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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一百年前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所谓“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由此开启倡导文学革命之新篇章。
1916年低,在美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该文于1917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2卷5号,次期,陈独秀撰文《文学革命论》声援,白话文运动开始兴起;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又刊发胡适白话诗《两只蝴蝶》,中国新诗由此滥觞。
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电视媒体的推动下,我们迎来了新一轮“诗词热”。
百年间,我们的文辞习惯和生活方式早已变改,诗却穿过时间的重重帷帐,留存了下来。
事实上,在传统教育中,“诗教”一向承担着重要作用。《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儒家观点认为,在诗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诸多教化方式中,诗教之于一个人品格的养成、心性的熏陶意义非凡。所谓“温柔敦厚”,即不骄不躁,不温不火,谦和厚道,儒雅大度的人格品性和思维方式。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耳熟能详,幼儿能诵,字字简单,音韵流转,一“晓”一“鸟”一“风雨”一“花落”,自然之雅趣,生命之意味,皆在其间。古人见花落泪,闻鸟惊心,并非哀怨矫情,而是由于心灵自在安宁,万物于心中经过,都可留下痕迹,亦可由此感知自我。
古人诗教的传统,从来不止于字句的诵记,更不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让麻木讷然的心灵重新敏感,让受困于庸常生活的思维恢复灵动,更积极的意义,是培育“温柔敦厚”的品性和人格。
如今,诗教传统渐渐失落了。原本培养观念和价值的诗词教化系统,连同“不学诗,无以言”的时日一去不返。今天的大众古典诗词阅读,容易走向两个极端:“鸡汤化”,从诗词中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偏重诗词阅读的工具性作用;“神圣化”,将诗词阅读抬高为传统文化或国学的象征,囿于高校课堂和学者研究。
无论是以上哪种阅读,毫无疑问的是,纵使百年间语言变革、时代行进,诗在今日仍能打动人心。这或许恰因汉语本身的典雅之美仍深烙于我们的基因,并时时召唤我们的文化记忆。
诗词的魅力,本就在于阅读者对其产生的情感投射和智识共鸣。而在这个诗不再和我们的生活直接发生关联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读诗?如何了解诗?怎样借助诗,继续观照自我与他人的生命,知悉自身的境遇?当下迎来的新一轮“诗词热”,究竟会将我们带往何处呢?
为此,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从事诗歌批评研究的学者江弱水教授。从诗人到诗歌批评家,他一直渴望冲破时空的藩篱,打通古今中外,将诗还给诗本身。新书《诗的八堂课》,即是从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八个角度,致力于解决上述关于诗的问题,探寻诗之于人的意义。
江弱水,1963年生,安徽青阳人,现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卞之琳诗艺研究》《湖上吹水录》《诗的八堂课》等。
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诗歌就是唤起你对日常事物所拥有的魅力的重新发现。读诗读多了,事实上是让我们拥有更多情感表达的方式和能力。”
诗赠与我们的,无论是共情、想象能力也好,还是自我认知、品行养成也罢,都和血脉骨肉之中的某种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远不止是一时一地的企图与荣耀吧?
