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说：
“领导就是要让他的人们，从他们在的地方，带领他们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自从1968年应尼克松征召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纵横国际舞台五十多年。基辛格眼光犀利，有“中国人民老朋友之称”，为中美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重大，
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
2023年11月，百岁高龄的基辛格去世。无论你怎么看亨利·基辛格其人，他异常丰富的记忆和经历都足以构成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源，他的人生堪称一本历史教科书。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属于元老级的基辛格，也是许多总统和总理的非官方顾问和朋友。他99岁高龄时出版了《论领导力》一书，书中
选取了与他深有交集的六位著名领导人的生动案例和领导策略，深入探讨了他对领导力、领导决策的理解
。
这六位领导人包括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夏尔·戴高乐、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这些领导人继承了一个因战争而失去了所有确定性的世界。他们为国家重新确定了目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为变化中的世界创造了新的结构
。
在大变局的当下，我们可以从这些著名的领导者经历中汲取经验，学习他们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如何决策，学习他们追求理想和塑造未来的勇气，也能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局势。
任何社会，无论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都处于一种永远的过渡，那是从构成它记忆的往昔向激励它发展的未来愿景的过渡。在此过程中，
领导力不可或缺，因为必须做出决策，赢得信任，履行承诺，指出前行之路
。
人类的各种机构，如国家、宗教、军队、公司、学校等，都需要领导力来帮助人们从现有位置努力达到过去从未到过，有时连想都没想过的高度。若是没有领导力，机构会失去方向，国家可能日益变得无足轻重，最终导致灾难。
领导人在两条轴线的交叉处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第一条轴线连接过去与未来，第二条轴线连接长期价值观与他们领导的人民的渴望。
领导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分析形势。这要求首先根据本国的历史、风俗和能力对社会做出现实的评判。然后，领导人
必须在自己的所知与自己对未来的直觉之间达成平衡
。
前者当然是来自过去的经验，后者则必然无法确定，只能靠想象。领导人就是靠着这种对未来方向直觉的把握来确立目标，制定战略。
领导人若想让自己的战略起到激励全社会的作用，就必须担起教育者的职责，需要宣讲目标，消除疑虑，争取支持。
固然，国家按照定义拥有对武力的垄断，但依靠胁迫是领导力不足的表现。杰出的领导人能在人民心中激发起追随其脚步的愿望。
领导人还必须启发自己的班子理解吃透自己的思想，将其应用于眼前的实际问题
。
这样一个活力充沛的班子是领导人内心活力的外在表现，它能在前进的征途中为领导人提供支持，减轻决策的难度。班子的质量能使领导人如虎添翼，也能令其难成大器。
领导人在履行这些职责时，需要具备勇气和坚毅的性格这两个重要品质。
勇气和坚毅的性格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勇气有助于在复杂困难的各种选项中决定前进的方向，而这要求敢于超越常规；坚毅的性格有助于坚持沿着选定的道路走下去
，虽然在选择之时无法完全看清好处和危险。勇气在决断时刻能唤起美德，坚毅的性格能强化对价值观的长期坚守。
大部分领导人不是目光远大型人物，而是管理型人物
。
每个社会、每个层级的机构都需要管理人员来指导机构的日常运作。但是在危机时期，无论是战争爆发、技术迅猛变化、经济严重失常，还是意识形态动乱，维持现状都可能是风险最大的办法。
有些社会比较幸运，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
变革性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分为两种理想类型：政治家和先知
。
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明白，自己担负着两大重任
：
第一个任务是通过操纵环境来保全社会，而不能被环境压倒。
