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210话|美国人欢迎自己被俘的将军，比凯旋归来的英雄还要热烈

唯有知识可以分享，也只有知识可以裂变成财富。

第三帝国的语言让拉开距离的、带有“去”（ent)前缀的词汇有所增长（尽管每一次都无从得知，那些词语是新造的，还是一般用语吸收了专业圈子里本已熟知的表达，以满足新的需求）。为防备空袭，必须将窗户弄暗，于是就有了每日的“去暗”（Entdunkeln)工作。房顶燃烧时，不可以让房顶隔层里堆放的物什给灭火者制造障碍，于是房顶被“去杂物”了（entrümpelt)。因为需要开发新的食品资源，于是：七叶树被“去苦了”（entbittert)……

为了全面地表述当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人们又广泛地引入了一个以同样方式构成的词语：纳粹主义几乎导致德国毁灭；如今，人们正努力使国家从这个致命的病患中得到康复，而这一努力就被称为“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我不希望，并且也不相信，这个丑陋的词语将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一旦当下的任务完成，它就会沉寂，成为一个历史的过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再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过程，即一个刚刚还具有超强生命力、仿佛注定将永世长存的表达，是如何突然间就无声无息的：它与制造它的局势一同沉没了，并会在日后为这个时局提供一个证据，犹如一具化石。“闪电战”（Blitzkrieg）和隶属它的形容词“迅疾地”（schlagartig)是这样，“歼灭战役”（Vernichtungsschlachten)和从属于之的“围剿”（Einkesselungen)是如此，“迂回困局”（wanderder Kessel)亦是如此——这个词今天甚至已经需要予以解说，它指的是被包围的部队绝望的撤退尝试——，“拉锯战”（Nervenkrieg)是这样，甚至“最终的胜利”（Endsieg)亦复如此。“登陆滩头”（Landekopf）从1944年年初存活到1944年夏天，当它膨胀成一个走形的庞然大物时，还依旧活着；然而，当巴黎失守，当整个法兰西成了登陆滩头时，这个词突然整个消失，只有在以后的历史课堂上，它的化石才会再次浮现。

同样，我们的过渡时期最为沉重的决定性词语也将是这个命运：“去纳粹化”这个词有一天也会沉寂下去，因为它要结束的这个状态不复存在。

但是到达那一天还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必须消失的不仅仅是纳粹的行为，还有纳粹的观念、纳粹的思维习惯及其滋生的土壤：纳粹主义的语言。

这个语言蹂躏和毒化了多少概念和感情！在德累斯顿业余大学的所谓夜中学里，在文化联盟和自由德意志青年团组织的讨论中，我一再地注意到，那些年轻人是如何在全然的单纯之中，在为弥补疏怠学业带来的缺憾和谬误而进行的正直的努力中，坚持着纳粹的思想套路；他们对此完全无知无察；那一时期形成的语言习惯迷惑并诱导了他们。我们当时谈论文化的意义、人道主义、民主，我感觉到，有光亮照进了，某些东西在有追求的头脑中开启了——然而，只要随便什么人提起了随便哪一个英雄行为或者英勇的反抗，或者只要是谈英雄主义——这种情况太容易发生了——就在这一刻，只要这个概念稍一露头，所有的清醒旋即消失，我们又深深地陷入纳粹意识形态中，被其乌云所笼罩。而且不仅仅是刚刚从战场上和战俘营里回来的年轻人；那些感到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更别说获得足够的欢呼的男孩子；那些没有从军入伍的女孩子们也都一样，她们同样完全束缚在这种可疑至极的英雄观念中。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一个人对英雄主义作如是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南辕北辙观时，那他的确不可能会与人道、文化和民主的本质发生一种真正正确的联系。

然而，这个在1933年几乎才刚刚学会了ABC的一代人，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单单撞上了“英勇的”（herorisch)这个词、以及这个词全部的家族系统的呢？对此，首先要给予的回答是，这个词始终是栖身于制服之中的，并且在三种不同的制服里，而从来不曾身着便装。