“适度的慵懒,其实也是人所拥有的最佳形象之一,不然约翰逊博士就不会承认懒惰的确逗人喜爱了。在中国古典诗,尤其是词中,那些美妙的女子常常微呈一些儿慵懒的意态:朦胧的星眼,蓬松的云鬓,以及滞涩的步容,于是‘懒’竟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字眼。西方亦然。波德莱尔诗中的女主角,少不了带几分热带阳光下的慵懒。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有诗曰:‘你的慵倦使我的眼中充满泪水。’”
江弱水常这样给学生讲诗,语调不紧不慢,有时在句与句之间沉吟良久,似在思忖字句的精准表达。“适度的慵懒”,可以言诗,也可用在他自己身上。任教于浙江大学的他,最怕早起,从不把课安排在上午一二节。在他看来,“朝九晚五比较好,朝五晚九就十分可怕了。那是成功学而不是诗学的时间表”。
借新书《诗的八堂课》,江弱水想好好谈谈诗,谈谈诗人究竟写什么,怎么写,读诗又应该如何去读。他以自己较为擅长的讲课的方式,从诸如隐喻、意象、象征和境界这些抽象概念中抽离,选择了八个角度: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力求打通古典诗、现代诗和西方诗,去探寻诗的奥义。
《诗的八堂课》
作者:江弱水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7年1月
“
诗是一加一等于三也等于零的那种东西。你平常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最终对这个二都已经麻木了,诗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忽然烟消云散时,看到的那个三、那个零。
1979年,江弱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那年他只有十六岁。读的是中文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就这样一路读了过来。他的任课老师余恕诚教授,是研究李商隐的专家,讲授的唐诗让江弱水至今难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舒婷、北岛、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出现在诗坛。“这样的诗我也可以写呀!”于是江弱水开始写诗。最初只是情之所至,信笔由缰,直到他读到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其中关于西方格律诗,尤其是商籁体的部分,始知除情感抒发之外,诗的对仗、用律、句法皆有讲究。当他读到其中引录的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的诗,那么有现代感和形式感,好像发现了另外一个天地。而正好是那个时候,西方诗的译介也重新被发现。袁可嘉所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影响最大,第一册中收录了卞之琳翻译的瓦雷里,冯至翻译的里尔克,还有袁可嘉自己翻译的叶芝。“在‘假大空’的时代过后,古典诗、现代诗、外国诗,三方面对我的冲击都是巨大的。”
《汉语诗律学》
作者:王力
版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4月
1982年秋,还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江弱水将自己写的一组习作寄往《译林》编辑部,转卞之琳先生收。没想到仅仅过了三个星期,就收到北京寄来的信。“一封卞先生字迹细密的回信,其中奖勉有加:一束我的诗稿,差不多每一首都用铅笔批上了意见;再就是一本装帧精美的诗集,香港三联书店增订版《雕虫纪历》。”从那时起,直到2000年卞之琳先生离世,十八年间,江弱水总能陆续收到卞先生寄赠的著译,两人通信多达上百封。在卞之琳的影响下,二十出头的他“十分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格律试验”,作品受卞先生激赏,曾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上撰文介绍。
1983年夏,卞之琳先生将余光中题赠给自己的诗集《白玉苦瓜》和《隔水观音》,让来访的江弱水带回老家细读,“从此对汉语的节奏和中文的肌理算是开了点窍”。
卞之琳(1910.12.8-2000.12.2),“新月派”代表诗人,著有诗集《三秋草》《鱼目集》《数行集》《雕虫纪历》等;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
90年代初,想到李、杜、苏、黄都跟四川有缘,做诗人不入川简直成不了气候,江弱水便到了重庆北碚,在西南师大读比较诗歌研究的硕士。但是,从那以后一首诗都写不出来了。后来去了香港,在中文大学中文系读博士,论文选题是《卞之琳诗艺研 究》。论文的答辩委员之一,是余光中。
“
诗是招魂的声音,是宽纵和亲昵的音乐,是引领我们回家的路。
一进入诗歌研究和批评领域,江弱水便知道自己做不回诗人了:“批评家因为装备太多了,没法做到贴身肉搏,白手鏖战。你刚写上一句诗,你身上的批评家就七嘴八舌来指指点点了,结果造成‘理胜于情’的局面。学人写诗,组织安排的能力强,自然感发的能力弱,写的诗就不自然了。”