这样的领导人会拥抱变化和进步，同时确保在自己推动的演变过程中，本国社会仍旧不失基本的自我
。
第二个任务是牢记自身的局限，在追求愿景时保持谨慎。这样的领导人无论结果如何，自己都承担责任。对于许多以失败告终的伟大希望、无数无法实现的良好意图，以及人类事务中如附骨之疽的自私、贪权和暴力，他们一般都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类领导人是目光远大型的，或称先知型。他们
看待现有的机构制度不是考虑可能做到什么，而是考虑为了未来的愿景必须做什么
。
先知型领导人用自己超越当下的远见作为自己正确的证明。他们渴望有一张白纸供他们挥洒自己的宏图，所以将抹掉过去当成头等大事——精华和糟粕一概去除。
先知的高明在于他们重新定义了可能性
。
他们是萧伯纳将“所有的进步”归功于斯的所谓的“非理性的人”。先知型领导人相信终极解决，通常不信任渐进方法，认为那是对时代和环境不必要的让步。
他们的目标是超越现状，而非管理现状
。
两种领导人类型之间的分界线看似绝对，其实并非不可逾越。领导人可以从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或主要以一种类型的方式行事，但也采用另一种类型的做法。
丘吉尔在他的“在野岁月”、戴高乐在作为“自由法国”运动领导人之时，都属于先知一类，1973 年后的萨达特也是先知型。本书介绍的六位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都是这两种类型的结合，虽然更倾向于政治家类型。
本书介绍的六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夏尔·戴高乐、理查德·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李光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塑造的。然后，他们又成为战后本国社会和国际秩序演变的建筑师。
六位领导人中的每一位都经历了“第二个三十年战争”的洪炉，那是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毁灭性冲突。我有幸在他们六位处于影响力巅峰时期与他们相识，并有机会与理查德·尼克松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些领导人继承了一个因战争而失去了所有确定性的世界。
他们为国家重新确定了目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为变化中的世界创造了新的结构。
整个20世纪上半叶，统一后的德国要么过于强大，要么过于虚弱，无论过强还是过弱，对于欧洲和平都不是好事。1945 年年末，德国在欧洲和世界沦落到自国家统一以来最软弱无力的地步。恢复这一被压垮的社会的尊严和合法性的重担落到了康拉德·阿登纳肩上。
阿登纳出生于1876 年，距离俾斯麦统一德国仅过去5 年。阿登纳一生与家乡科隆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1917 年到1933 年任科隆市长，政治生涯涵盖两次大战之间因莱茵兰问题与法国发生的冲突和希特勒的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两次遭纳粹监禁。
1945
年9月15日，阿登纳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此后，他连续4次赢得大选，在总理位置上长达14年。阿登纳在就职演讲中接受了本国无限期的（有可能是永久的）分裂，同时又与占领德国的几个大国一道宣布了一项外交政策
：
阿登纳承认德国的屈从地位，同时又宣布了国家目标——与德国在欧洲的宿敌结为联邦并与美国结盟。
对于一个战败的、毫无斗志的社会，恢复民主主权是对政治家治国理政才能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被打趴在地的战败国根据它能够重新掌控自己未来的程度和进度评估收复主权进展的快慢。
阿登纳要扮演的角色既需要恭顺，以应对无条件投降带来的后果，又需要坚毅的性格，为自己国家重新赢得国际地位，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
阿登纳胸有韬略，腹有良谋，克服这些障碍不在话下。他的恭顺战略有4 个要素：
（1）接受战败后果，（2）重新赢得战胜国信任，（3）建设一个民主社会，4）建立一个超越欧洲历史性分裂的欧洲联邦。
阿登纳在这一战略之下，直面失败和历史包袱，在历史最低点上重建德国，最终改变了战败国的艰难处境，让欧洲和世界重新接纳了德国。
德国在阿登纳的领导下和他遗产的作用下脱胎换骨，自从1990 年10 月实现统一以来，一直是西方联盟不可或缺的一员。
法国虽然在1918 年赢得了战争，但内心比任何盟友都清楚，它距离战败仅有一步之遥。法国丧失了心理和政治承受能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令法国丧魂落魄的事情接二连三：法国年青一代黯然凋零，对战败的敌手畏之如虎，感觉被盟友抛弃，无奈无助之忧挥之不去。
