好；而下游区域发展水平则紧随中游地区，两区域发展状况不相上下。其中上游城市的发展水平比较集中分布在中等发展0.7左右，其次是分布于1左右，即DEA有效，其数量也与中等发展水平数量不相上下；而中游城市以及下游城市发展水平集中分布在0.6左右，即发展水平显著集中分布在中等发展，有待向高质量发展水平跨进。
长江中游及下游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随时间的演化发展趋势一致，均呈现上升演变趋势，其中长江中游由2005年的0.582缓慢上升至2019年的0.728，增加了0.146；而长江下游由2005年的0.537较为快速的增长至2019年的0.751，增加了0.214，可见长江下游区域的发展水平幅度快于中游区域，这或许是因为长江下游处于沿海地带且有较好的高科技技术及高科技人才；长江上游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先由2005年的0.796上升至2012年的0.95，再缓慢下降至2019年的0.917，可明显看出上升幅度明显高于下降幅度。此外，从整体时间演变趋势看，其中上游城市因较好的自然禀赋使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长江中游及下游城市。
为更好、更直观地分析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本研究将高质量发展水平范围分为3个部分，如下所示：
利用A
rcgis
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本文绘制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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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空间分布图（图3）。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水平提升了，同时随时间的演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逐渐先从长江上游带动中游，然后带动下游发展，且长江中游及下游区域中等发展水平的城市逐年增加。
为了进一步探索其空间分布特征，我们使用ArcGIS计算全局自相关(图4)。各年度HQD均呈正相关，且多数通过z和p检验，呈显著正相关，表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主要呈现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从时间演变来看，Moran’s I指数值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这说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推进空间集聚现象呈现增强的趋势。
在全局自相关分析的研究基础上可知，长江经济带整体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特征。但全局莫兰指数只能用于测算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是呈现聚集态势，不能探究其空间集聚的具体位置，即内部集聚与关联情况。因此，为进一步区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局部的空间相关模式，本研究基于Arcgis软件计算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局部M
oran’s I
指数，并绘制了2
005-2019
年的L
ISA
聚类图（图5）。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相关性是显著的，且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低-低集聚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区域、高-低集聚较为分散且这几年不存在低-高集聚区。总体而言，在长江上游的几个区域，如丽江市、攀枝花市、资阳市、南充市、眉山市、内江市、巴中市和广元市，表现出高
-高集聚，表明上游地区尽管经济发展较下游落后，但其绿色发展领先于上游，使其综合高质量发展水平较好；然而，在长江下游，如阜阳市、毫州市、滁州市以及宿州市处于低-低集聚，这说明这三个区域周边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长江上、中及下游均存在高-低聚集区域，如昭通市、随州市及宿迁市，这说明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地区被其他低水平地区包围的区域与时间推移有较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