一个批评家想成为诗人难,诗人想成为批评家呢?那倒是很容易。但江弱水对做批评也曾有过迟疑,因为大家都认为诗人了不起,创作者才是天才,哪有讲批评是天才的?“但现在我也许不这么看。有些时候,天才的批评家能够比创作者了解得更多。批评要有学,有识,也要有才,要有创作一样的敏感与想象。”
博士毕业到浙江大学后,江弱水的教学基本围绕着诗。从分析中国现代诗人与西方文学关系的《中西同步与位移》,到以现代诗学观点重释中国古典诗词的《古典诗的现代性》,他的很多书,都是从观念和文体等层面来解读古今中外的诗。做诗人虽然“他生未卜此生休”,好在诗的研究和批评的写作可以替代和补偿。“批评家的理论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写作。中国的文章有谁写得过陆机的《文赋》,写得过刘勰的《文心雕龙》?你能说这些不是创作吗?顶级的创作!假设我愿意称自己是批评家的话,我希望把文字写得很漂亮。这个漂亮不是美,而是到位,非常到位。”
《文赋》,西晋文学家陆机所著,为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图为唐人陆柬之书法作品。
在《诗的八堂课》中,江弱水讲诗也力求“到位”。比如,“博弈”一讲,谈到诗人可分为灵感和技艺两派,前者是“博”,是赌徒;后者是“弈”,是棋手。他解释为什么大家都推崇赌圣李白:“世人欣赏的是捷才,喜欢的是快钱。赌徒的胜利来得容易,棋手的成功取得辛苦,人情好逸恶劳,所以大家都愿意做那个买彩票中巨奖的幸运赌徒,你胼手砥足节衣缩食挣下一大份家业,头上是没光环的。所以李白容易被神化,什么御手调羹、力士脱靴、水中捉月等等。杜甫就没有人神话他。”
又如“声文”一讲,谈到张枣《父亲》的其中一句诗,“祖母给他炖了一锅/猪肚萝卜汤”,他提醒我们:“注意,这个猪肚萝卜汤如果换成莲藕排骨汤就完了,因为这里一定要zhū dǔ luó bo才接得上声口,以‘猪肚’呼应‘祖母’,以‘萝卜’呼应‘炖锅’,不说食材了,连声音听上去都很滋补。”
1962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
还年轻,很理想,也蛮左的,却戴着
右派的帽子。他在新疆饿得虚胖,
逃回到长沙老家。他祖母给他炖了一锅
猪肚萝卜汤,里边还漂着几粒红枣儿。
室内烧了香,香里有个向上的迷惘。
这一天,他真的是一筹莫展。
他想出门遛个弯儿,又不大想。
——张枣《父亲》(节选)
如今,在浙大的西溪或紫金港校区,常能见到一个颀长的身影,提着书袋,步履悠缓地走着。学生有的叫他“陈老师”(江弱水本名姓陈),有的喊他“江老师”,他都答应,却时常想不起那人是谁。他是“脸盲”,总记不住人的脸,但对诗的文字却一点也不盲,一首诗究竟是生、熟、涩、滑,还是甜、苦、酸、辣,他一尝便知,也差不多一见不忘。
写了十几年诗,研究了半辈子诗,究竟什么是诗呢?江弱水说,这属于那种“你不问我还知道,你一问我倒糊涂了”的问题。他沉默良久:“平实一点说,诗是精华的语言。一般人,想得到,说不出。诗人说出来,字字都在你意中,句句都出你意外,你一下子被打动了。打动你之后,可以说得玄妙一点了:诗是一加一等于三也等于零的那种东西。你平常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最终对这个二都已经麻木了,诗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忽然烟消云散时,看到的那个三、那个零。”
在《诗的八堂课》里,江弱水这样写道:“诗是招魂的声音,是宽纵和亲昵的音乐,是引领我们回家的路。”
新京报:伴随一系列诗词类电视节目的热播,当下又迎来一次“诗词热”。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诗词的学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江弱水:这总是好事。但是“热”不够好,“不温不火”更好。诗词不是我们从小就在读吗?哪一个人学会认字之后,父母不是教你“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呢?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诗教”,即诗的教育。我们的文化教育都是从文学教育开始的,文学教育总是从诗开始的。但如今我们总喜欢把一件事搞成比赛,比的往往不是写诗的能力和对诗的欣赏能力,而是背诵的功夫。背得多当然好,但诗也不是光要背的。有些妈妈会在孩子小的时候,教他背一百首诗,结果孩子长大就忘记了。诗总是要感动你,才有意义;你不理解、不感动的诗,不过就是一些符号。一般人对日常事物都麻木了,诗歌就是唤起你对日常事物所拥有的魅力的重新发现。读诗读多了,事实上是让我们拥有更多情感表达的方式和能力。读小说也一样。读小说就是体会别人在某种事件或场景中间那种情感的力量。阅读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过程,其实就是反反复复进入他人的心灵。不读文学的人,肯定一天到晚总是“我、我、我”,只知道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我”,不知道别人思想的深度、强度和高度。
新京报:大众读古典诗词,普遍习惯于走两个极端,不是“鸡汤化”,就是“神圣化”。前者从诗词中寻找解决自己当下问题的方法,后者将它们抬高为传统文化或国学的象征。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大众对诗词的阅读和理解更加深入呢?
