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但学是学，讲是讲，用是用，习惯性的处理方式和思维依然广泛存在
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真相依旧不明。而当地政府的处理手段，更是引来诸多非议。新华社的一篇《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需要多久——三问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矛头直指事件处理程序。
4月1日，四川泸县太伏中学一初二年级学生在校内死亡，随着事件持续发酵，网络出现多版本的说法。4月3日，泸县公安发布《关于严厉打击网上造谣、传谣违法行为的通告》，通告称个别网民借此事件造谣生事，煽动群众聚集滋事，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并处罚部分人员。
但是，事实未清，质疑的舆论不断高涨。新华社文章称，记者抵达泸县调查，发现这起原本可以正常进入司法渠道的个案，逐渐演变为当前的群体聚集、警力封路、舆情汹涌。谣言四起，而当地却没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这让记者深深忧虑，老百姓对未知的恐惧要持续多久？这一案件又有什么难以公布的苦衷？这些问题需要当地有关部门做出明确回答。
事件为何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如何破解本来“可以正常进入司法渠道的个案，逐渐演变为当前的群体聚集、警力封路、舆情汹涌”这一似乎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困局？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表示，本案不管最终定性为何种性质的案件，都有相应的法律处理程序，即使后来不断发酵，成为舆论关切事件，无论是热点事件应对还是信息公开的处理机制，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这些规定都没能落地，法律再好，如果不落地，处理也会走样，最终就演变为有法不依。”
“如果事件处理能够回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上，一般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争议。但很多时候，基层处理热点引发争议，往往是因为跳过法治程序，使用另外一套处理方式。至于另外一套程序是怎么启动的，就不清楚了。”周伟说。
当地官方回复也引发追问。新华社文章称，目前此事仍未立案，理由从最初“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变为“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记者感觉，从“有”变“无”，一字之差，当地的责任就轻了很多。
新华社记者采访也颇为“不顺”。文章描述，严密防范让记者感觉到无形压力，所到之处都有人“陪同”。当记者提出采访死者母亲时，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问手机说没有死者母亲电话，问地址说不清楚地址。
新华社文章写到，4月4日，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约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访死者的爷爷奶奶和同学时，被跟随的“尾巴”招来一批镇村干部，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而记者被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周伟表示，根据新华社描述的情况看，“当地政法部门以及教育部门等，回应都很不专业。说明地方处理类似事件完全没有法治经验，也暴露出深层次问题，基层缺乏处理专业案件的能力。”
周伟进一步指出，个别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地方领导缺乏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治理水平，普通案件甚至被视为特殊案件处理。按照原来的传统思路，很容易与现代社会的特点脱节。尤其是在网络信息社会，政府不可能再垄断信息，信息多样性恰恰要求主管部门更及时更透明的公开信息，满足社会对事件的关切，还原事实，平息争议。
“如果处理得当，类似事件可能都不会在本地传播开来，现在却搞成全国性事件，值得反思。”周伟分析，该案之所以容易引起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涉及到普通人的安全感。
而“很多基层案件引发巨大争议，背后基本都有一致的处理逻辑。”周伟说，从已有的信息情况分析，各部门应该是统一了口径，当地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包括阻挠新华社记者采访等，这些处理方式反映的正是能够调动这些资源的力量的治理思路。
过往类似事件证明，不遵循法治思维的处理方式亦可能使很多执行者成为“受害者”。周伟说，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但学是学，讲是讲，用是用，习惯性的处理方式和思维依然广泛存在。
在周伟看来，现有事件处理已经陷入“僵局”，公众对当地机关的处理失去信任，由于之前的一些所作所为，即使今后的调查是真实的，也很容易引发质疑，所以，由上级派出调查组等解开这一症结可能更为合适，包括组织专业机构，将危机作为契机，转变思路，还原事实，使真相得到认可，争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