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大学的一种传统
“斯文”
“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生前长年研究清华大学校史的黄延复常常在他的文中这样来勾勒已故老校长梅贻琦。黄延复做校史和梅贻琦思想梳理有二十余年，用他流传颇广的一句话说，搜寻对梅贻琦的“异词”或“谤语”却无所获，“我一直在找他的缺点，可是从来就没有找到过。”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作者：钟秀斌 黄延复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1年4月
55年前，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过世时，由蒋梦麟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随即撰祭文写下：“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评价之高亦可见一斑。
按照汉语的表达传统，所谓“斯文”往往是指有被人们认同的涵养、礼貌、教养，有尊重他人的内在意思，但只需简要回望梅贻琦的一生，就可知，把“斯文”用在他的身上，已不单是评说个人层面的向内修养，而是在追忆一种当时岌岌可危的大学精神和气质。历史走到现在，这样的担忧已不限于海峡彼岸。
梅贻琦是两岸清华任职最长的校长，其中北京十七年、台湾新竹七年，共计有二十三年，被称作唯一的“终身校长”。他此间一直在倡导和力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名师荟萃、鸿儒辉映”等理念，推动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落地并使之沉淀为一种传统。
“寡言君子”梅贻琦。
翻阅同梅贻琦相关的历史材料，都提到他的行事性格和原则，寡言慎行、低调含蓄、刚毅稳重。那些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有堪为深刻的印象，时间长了，他们习惯喊他“寡言君子”。梅贻琦也常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样一句在中国历史上被数不清次引用的话，言者何其多，但可以真正身体力行的却是凤毛麟角。
倒不是说张扬或高调就要被压抑、被否定，古往今来，谦虚的行事风格固然更易被偏爱，但风格本身没有正义与否。使梅贻琦成为中国大学史上最受尊重的大学校长之一的，更是他做事的笃实、对自由的尊重、对民主的坚持。他生前尽管少言，却字字珠玑，留下有不少的“口头禅”，如果说“大概或者也许是”是他的含蓄，那么还有一句“吾从众”则是他更重要的一面，尊重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尊重他们的表达与选择自由。
研究梅贻琦的学者常用朱自清的一段话来证明：“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朱自清说梅贻琦的口头禅“吾从众”是态度和涵养，这样的定义带有朴素的情怀，然而，与其说是态度或涵养，倒不如说是梅贻琦对一种民主治事方式的接受、笃行与坚守。
大学理念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以其行事风格、真诚、坚守和魄力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早期发展，使它成长为国内最受人瞩目的大学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北大、南开一起创下了“西南联大”（1938-1946）的辉煌。然而，与做出的贡献相比，梅贻琦被人熟知的程度轻了太多。即便是在前些年的一股“民国热”潮流中，有研究热，有出书热，有演讲热，他的身影也只不过是悄然而过。
左图：昆明“西南联大”旧址校门。
右图：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梅贻琦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原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的合影。这是原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后，清华从昆明回北平清华园第一次举办校庆。
不管是著述、才华，还是恋爱、婚姻，相比于其他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梅贻琦生前经历的故事性都显得颇为平淡。除了在西南联大期间发表的《大学一解》，他没有惊世的著作和才华，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同妻子简单相遇相识而直接走入平静的婚姻。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相较而言，长期以来，梅贻琦身上最被广知、影响最远的是这一句话，有时被简化成“大师论”。
梅贻琦是在1931年12月的校长就职演讲中首先提出的，按照他的说法，是参照了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他的口吻沉稳平静，而这段演讲也让后人传诵不已。这些年，每次面临大学教育中所涌现的问题与困境之时，人们已习惯前往梅贻琦的这句话身上寻求反思和批判资源，大学校长在演讲中引经据典也言必“大师论”。
梅贻琦相信，一所大学的生命力是在于大师而非大楼，他重教师人才和教育文化，“不拘一格降人才”，为清华和西南联大引来了一大批包括闻一多、潘光旦、华罗庚和吴大猷在内的学者。
《梅贻琦日记(1941-1946)》
作者：梅贻琦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4月
历史环境有异，高等教育的占比不同，简单、粗糙地对比往昔“大师”数量很难有说服力。但是，人们抓住了梅贻琦最中心的意思，并渐有一种共识，教师的研究水平、思想底蕴和师德是衡量一座大学价值的标准所在。如果教学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却有“丑闻”不断的学术造假和高校官员腐败，这样的共识变得愈强烈。
然而，细看梅贻琦的演讲全文，它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前提，“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于是对“大师论”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按照当时的情况，梅贻琦是在物质有了一定基础上才更偏重“大师”，在这些解读看来，从科研设施、图书馆到教师住宿都在呼唤更大的投入，不是大楼不重要，而是与“大师”的重要度不能、也不该分上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里吗？