江弱水:《论语》和《庄子》都能成为心灵鸡汤,诗词就更容易了。有很多诗的确有精神的按摩作用,比如白居易的闲适诗。但杜甫的诗,辛弃疾的词,鸡汤就不能定性。相比之下,诸子思想更有代表性吧。世界上的事情,平衡点最难找,各取所需,各走极端,这就是阅读的民主。一般我们喜欢一位诗人,会选好的选本,再看全集、评论、研究著作,最终变成铁粉。诗人的品级是按照铁粉多少和专家多少来定高低的。
新京报:似乎现代诗到今天为止并没有“热”起来?
江弱水:今年,白话文运动正好一百周年。胡适的“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最初发表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从那以后就算新诗诞生了。但是新诗一百年了,大众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大能接受?一方面是现代诗人的烂诗写得太多了,一方面是好的诗人没有被大众关注到。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教材没有把好的现代诗选进去。如果现代诗选一个“三百首”,当然比不上“唐诗三百首”;但如果选一百首,一定不会比唐诗三百首里面的很多诗差。所以我们不能狭隘地把诗词热限定为古典诗词热,现代诗其实应该热,可是还没有热。我的《诗的八堂课》不分古今中外来谈诗,原因就是不想独沽古典诗词那一味。
《湖上吹水录》
作者:江弱水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11月
新京报:初学诗的人都有一种困惑,就是如何判断一首诗,尤其是现代诗的好坏。一首诗的好与坏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江弱水: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时候简单好,有时候复杂好。诗歌的好坏,要看读诗的人。有些诗人更受批评家喜爱,有些更受大众喜爱。比如汪国真,诗歌卖得很好,专业批评家却不认为他好。总体来说,在最广阔的时代里赢得最多的人的喜爱,打动最多人的诗,就是好诗。一个人的否定不能代表全部。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就不喜欢他的作品。托尔斯泰认真考虑过这件事,也读了各种语言的莎剧,结论是——不知道好在哪里。在《诗的八堂课》里,我也或多或少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哪些是好诗?好诗肯定都有“味道”。这个味道是读诗的人读出来的。就像有人不喜欢榴莲,有人却嗜榴莲如命。诗就像水果,是个共名,然后分苹果、橘子。当然,诗毕竟不是科学,它没有一个度量衡。
新京报:关于读诗的方法,叶嘉莹先生推崇吟诵,就是抑扬有致地读出诗词的韵律和节奏。你如何看这种吟诵的读诗方法?依据你的经验,诗应该怎样读好?
江弱水:我听过叶嘉莹先生的讲座,也听过她吟诵诗。(《传统诗词有无必要大众化?听听叶嘉莹怎么说》)台湾成功大学的王伟勇教授也致力于诗歌的吟诵活动,做了很多年。我现在觉得,吟诵的方式无助于对古典诗歌的欣赏。我觉得还是用普通话读出来,甚至未必要读出声。现代人要阅读的材料太多了,所以我们养成了默读的习惯。能很自然地用普通话读出诗,当然有助于对诗歌韵味的回味。但是好多人以为,读诗就要用相对夸张的“话剧腔”朗诵,这简直是黑现代诗嘛。时过境迁,那种吟诵的方式,也会让古典诗显得怪里怪气。诗歌总是在一种相对平静的氛围里去读比较好。诗人并不是夸张的,夸张也一定不是诗的共同点。吟诵和朗诵都是带有夸张性质的。这种夸张可能会破坏诗,它们放大了不自然的部分。
新京报:在《湖上吹水录》里,你引车前子曾对你说的:“中国古典诗有种非凡的进入世俗生活的能力,非他国诗歌所有。进入世俗生活,但又非凡,大乐趣与大境界就在这里。至于新诗,目前的新诗,要么世俗,要么非凡,都不是(汉语诗歌)正道。”怎么理解古典诗“进入世俗生活的能力”?
