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友苏小和老师把我气乐了。他在《幸亏我没考上北大中文系》（公众号“苏小和商业评论”）中说：“幸亏我没考上北大中文系，否则以我这种虚荣得瑟的性格，我要么变成先当秘书再当囚犯的牛逼人物，要么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又穷又酸、还极度自以为是的诗人。”
这话虽然不中听，但也很难反驳。中文系也会出贪官，也会出穷酸诗人。但是，任何系都可能出贪官和穷酸诗人，不能光让北大中文系背这个锅。
把我气乐的是苏小和声称幸亏没考上北大中文系前边的一段话：“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扯什么文以载道，文学历史学的地位很高，但从数学开始以来的各种分工性质的学科，都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演化出来，只能去模仿别人。即便是模仿，也只能模仿到一点效用的皮毛，永远学不会科学为什么成为可能，甚至连基本的问题意识都没有。搞笑的是，即便文学和历史学，人家的深度也比你中国文人强太多，看明白这一点，你就会觉得中国文学整体上也是一个肤浅的东西，弄了几千年也没有一本作品真正体察过人性的复杂性，没有一首诗歌真正关注过充满悲剧的人类命运。”
我的一个师兄读后评论说：“作者对大量复杂问题的圣心独裁的气魄我还是很佩服的。”
我也没有气魄跟苏小和对质每一句话。命题太大了，争论三天三夜未必扯得清。不过我觉得有几个逻辑问题还是可以简单讨论一下。
第一个，我不知道苏小和要对北大中文系厌恶到什么程度，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的锅都让北大中文系来背。其实你“幸亏没考上”的名单里边，还应该有北大历史系、北大哲学系、北大考古系等一长串，因为这些专业都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咱们就不逞口舌之辩了，明摆着的。
第二个，苏小和义正词严地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暗藏了一个前提或假定：中国传统文化理应一直保持先进性和可能性。因为，如果你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并未一直领先，甚至相当长时间内落后于西方，大可不必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么痛心疾首。本来它就是世界诸多文化中的一种，它有自己的弱点，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何必一竿子全打翻。苏小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恰恰说明他太在意。恨只是爱的另一副面孔。而这种由爱生恨，很可能是对中国特色历史教育的反弹。
中国特色的历史教育，一言以蔽之，我们从老祖宗开始一直牛逼，各种牛逼，也就从鸦片战争，顶多从清朝中期开始不牛逼了。我们的历史课本这么讲，英国人李约瑟也这么讲，说什么中国科学技术直到17世纪还领先世界。
而事实上还真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有必要知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独步天下的时间相当短暂。西方（包括西亚）栽培农作物比中国早三千年，青铜时代比中国早两千年，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也可能比中国早两三千年。在汉朝以前的古代史，中国一直是西方先进文化的追赶者，很大可能也是学习者。只是由于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方进入中世纪，中国才从隋唐到宋元领先世界了不到一千年。然后从明朝中期，西方由于大航海而再度领先。
如果看清这种历史大势，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曾经的领先是短暂的，而且是幸运的。用短暂的领先来要求中国从来都应该领先，不符合历史的逻辑。同样，以历史上中国总体相对于西方的追赶态势，期待中国传统文化理应演化出今日西方的种种成就，恐怕也是太过苛责。以此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有失公允。
苏小和应该不会不知道我讲的这些事实。而他依然采取了痛心疾首全盘否定的姿态，我宁愿理解为他是爱之切故责之也苛，就像鲁迅、柏杨他们做过的。
第三个，苏小和采取了一种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真空环境中的论述方式，而不去考虑历史演进的背景，这使得他的结论不乏突兀之美，却显得一厢情愿。
以北宋为例，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北宋是中国领先西方最多的时期。火药用于战争、使用煤炭冶铁、纸币和信用的发明，甚至百年未杀大臣的宽松政治、民告官极高的胜诉率，都让北宋看起来像是古典文明向近代文明起飞的前夜。北宋也有沈括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输西方的文艺复兴诸贤。但是很遗憾，中国文明的这个势头被两次游牧民族入侵打断了。
固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可以类比。如果西方未能复兴，恐怕西方人也会痛惜于罗马帝国的辉煌文明被蛮族打断，发出类似苏小和的哀叹也未可知。事实上，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本撰写其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因为吉本的年代，西方工业革命尚未开始，很多方面未必强过罗马帝国的水平。
文明不一定按照我们期待的路径演进，但文明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有相似的表现。苏小和说“中国只能去模仿别人”，他可能是对的，但这种模仿别人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弊端——如果它称为弊端的话。我们看到，西方从罗马帝国崩溃到文艺复兴的一千年，基本也是在模仿别人，并没有独立发展出科学和分工。文艺复兴之所以称为文艺复兴，就是当时的西方人试图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中寻找前进的力量；直到复述古圣先贤不再能够满足人们对世界的探索，新的科学、新的世界才从西方诞生了。
很遗憾，中国没有得到这种历史机会。西方学者也承认（伊安·莫里斯《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西方为什么主宰）》），清朝的朴学（考据之学）包含了很多导向现代学术的思考方法，假以时日，工业革命未必不会在中国发生；遗憾的是，西方的扩张打断了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可能性。其实早年我读顾炎武《日知录》的时候，也感觉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子。固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中国并不总那么幸运却是事实。因此我们也不能抛开历史机遇，孤立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得与失，否则至少是不公允的。
第四个，即便中国传统文化有苏小和讲的种种弊端，即便这些锅都由北大中文系来背，是不是构成“没考上北大中文系”可以称为“幸运”的理由？
至少二三十年前我读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我没听过中文系声称中国古代文学世界第一，更没听说中国传统文化牛逼到不行。荷马写史诗的时候，恐怕中国诗歌还停留在老百姓田间地头淫词艳曲的水平。日本妇女紫式部创作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中国文人连短篇小说还写不好，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热爱并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并不是为了证明它比荷马或紫式部早，也不为了证明它比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更深刻。它就是它自己，它就在那里。如果以此证明它就是“一个肤浅的东西”，这就相当于证明世界上除了海伦没有女人值得爱、世界上除了奔驰其他四个轱辘的东西都不配叫汽车。我们不是这样想滴，苏小和老师。
至于苏小和说“李白面对一堆山水发酒疯，其实很虚弱”、“杜甫你就不能去挣点钱把老婆孩子照顾好吗”，我倒真希望在北大中文系教过书的周作人、胡适、沈从文、王力诸先生也是这么想的。对了补充一句，同样觉得杜甫没出息的是郭沫若，郭跟北大中文系没关系，而且他认为杜甫是贪吃撑死的。
至于苏小和又说，“（杜甫）这样的文人写到最后，必然走向打土豪分田地，搞平均主义、福利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咱们的友谊还能延续，我只能说，嗯嗯，一切皆有可能！
