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称,1919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妻子爱丽丝(Alice C. Dewey)开始了他们的日本和中国之行。杜威夫妇沿途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讲述这次东方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1920年,这些信被整理成书发表,题目就叫做《从中国和日本来的书信》,直到2016年才首次被完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中文版名为《杜威家书》。
▲《杜威家书》一书封面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2日报道,杜威夫妇本来准备单纯去日本旅行,但随后改变原有计划,转赴中国考察演讲,足迹踏遍当时的直隶、山西、山东、江浙、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
作为美国近代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当时已对美国以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大贡献,同时他也积极推荐社会改革,这些都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有过重大影响。
▲资料图片:美国近代教育思想家杜威
报道称,首次对中日两国进行访问时,杜威夫妇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两国发展的差距。
自明治维新至1919年,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日本新晋百万富翁们在热衷创办学校以“满足人们职业方面的需求”,东京剧院里面的观众“几乎与巴黎的观众同等专业”。同时日本也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比如让杜威夫妇感到兴致盎然的木屐、瓷器、漆器、艺伎、女儿节等艺术和风俗;日本整个社会干净、礼貌、认真。杜威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下雨天商店给顾客准备了鞋套,糕点被做成粉红色的叶形用去年的樱树叶包裹着。
▲ 日本东京一家酒店内摆放的“女儿节”人偶
中国留给杜威夫妇的最初的印象无疑是暗淡、令人失望和愚昧落后的。在杭州,城墙被拆掉了,贫穷的人们私自拆下墙砖来贩卖,或运到家里备用;儿童严重缺乏教育,在杭州这个当时人口30万的城市,给孩子开设的学校却不足一百所;童工使用泛滥,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中国人的普遍状态是浑噩和麻木的。杜威说,中国人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还有“糟糕透了”。
但杜威夫妇越是到了这次访问的后期,对当时两国社会时局有着愈加深刻的洞察和阐述,杜威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对中国社会了解的深入,杜威夫妇感受到在表面的浑噩后面,中国当时的社会各种力量和思想在角逐,整个社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反观日本,这个东亚岛国也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平稳进步。
▲资料图片:上世纪20年代的东京街景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的时候恰逢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将近一个月以后杜威到了北京,见证了学生们的努力,“数百学生在这里接受训练,然后走出去进行演讲,”杜威在信中写道,“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
▲资料图片:“五四”运动时期走上街头的 学生
报道称,这趟东方之行确实让杜威有了大量的思考,他看到了日本表面看似进步背后的危机,或者说是一种动荡,民族主义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到处推动反美运动。杜威跟他的女儿写道,“批判美国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从而遏制自由主义的感情,进一步为一个强有力的军部摇旗呐喊。”杜威描述在当时的日本,军国分子以爱国的说法为侵略正名,日本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迷惑。
▲资料图片: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码头
他还发现,日本女性地位不如中国女性。 决定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不得不放弃婚姻,而且法律明文禁止女性参加任何讨论政治的会议。杜威写道,“因为妇女居于从属地位。但是终有一日,这个被隐藏起来的缺点会瓦解日本”。反观在中国,留过洋的女性有时在婚姻上反而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资料图片:上世纪30年代来上海旅游的日本女性
杜威日记中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困难和危险,当时的那个世界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日本彼时好像试图掌管中国,对中国东北基本实现了完全控制。杜威告诉女儿,日本在中国的武装部队比日本本土的军队还多,达到了23个师团。在中国,“任何数量的小物件,只要是有用的,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日本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就像一张网,在悄悄逼近鱼群”。
▲资料图片:成立于1919年的日本关东军
而历史告诉我们,杜威的预测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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