江弱水:过去的中国人是最能理解平常生活和平常滋味的民族。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的比例不高。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整体的精神结构会不一样,也就是我们的眼睛并不老是“往上”,而是“往下”,会关注于周围和地上的生活,也就是此岸的生活,当下的生活。所以我们特别善于从世俗的、平常的东西里发现诗。现代诗人不同于古人,眼睛总是朝上看,要追求崇高,想非凡一点,超越现实一点,不像古典诗,能够即人、即事、即物。
现代诗人使命感强,要见证历史、代言民族、批判人生,要负担一大堆事情。
当然,最好的诗人会意识到古典资源的重要性,也会把古典的因素纳入自己的写作。现代中国人最好是咖啡和茶都喝,最好怀抱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我在《诗的八堂课》里就讲诗,不管它是古诗、现代诗还是西方诗,凡是好诗都读。好诗大家读。
《古典诗的现代性》
作者:江弱水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10月
新京报: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对古诗词的理解仅停留在意义的解释上。而诗词的魅力所在,恰恰是阅读者对其产生一种情感的投射或智识的共鸣。对于教育者而言,如何培养或启发这种投射和共鸣呢?
江弱水:其实,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也是在负担“批评家”的作用。他们也不是让学生背了就完了,还要指点一首诗为什么好,韵律好,描写好,还是用词好。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家,也有各种各样的老师。比如叶嘉莹先生就是了不起的老师。但她的主要作用还是“普及”。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他的作用则是“提高”。从任何意义上讲,他是更伟大的批评家,对诗歌的体会之独特,会让你在读他的批评时脑洞大开。(《纪念顾随:古典诗词的优雅与现代人的尊严》)我们做诗歌批评的,都会说这首诗好在哪里。但顾随可以说,苏东坡、辛弃疾这首词这几句差在哪里,可是尽管差了,最后还是好起来,那么究竟又怎样好起来的。我写《诗的八堂课》时,心目中有一个想要高攀的标准,就是顾随。当然我知道我攀不上。
《苏辛词说》
作者:顾随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5年7月
新京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钟锦在接受采访时说:“如若在孩子的感悟力还没有完全自主的时候向他们教授诗词,即使之后感悟力日趋成熟,孩子也会因对作品太过熟悉,再无法敏锐地体会其中的情感。”人们对于文学或诗歌的情感认知程度,会随时间的推移阶段性增长。应该如何教孩子慢慢了解诗歌的魅力?
江弱水:古人对孩子的诗歌教育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开始就读《楚辞》,一般都从字句简单的五言读起。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说,他小的时候爷爷教他背诗,第一首是“松下问童子”(贾岛《寻隐者不遇》),他很快就背熟了,回家背给爸爸听,爸爸很高兴,就教他“少小离家老大回”(贺知章《回乡偶书》)。第二天,他背给爷爷听,爷爷很生气,埋怨儿子把自己的教学计划打乱了。为什么读古典诗一定从“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开始?因为字都认识,句也简单嘛。关键的问题是,诗歌教育的过程中,不要把背诗变成负担。很多小孩对古典诗不感兴趣,就是因为小时候父母教他们背得太多了。我反而希望,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热”,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虽然“热”一下可能会好一点,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诗上。所谓“衣食足而知文学”,物质好了,开始料理精神了。怕就怕开始新一轮的背诵比赛。
本文整理自2017年3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3版。作者:张畅;编辑:张畅、柏琳、张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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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新京报》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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