在希特勒的奋斗书所确立的总教育方针里，体能方面的东西遥遥领先，占据显要地位。他从魏玛保守党人的辞典里摘引出“强化体魄”（körperliche Ertüchtigung)这个表达，对其情有独钟。他颂扬威廉军队，声称这支队伍是一个正在腐烂的国民肌体上唯一健康的、并为之注入生命活力的组织，认为部队的任务首先、甚至唯独就在于培育体能。对于希特勒来说，性格的培养只占据第二位；在他看来，这一点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因为体能训练统领了教育，精神方面的东西自然退居其后。而这个教育纲领中最末位的、而且只是十分勉强地被纳入的、显得可疑并可鄙的一项工作是培养智力，为头脑输送知识养料。越来越多的新语汇表现出对思考者的惧怕和对思考的仇恨。

这个场景发生在帕蓬(Papen)内阁上台之后；那段新闻叫作：“斯卡格拉克战役之日，总统府海军卫士穿过勃兰登堡门。”

我这一生见过很多列队的情景，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里；我知道普鲁士的列队步伐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慕尼黑的上威森费尔德军训时，受到的训导就是，你们在这里至少要做到柏林那边的水准！然而，不仅是在此前，而且，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此后我也从未见过类似于那天晚上的列队，所有的列队，无论是从领袖面前走过的，还是穿行于纽伦堡的。那帮人甩腿踢脚，靴子的尖头似乎越过了鼻尖，整齐划一犹如唯一之举，犹如唯一之腿，所有这些人的身体摆出的姿势，不，是这唯一的身体摆出的姿势，充满着一种痉挛的紧绷，令那动作显得十分僵硬，如同那些已经凝固了的面孔，让整个队伍给人以极端反差的印象：既是生息已尽，又是生命力极其旺盛。只是我当时没有时间，准确地说是我当时没有自由的心灵空间，无法解开这支队伍之谜，因为这支队伍只不过充作了那一个人的背景，它被这个人物，我也被这个人物控制和掌握着，这个人就是鼓手长。

这个走在前面的人将左手抵在臀部，手指尽力伸展开，应该说，他是用左手支撑着向左弯曲过来的、寻求平衡的身体，同时，他的右臂高高地举向天空，手中握着鼓槌，而他的靴尖随着向上甩动的腿似乎在追逐那根棍棒。于是，这个人斜着身子在空荡里飘移，犹如一座没有底座的塑像，由一种贯穿其手指和双脚、从头至脚绷紧全身的痉挛，神秘地维持着不倒。他在前面所演示的，不是单纯的军事演练，而是一种类似于列队行进的上古风格的舞蹈，这个人集魔术师和特种士兵于一身。与其类似的紧张态和痉挛变形的扭曲状在那个年代里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中可以见到。在那个时代的表现主义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听到。但是在生活本身，在这个最冷静的城市的冷静的生活里，它令人感受到一种绝对新事物的暴力。同时它还散发出一种传染性力量。吼叫着的人们挤向这支队伍，逼近这支队伍，张狂的手臂似乎要抓进队伍里去，最前排一个年轻人瞪大的双眼里显露着宗教的痴迷神情。

这个鼓手长是国家社会主义给我的第一个颠覆性经历。此前，虽然它已经四处出击，我却一直视其为一群心怀不满的心智未启者的一时迷误，不足挂齿。在这里，我第一次见识了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下的狂热主义；从鼓手长这个无言的形象里，第三帝国的语言第一次迎面朝我袭来。

第三帝国的语言一贫如洗。它的贫瘠是根本性的；就仿佛它立下过一个贫困的誓言。

《我的奋斗》，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1925年开始出版，从此，第三帝国语言所有的基本特征已然确定无疑。当这个政党“接手政权”之后，这种语言就从一个集团的语言变成为一个国民的语言，也就是说，它掌控了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政治，法庭判决，经济，艺术，科学，学校，体育，家庭，幼儿园和托儿所。（一个群组的语言总是只包含这个群组所关联的领域，而不是生活的全部。）自然，第三帝国的语言也掌控了军队，而且在这里尤为花费力气；不过，在军队语言和第三帝国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的作用，准确地说就是：起初是军队语言影响了第三帝国的语言，后来军队语言又被第三帝国的语言腐蚀了。所以我要特别提及这种放射作用。

一直到1945年里，几乎是直到最后一天——当德国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柏林陷入重围的时候，《帝国》仍然在出版——他们印刷了无数的各类文字。传单，报纸，杂志，教科书，科学著作和高雅的人文作品。

