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这么多时间、智力、财力、人力做量化研究，只因为科学研究的利器是实验，而统计分析是实验的可靠代用品。科学研究，终极目标是发现因果关系。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能发现因果关系，能应用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提高生存能力。动物的生存也有策略，比如，狮子捕猎时有分工、合作，有埋伏、佯攻、拦截，这种集体行动能力，既是狮子的本能，也靠观察和练习。与动物相比，人的巨大优势是有更清晰的分工和计划，清晰的分工和计划靠的是对因果关系的认识，而认识因果关系离不开科学。人类可以搞登月工程，其他动物搞不了。登月工程的背后，是对巨量因果关系的科学认识，出一点差错，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飞船重新进入大气层时会因为摩擦产生高温，正是靠对相关因果关系的准确认识，工程师们才能准确选择飞船外壳用的保护涂料、决定飞船进入大气层的角度，而这些决定直接关系到宇航员的安危。
哲学家们对因果关系讨论很多，这些讨论，是很精巧有用的智力体操。不过，自然科学家的学术训练严谨，他们做研究的基本程序就体现了对于因果关系的深刻理解，所以，他们不大理会哲学家争论什么，除非他们自己也是哲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在认识因果关系上补课的，倒往往是哲学家，更准确些说，是靠在大学课堂讲哲学的人，也就是叔本华嘲讽的“靠哲学谋生的人”。这些人，在思维上很容易两头落空，既不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天知道他们何以自信有资格指导科学研究），也未能保全常理和常识。他们心中的哲学，来自把鲜活的哲学思想变成标本的哲学教课书，而不是来自重要哲学家那些自成生态体系的经典著作。他们可以鹦鹉学舌，慢慢学会一套话语，虽然不懂话语的意义，但能运用纯熟。学这套话语的代价是失去常识，失去常理。
实际上，只要理智健全，单凭常识，我们也知道因果关系很复杂，认识因果关系很不容易。我们可以从最朴素的角度看因果关系。因，原因，是一个事件。一个人大汗淋漓，忽然跑进了一个冷窖，这是个事件；一个儿童八岁时开始进学校接受教育，这也是个事件；学童的教育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也是个事件。果，结果，也是个事件。伤风感冒，是个事件；开始识字，是个事件；书本知识由少变多，也是个事件。一个事件先发生，另一个事件一定随之发生；一个事件不发生，另一个事件一定不发生；二者相加，就是前一个事件与后一个事件一一对应（one-to-one correspondence）。逻辑学家喜欢用术语，把一一对应关系叫做当且仅当（if and only if，或iff）。（其实，老老实实把“if and only if”译为“如果并且仅仅如果”，比较好懂，但专家们不喜欢，也许是觉得生硬，食洋不化；“当且仅当”不大好懂，至少不如“if and only if”好懂，但专家们喜欢，好在一旦与英文对上号，“当且仅当”朗朗上口。这样的翻译有为渊驱鱼的积极功能）。两个事件一一对应，二者之间就可能有因果关系。注意，只是可能有因果关系。确立因果关系，需要科学程序；确立一一对应关系，也需要科学程序，不能依靠常识。原因是，单凭常识不能超越现实，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不可能观察到一一对应关系，现实世界永远是个多元嘈杂的混沌世界，无数事情同时发生。英国哲学家休谟有个著名论证，揭示常识的不足。他说，早晨，太阳升起，这是一个事件；过几个小时，夜间冰冷的石头变暖了，这是另一个事件。凭常识，我们觉得太阳升起继而高照是原因，石头由冷到暖是结果。但是，休谟说，这需要证明！理由是，在这几个小时中，宇宙间并非只有这两个事件，相反，有无数个事件在同时发生，凭什么说是太阳升起继而高照导致了石头由凉变暖？我主张石头变热的真正原因是鸟鸣，你怎么反驳？请注意，休谟并不简单怀疑常识，他只是提醒我们必须从怀疑走向相信，不能始终相信。另一位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经验科学方法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伟大的哲学，始以怀疑，终于信仰。这句话让张中行先生纠结了一生。他觉得自己有始无终。不过，张先生是幸运的。有始有终，固然高明；有始无终，收获机会；无始有终，虚度一生。
回到正题。现实世界混沌一片，这是常识。凭借这个常识，我们就知道，试图认识因果关系，试图发现一一对应关系，必须发现和排除三大干扰：一果多因，一因多果，虚假因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超越常识，需要开展科学研究。科学是一种认识方法，是严密的分析方式，主要手段是做实验，做实验是为了判断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是不是一一对应。做实验时，科学家尽最大努力严格控制实验环境，让被假设是原因的事件发生，不让被假设是干扰因素的事件发生，然后看被假设是结果的事件是否发生。自然科学家以实验室为工作坊，甚至为家，原因就是科学研究离不开实验。