改变历史的领袖人物几乎没有一个看上去像是一条直线的终点。戴高乐先是作为“自由法国”领袖，之后作为第五共和国缔造者和总统，犹如变戏法一般向人呈献出超越了客观现实的种种愿景。戴高乐在领导“自由法国”期间，言行始终不离同一主题：重建一个合法、强大的法国。
在这一过程中戴高乐说服了自己的听众，把他的愿景当成了现实。
对于戴高乐，政治不是可能的艺术，而是意志的艺术。
戴高乐一生中两次为法国掌舵领航。第一次是1940 年，大厦将倾时他挽狂澜于既倒。第二次是1958 年，他临危受命，阻止国内爆发内战。第一次，伴随巴黎的解放，这位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准将实现了4 年来他独自憧憬的愿景。
第二次，已是一位传奇人物的戴高乐从国内流放中被国家召回，
一是为了把立宪政府从它自己手中解救出来，二是为了带领法国人民走向后帝国时代，在世界上扮演一个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角色。
戴高乐为这一伟大使命设想了4 个阶段：
第一，恢复法国的宪政架构，成立一个有权威的政府；第二，结束法国的殖民战争，从政治肌体上清除这一溃疡；第三，制定一项法国军事和政治战略，清楚显示在防务和外交领域国际社会离不开法国；第四，顶住盟友压力，尤其是不情愿的美国的压力，捍卫这一战略构想。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法国和欧洲面对的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上，戴高乐的判断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看法相左，但没有一次是错的。戴高乐不仅有非凡的先见之明，还有凭自己的直觉采取行动的勇气，即使这样做的后果显得像是政治自杀。
他的一生验证了古罗马时代的一句箴言：勇者好运。
戴高乐的政治才华出类拔萃。他一生不懈地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留下了超越时代的遗产。戴高乐是靠以身作则，亲力亲为，而不是靠开处方领导和激励了自己的追随者。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法国外交政策依然完全可以被描述为“戴高乐主义式的”。戴高乐的一生是研究卓越领导人如何可以把握形势、创造历史的一个具体实例。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总统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被迫辞职的总统。
尼克松生于1913年，他从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中学到，他的国家必须在新生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69 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总统时正值冷战高峰。在战后年代里，美国似乎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国力，在海外四处承担义务。如今美国无论在物质能力上还是情感上都开始对以往做出的承诺感到力不从心。美国国内在越南问题上爆发的冲突已呈白热化。
美国国内一些人士于是呼吁军事上从越南撤军，政治上收缩。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在部署有效载荷更重、更精确、具有洲际射程的导弹。苏联在远程战略核武器数量上与美国不分伯仲。一些分析家认为，苏联甚至有可能正在获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美国人不禁忧心忡忡，担心会突然遭到末日袭击和长期政治讹诈。
尼克松在任期间，欧洲和日本始终没有强大到能与美国平起平坐。自尼克松任总统起，一直到冷战结束乃至之后岁月，美、中、苏之间的“三角关系”成为美国方针政策之一。可以说，这一三角关系为圆满结束冷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尼克松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把和平视为大国之间一种脆弱和易变的平衡状态，一种不稳定的均势。
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愿景是，美国应当在塑造一个变幻不定的易变世界中扮演主角。这一角色没有可界定的终点。尼克松认为，如果美国放弃这一角色，会导致天下大乱。美国的永久责任是参与并酌情引导国际对话。
1970
年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上解释自己的观点时说：
“权力是国际生活中的现实存在。我们彼此负有义务约束权力，与其他国家一道确保权力用于维护和平，而不是用于威胁和平。”