在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广泛的传播中，第三帝国的语言始终贫瘠而单调，而且，与前面的那个“定位”一样，“单调”在这里，也要完全从词的本义来理解。我在这些年里的阅读是一种随遇而安式的，听凭我正好遇上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多次把我的阅读比作乘坐热气球飞行，热气球必须将自己交付给任意的一阵风向，放弃真正意义上的掌舵——，我就是这样，这会儿读了《二十世纪的神话》，那会儿又研究起一本《简明零售商年鉴》来，此刻拿到一本法学杂志翻过来读过去，下一刻又捧起一本药学杂志浏览一遍，我阅读了这些年里允许出版的长篇小说和诗歌。在扫马路的时候，在机械车间里，我听着工人们的谈话：所有的话语，不论是印刷的还是言说的，不论是跟文化人还是跟没什么文化的人在一块儿，都是同样的陈词套话，同样的口气腔调。甚至在那些被虐待得最厉害的受害者那里，在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必然的死敌那里，甚至在犹太人那里，到处都笼罩着第三帝国的语言，包括他们的谈话，他们的信件，也包括他们的著作，只要他们还允许发表东西，全都一样，这个语言一方面独霸天下，一方面贫瘠可怜，而且正是通过其贫瘠而威淫四方。

墨索里尼讲话四个月以后，我第一次听到了希特勒的声音。（我从未见过他，从未直接听过他讲话，那是犹太人所不允许的；开始时他在有声电影里走到我的面前，后来，当我被禁止看电影，并且也不允许拥有收音机时，我都是从街上的扩音喇叭里和工厂里听到他的讲话或者是讲话片段的。）1933年1月30日他当上了元首，3月5日是选举的日子，以确认他的当选，并产生对他俯首帖耳的帝国国会。选举的准备工作，其中也包括——也是第三帝国语言的一部分！——帝国国会纵火，以最大的规格进行，对于这个人来说，不可能会有人对他的成功产生怀疑；他在科尼希贝尔格发表了讲话，俨然胜券在握，无可动摇。尽管看不见元首，并且相距遥远，我却有了一个与墨索里尼那不勒斯讲话状况的比较。因为德累斯顿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前面挤满了充满激情的民众，希特勒的讲话从打上了灯光的宾馆正墙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阳台上站着手持巨幅纳粹旗帜的冲锋队队员，一支举着火把的队伍正从俾斯麦广场走来。他的讲话本身只是断断续续地飘进了我的耳朵，其实更多的还是声响，而不是句子。然而我却已经获得了与我至此为止得到的完全相同的印象，这类场景不断上演过很多次了。它与其榜样墨索里尼有着一种怎样的不同！

那个墨索里尼，无论人们感觉他怎样使尽全身力气往句子里注入能量，力图掌控他脚下的民众，他依旧还是在其母语的声浪上划水；不管他的统治欲望多强烈，他也仍然依赖母语；即便他从雄辩滑落至诡辩，也还是尚未走调、尚无痉挛的演讲者。希特勒则相反，他喜欢表现得如神父般庄严或者摆出嘲讽的姿态——这是两种他喜欢在其间不停转换的声调——，希特勒说起话来，更应该说是叫喊起来，总是很痉挛的样子。在最为激动的时刻，人们也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尊严和内心的平静，一份自信，一种与自己和周围的人群协调的感觉。而这种东西，希特勒，这个自觉的、全然的、原则上的诡辩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过。即使是在胜利的凯旋之中，他也不确定，而是吼骂对手和敌对的观点。他的声音里从来没有平和，从来没有乐感，在他的句子的律动里，永远都只有一种粗鲁的、对别人和对他自己的剧烈的鼓动和激荡。他经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只能是从煽动、怂恿者到被驱赶、追逐者，从痉挛的冲动激情到怒火和昏晕无力的恼怒，再到绝望。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我始终都没有弄懂，凭着他那毫无韵律和过度嘶吼的声音，凭着他那粗暴、常常非德语结构的句子，凭着他讲话的完全对抗性的辩辞，他怎么就能赢得大众、抓住大众、奴役大众呢，并且持续之久，令人心悸。据说人们仍然将很多东西归罪于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精神影响，仍然将很多东西归罪于肆无忌惮的暴政和令人战栗的恐惧，认为它们还在继续发生作用——（“只要他们还没绞死我，我就相信胜利”，这是柏林晚些时候的一个讽刺笑话）——，所以这是个重大的事实，就是那种精神影响能够形成、能作用几百万人、经受住所有的恐惧，持续到最后一刻。