社会科学向往称为科学，但社会科学以人的各种社会属性为研究对象。但是，严格意义的实验，基本上都不能用在人身上。用在人身上的实验，都是打了折扣的，不严谨的实验。例如，为了检验新药是否有效，现代医药学往往做双盲实验，双盲实验就是一种打了折扣的科学实验。双盲实验有个关键程序，就是实验组和控制组（对照组）的人，除了是否服药，其他方面最大程度相似。首先必须最大相似的，是两组人在生病这个属性上最大相似。两组人其他属性上的最大相似，依靠的是个抽样程序，叫做随机化，randomization。随机化就是自然化，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状况，或者说，最大限度地保持做实验之前的自然状态。具体点讲，在双盲实验中，随机化，就是让两组个体，除了在自变项（是否吃药）和因变项（病情如何变异）上有系统的共同变异，其他方面的变异都是随机的。其他属性的变异是随机的，它们对于因变项的影响就可以互相抵消。（顺便说一句，比较研究方法，即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法，也是实验的代用品。）例如，检验一种感冒药是否有疗效，对照组与实验组的人必须都患了感冒，并且是得了同一个类型的感冒，如果症状有轻有重，轻重的分布在两组人中要最大程度相似。我们知道，感觉得到了医治，可能产生已经得到医治的信念，如果对医治者有强烈信心，进而会相信自己必将痊愈，这个信念可以激活人体休眠的免疫功能，产生疗效。为了排除这种心理暗示作用，有个专门程序：实验组吃的真药与控制组（对照组）吃的安慰剂（placebo）外表完全相同；负责协助服药（或服安慰剂）的护士也不知道哪个是药、哪个是安慰剂，以免被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发现自己吃的究竟是不是药。这么复杂的随机化程序，跟前面讨论的抽样程序相似，目的是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人，除了在吃药与否上有区别，其他方面最大程度相似。在这样的安排下，如果吃药的那组人（实验组）与吃安慰剂的那组人（控制组或对照组），感冒症状的变异有“显著的”差异，那就证明感冒药起了作用，因为其他可能影响感冒症状的因素都被排除了（术语听起来比较恐怖：都被控制住了）。当然，差异可以是“症状减轻”，也有可能是“症状加重”。至于什么是“显著”，请看第四章。
双盲实验是打了折扣的科学实验，统计分析更是等而下之，只能算科学实验的代用品，类似义齿、义肢。社会科学研究，除了纯粹研究认知或反应问题的实验心理学，很难做严格的科学实验，连打了折扣的双盲实验也很难做，只能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设想，在市场经济下，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相比，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敬业程度比较高。这是个简单的假设，但不能做实验验证。有人建议设立文革省，就是划出特区，在特区内实行文革时的种种制度，请那些怀念文革的人搬到他们心中的人间天堂。这个建议，背后的假设是，那些口头怀念文革的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经不起检验，一检验就会暴露他们口是心非。如果能把这个设想付诸实施，是件很有趣的事，可惜这个设想只是笑话。社会科学家能设计精巧的实验，然而不能付诸实施，只能用统计分析作为代用品，这不是他们的错，是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极为特殊，有众多不可侵犯的权利。比如，口头怀念文革人，有拒绝接受测谎的权利。公共健康研究，很接近新药的药效测试了，但也不能做实验。举个例子，我们常说抽烟会影响健康，导致疾病，心脏病也好、肺癌也好，反正是致命的病。但是，怎么证明这个假设？最科学的办法是做实验。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科学实验，在人口中随机抽取若干1000对儿同卵双胞胎人士，把他们（她们）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1000人，控制组1000人。分在实验组的必须每天必须定时抽一定数量的烟，分在控制组的则不准抽烟。为了控制非生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这些双胞胎必须做同样的工作、住同样的地方、生活习惯也必须完全相同。这样的实验可以有力证明抽烟是否有害健康。但是，不言而喻，除非是在法西斯统治下，这样的实验没有可行性，根本做不了。可是，公共健康问题太重要了，学者们必须研究。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利用统计分析作为实验的代用品。在现实中，有些人抽烟，有些人不抽烟，不用强迫，也强迫不了；有人得肺癌，有人不得肺癌；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相当于自然实验。量化研究，可以抽样，抽到的样本中，自然会有抽烟的和不抽烟的，被抽进样本的烟民的资深度自然变异（因人而异），进入样本的人的健康状况也自然因人而异，把这些实质相干的和理论上相关的信息收集起来，然后分析是否抽烟这个属性（其变异可以在定比层级测量）和患肺癌这个属性（其变异也可以在定比层级测量）有没有非随机的、系统的相关性，有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