尼克松总统在5 年半的任期内结束了美国对越南的入侵，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在中东的霸主地位，借打开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两极化冷战置入一种三角动态格局，最终使苏联陷入战略被动。
尼克松的领导力体现在他的坚毅上：坚毅地克服自己内心潜藏的灾难感；虽身受捉摸不定因素
的煎熬，坚毅地把扑朔迷离的地缘政治走势与对国家利益的广义诠释相结合，面对逆境毫不动摇。尼克松坚信，在一个几乎注定会有紧张局势和冲突的世界，和平是政治家不懈努力产生的脆弱且稍纵即逝的结果。
政治家的责任是寻求在一个激发人心的未来愿景基础上寻求解决冲突。
安瓦尔·萨达特生于1918 年，作为一名埃及军官，在1942年因企图与德国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合作将英国人赶出埃及而被捕入狱两年，然后在亲英的前财政大臣阿明·奥斯曼遇刺后又被判刑3年，其间多数时间是单独监禁。
萨达特自青年时代起就认识到，埃及由于自身的历史，既不能屈居被征服的省份的地位，也不适合做阿拉伯世界的意识形态领袖。埃及的力量在于它对永恒身份的向往。
1970
年他被推上埃及总统之位，此时的埃及正沉浸在1967年战争败于以色列的震惊和沮丧之中。萨达特精明地将军事战略与外交相结合，努力收复失地，重建埃及的自信，同时本着超越当下的理念实现了与以色列长期以来渺不可及的和平。
安瓦尔·萨达特最著名的事迹是他为埃及达成的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
然而，尽管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萨达特的终极意图不是达成和平条约，而是要历史性地改变埃及的存在模式，在中东建立新秩序，以此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1978 年，萨达特和贝京因达成《戴维营协议》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981
年10月6日，萨达特在庆祝游行中遇刺，那场活动恰恰是为了庆祝由他发起、彻底改变了中东的分水岭式事件。他没能活着亲眼看到他所促成的西奈从以色列手中的回归。但是，萨达特耐心、沉静。他看事物用的是古埃及的眼光。对他来说，愿景会随着永恒的展开而实现。
李光耀生于1923 年，在1942 年差一点被日本占领者处决。他主导了太平洋岸边强邻环伺的一个贫穷的多族裔港口城市的演变。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安全、良治、繁荣的城市国家。
新加坡的领土“落潮时大约有224 平方英里”，还不如芝加哥大。
这个国家连最基本的自然资源都缺乏，包括没有足够的饮用水。新加坡独立时，国内饮水主要靠热带降雨。但降雨有利有弊，因为雨水使土壤中的养分流失，导致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按全球标准看，新加坡的190 万人口微不足道，还被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3个不同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弄得社会撕裂。它周边的国家比它大得多，也强得多，特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对新加坡的深水港和扼守海上贸易通道的战略位置既羡又妒。
李光耀非常清醒：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历史且在大国夹缝中求生的蕞尔小国，只有做到最好才能生存；新加坡不仅要求得生存，还要因追求卓越而繁荣。
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要生存，经济就必须增长。它作为一个民族要成功，经济增长的果实就必须由所有族裔的全体人民公平分享。它要保持国际地位，就必须在主要大国中建立影响力，特别是美国和中国。
李光耀敬佩美国，美国的摇摆使他感到不安。他敬畏中国，因为中国专心致志追求自己的目标
。
李光耀从历史上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和出于需求与美国建立的友谊中，为新加坡营造了安全和未来。
评价李光耀的遗产要先从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非凡增长说起。1965 年，新加坡人均GDP 是517美元，1990 年增长到1.19万美元，2020年达到了6万美元。157 GDP平均年增长率直到进入20 世纪90 年代许久都保持在8% 的水平。
新加坡成就了现代最了不起的经济成功故事之一。
李光耀创造了一个民族，还确立了一个国家模式。
根据本书导言中的分类，他既是先知，也是政治家。他构想出了一个民族，然后千方百计鼓励他的国家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出色发挥，实现发展。李光耀成功地把不断创造变成了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