有一个党卫军高级军官，哈勒或者是耶拿的——他讲述时总是对地点和人物做出准确的说明，“保证”一切都是从“绝对可靠的信息来源”获得的——，一位高阶衔的党卫军军官把他临产的太太送到了一家私人诊所。他观察她的房间；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幅基督像。“请您将那幅画像摘下来”，他对护士要求道，“我不想让我的儿子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胆怯的护士避开直接回答，说她会告诉护士长的，于是党卫军军官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然后走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了护士长的电话：“您喜得贵子，军官先生，您的太太一切都好，孩子也很壮实。只是您确实如愿以偿了：孩子来到世界上什么也看不见……”

在标点应用方面，无论是在个别人身上还是在群体里边，有时都可以观察到某种彰显性格特点的爱好和倾向。 学者喜欢用分号； 他们在逻辑方面的需要寻求一种作区分的标点，它既要比逗号坚决，又不能像句号那么完全绝对地进行界分。 质疑者勒南表示，对于问号，怎么使用都不会过于频繁。 狂飙突进对惊叹号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 德国早期自然主义喜欢用破折号： 那些句子，那一系列的思绪，不是用细致的书桌逻辑完成的，而是撕开断裂的，进行暗示的，保持不完整状态的，有一种匆匆的、跳跃的、联想式的质地，这一质地与这些句子和思想产生的状况很相符，与一个内心独白、与一场激动的谈话、特别是不习惯思考的人们之间的谈话很相符。

人们会猜想，第三帝国的语言，因为它本质上是玩弄辞藻、不断地诉诸情感的，肯定会类似于狂飙突进，沉湎于惊叹号。然而这一点几乎并不明显；相反，在我的感觉中，第三帝国的语言对这个符号的使用倒是相当节俭的。仿佛是它用那种毫无疑问的想当然的态度将一切都组编成了呼唤和惊叹，所以它根本不再有必要借助特殊的标点符号——因为，哪里还能找到平实的表述，以让惊叹语句凸显自己呢？

第三帝国的语言大肆使用、以致泛滥成灾的是引号，我想称之为讽刺引号。

简单的、初始的引号不过意味着一字一句地转述一个其他人所说的或者所写的东西。讽刺引号并不将自己局限于这样的中性的引用，而是对引文的真实性加以怀疑，兀自宣称所转述的话语是谎言。当这一点通过在演说者的声音里添加一种嘲讽的口吻表达出来时，讽刺性引号便与第三帝国语言的巧辩性格最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讽刺引号绝不是第三帝国语言的发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人在夸耀他们优越的文化时，当他们俯视其西方邻国的文明、视其为一种劣质的、流于表面的成就时，法国人每次提到“culture allemande”时，都必然要使用那一对嘲讽意味的引号。很可能，引号在使用伊始，就于其中性应用的同时还具有一种嘲讽性的运用。

但是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这个标点符号的嘲讽运用超过了其中性应用的数倍。因为这个语言不能忍受的正是中性性质，因为它总是需要有一个敌对者，总是需要把那个敌对者撕扯下来。如果西班牙的革命者经过斗争赢得了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有军官，有总参谋部，那么就不可避免的是“红色的‘胜利’”，“红色的‘军官’”，一个“红色的‘总参谋部’”。同样的情况还有后来的俄罗斯“战略”，还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张伯伦、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只不过总是讽刺引号里的“国家政要”，爱因斯坦是一位“研究者”，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是一个“德国人”，海涅是一位“‘德国’诗人”。没有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没有一份讲话的铅印文稿不充斥着这些讽刺引号，即便在较为平静的详尽的研究中也少不了它们。它们属于印刷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属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声调，是这个语言与生俱来的元素。

1900年，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要写一篇关于纪念碑的作文。其中有一个句子是这样的：“七〇年代战争之后，几乎每一个德国的集市广场上都曾经有一个战无不胜的德意志女神，配以旗帜和利剑；我可以为此举出上百个例子。”我的老师不相信，在边上用红墨水批注道：“下次上课拿一打例子来！”而我只找到9个，于是从此吸取教训，再也不敢在数字上大夸其口。尽管如此，在对第三帝国语言的观察里，我却有太多的关于数字滥用方面的东西要说，但在讽刺引号这一点上，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写下：“这方面的例子数以千计。”一般来说，这些数以千计的例子千人一面，但有一句例外，它是这样的：“人们对德国猫和‘高贵’猫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