回顾梅贻琦的一生，被人熟知的极少，这段被简化成“大师论”的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例。它蕴含着梅贻琦的大学理念。但事实上，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与社会转变，已使“大楼”与“大师”关系变得不再清晰如昨，学科越来越细化、学术论文和课题越来越精致，“大师”遇到新的问题，回望往昔，思索时下，止于表层的情绪已不能重识两者的关系。
建设大楼
“福利房走了，大学城来了”
“每月300‘大洋’”“一个工资供养一家四口，还聘请保姆，半年买下四合院……”这是前些年网上流传的民国大学教授工资单。早年依托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清华更是拥有国内可观的物质水平。不管是教授占比，还是高校数量或房价，所涉年代的背景相差甚远，只不过，这些画面仍构成了一种影响颇深的大学想象。
然而，与这些过往的想象相比，现在确有不同。如果说，自然科学（包括部分社会科学）对实验室设施与经费要求越来越高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现实，回到大学教师身上，中国却有不一样的情形，在他们看来，待遇不能同日而语，梅贻琦当年说的“大楼”被迫成了时下高校青年教师的一种渴望。
从历史的表层上看，这里所谓“不一样”起源于城市住房改革和土地的商品化。在上世纪末，单位制与福利“分房”在上世纪末渐渐式微，直至1998年住房改革退出历史舞台，自此，提供住房不再是一种强制性的福利。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商品化，被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巨变》称作市场经济的兴起前提，最后被商品化的土地（使用权），标识着中国全面市场化的到来。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作者：卡尔·波兰尼
译者：黄树民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1月
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勾勒市场经济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于北上广等大城市而言，那些错过集体主义单位制的青年教师遇上了前辈未有的生活重压；于中小城市而言，土地的商品化竞争轻、价格相对偏低，那里的高校可以在同等工资水平下，通过提供住房吸引着青年教师前来。
但土地的商品化，并非只中国才有，它是世界范围的情况。不同的是，研究中国城市的学者认为，沿袭了集体主义时期的土地和用地制度，以及城市政府的先有土地财政驱动，往往影响了市场价格的走向。历史走到现在，希望倒回集体主义时期的单位制福利房只是一种不可能的想象。
于生活重压下购房，梅贻琦说的“大楼”成了一种忧形于色的漫长追寻。与此不同的是，大楼建设以另外一种面貌即“大学城”出现，在2000年，河北省的廊坊东方大学城率先拉开序幕，随即上海、北京、南京和广州等城市的数以百计的大学城相继拔地而起。
廊坊东方大学城。
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都有不同类型的大学城，有的是自然形成，有的是规划而来。中国的大学城也是依靠规划，但确有差异，最大一点在于建设背景是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建设运动。
城市化在前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引擎，在上世纪末以来一度超越了工业化的财政贡献。不只是经济增长，城市化建设制造的城市景观，从CBD、天际线到地铁，都满足了百年来中国对现代化的想象和追求。
在此背景下，大学城既要推动经济发展，也要带来校园景观。但近些年，有的大学城已出现空城和债务双重困境。贷款建“大楼”，招生缩减，周围产业未顺势起来，土地转作房地产开发。与此同时，校内未有足够成熟的审计和监督制度，也成了高校贪腐的一张温床，对拔地而起的“大楼”的质疑声相伴而来。
设计大楼
办公室、教育与“大师”
梅贻琦在阐述“大学之道”时，是这样来说的：大学教育要培养“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断”。怎样才是“整个之人格”？依他的说法“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是“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
这样一种培养，离不开师与生的自由交流。现有的大学城，远离校本部集中而建是流行模式。教师办公室设在校本部，他们常常需要驱车或乘校车上课，中外大学史上被推崇的师生交流再难实现。当然，并非所有大学城都如此，而大学城本身也只是一部分大学。
更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回到教师身上。毫无疑问，学生的“整个之人格”，有赖于教师首先实现“整个之人格”，梅贻琦“大师论”重教师的道理也在此。但单就他们的学问而言，愈演愈烈的学科隔阂仍在冲击着其知识的完整性，而尚未因一些跨学科研究或团队的出现而有所改变。
知识被切割成碎片式的零散领域，是随着专业主义和研究分工起来的，推动过知识的增长和深化、世界的祛魅，但在细化的同时，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融和，知识的完整性的确将可能会被打破。这是世界性的知识处境。
学术论文和课题越来越精致、漂亮和细化，但落地到具体内容，能回应重大问题的能力却在变弱。只是在中国，课题和晋升制度加速了这一过程。
不过，按照美国学者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一种说法，大楼设计这件事本身即可帮助软化学科的隔阂。他研究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楼之时，发现这栋建于1929年的大楼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系，但配置教师办公室不以院系为单位，而是交叉分布。这种安排方便了不同学科教师的交流，产生了融会贯通的学科知识，颇负盛名的“芝加哥学派”就此而来。
芝加哥大学校园。
这意味着，从大楼的设计到办公室的安排，知识的碰触和交流是可以细化到日常生活中的，并不需刻意而为之。“大楼”和“大师”在此交融。
但如果不改变更根本、也更基础性的局面，即使再细致的日常安排也难以起作用，一个忙于课题和晋升的社会学者，哪怕对面或隔壁就住着经济学者、历史学者，是否会悠然地去串门探讨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
回顾近些年围绕“大楼”和“大师”的讨论，呼唤大师也好，重新认识大楼也罢，大楼的价值及其与大师的关系都在等待被重识。大楼与大师的确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并非有了大楼便有一半的“所谓大学者”，而那些以师生为中心的理念可以具体到“大楼”的设计和日常安排之中。如果大楼和大学城只是服务于城市化的经济增长与校园景观，校内也未有成熟的审计、监督和民主议事规则，原本同样重要的“大楼”可能变得不可靠，也很难等来人们所期待的“大师”。回顾梅贻琦的校长生涯，恰恰是对议事规则的坚守和笃行，使得他带领清华走向了成功并被历史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